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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
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 年8 月）
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
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
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
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
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1949 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
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
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2 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
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
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
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
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
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
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
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
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
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
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
“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
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
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
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
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
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
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
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
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灺
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
—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
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
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
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
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
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
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流苏并
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
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
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
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 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
——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
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
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
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
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
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
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
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
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
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
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
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
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
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
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
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1984 年1 月，我在香港，以鬯伉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
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对社会主义感
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国内曾经“运动”成风，
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
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
我很代张爱玲惋惜。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
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
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
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
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
去作者原有的美。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
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实事”，而且
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
信，就像老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
也须有依托，张爱玲1953 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
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
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
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
的，在国内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
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
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
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
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
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
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1984 年11 月22 日，
完稿于北京颐和园左近
《台湾散文选》序
《中国近代散文选》为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先生所主纂，经营两载，
上起“五四”至30 年代诸家，下迄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遐搜博采，洋洋
大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把其中台湾作家的部分，酌加调整，命名《台湾散
文选》，移栽于大陆。近年台湾作家的小说，已有不少络绎渡海内来，有的
已搬上银幕荧屏，诗也有了一些，而散文的荟萃问世，还是第一次。我有一
种私见，以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散文最具直抒胸臆的特点，便于心灵交流。
今夕何夕，共此烛光，海峡两岸，蒹葭苍苍，也实在参商太久了。
中国自古为散文渊薮，源远流长，“五四”时代内经新潮涤荡，外受西
风吹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先声夺人，成绩最为绚烂。70 年来，名家辈出，
百体纷呈，孳乳繁衍，已形成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体。而世事惊涛，席
卷天地，影响所及，散文的曼衍起伏，曲折正自不少。作家感觉敏锐，愤世
忧时，致使腕底风雷郁结，文格偏于峻急，是很自然的事；而散文这一大河
中的支流分派，因缘时会，或逐浪而奋飞，或因势而变风，或谢时而芜秽，
互为消长，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学是人类精神升华的表征，政治的辐
射，时局的动荡，难免吹皱一池春水，但政治自政治，文学自文学，强使合
流，等于焚琴煮鹤；此中况味，感受已多，现在潮平岸阔，月白风清，正是
洗盏更酌的时候了。
《台湾散文选》共收34 家的作品，计73 篇，30 余万言。庄容隽语，婉
喻微讽，玄思遐想，抒情感怀，体貌品类，大致具备，而通体整齐和谐，显
示选家谨严的识力和作风。编选体制中有个特点，是循古人编选诗文总集的
成例，每一作家，文前系以简明的传历，便于读者人文相印，增生亲切感。
入选诸家，从年龄看，与“五四”同龄及20 年代出生的占小半，30 至40 年
代的占大半，50 年代的只有三位。中国近代史忧患相乘，绵延达百年之久，
这个时代的男女老幼，概乎言之，都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反过来，当然
也可以说生得其时，因为毕竟亲历了惊心动魄的伟大世变。但无论如何，总
是多少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承担了世纪的怆痛，天地悠悠，幽州台上的感慨，
千载以下，依然浸染眉宇。从籍贯看，籍逮本省的屈指可数，多数是家在大
陆，蓬飘萍寄，因此离恨乡愁，时复缭绕笔端，“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
真。”北京亭园的牡丹丁香，四合院里的日长昼静；惊涛骇浪、咆哮东流的
黄河，“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不见于地图的无名溪谷，长留于心
版的风土人情，都是作家神游的所在。在海岛土生土长的作家，向往的也是
高原莽荡、落日苍黄的“幽幽思古之情”。从经历看，绝大多数是大学文科
出身，又献身于大学讲坛；半数以上，且曾远涉重洋，有的学成归来，有的
栖止海外，掌教执业，最集中的地域是新大陆。这里鲜明地反映出台湾政治、
地理、社会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自然也会影响作家的心眼手法。女作家
数量比重不小，细腻、委贴、灵秀、豪放，各擅胜场，恰巧和大陆文坛近年
出现的风光互相映照。
30 年来，台湾文坛的风雨似乎不少，但在这片散文世界里，却有一种尘
埃落定、水净沙明的气象，可以看作是台湾新散文成绩的一次检阅。台湾孤
悬海外，新文学的土壤同样是“五四”，不过感受时地风水的折光，同中有
异，异中有同。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缅旧怀往，托物寄兴，友谊温煦，骨
肉情亲，童年瞬息，记忆常新，这类传统的散文风格，潆洄流贯，一脉相承；
但观察更为细密，视野更为开阔，抒忧发愤，更见深广，题材也有所拓展开
掘。狭巷生涯产生“巷道意识”：区区心房，能载得多少宇宙的痛苦！但万
家灯火，正在迎接归人，无线电里的新闻广播，也会望衡对宇，瞬间把世界
勾连成一片。鸡尾酒会的热闹与殷勤，覆盖着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偏枯
的物质文明，不但吞噬自然，而且荼毒性灵。寄生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从
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构成整个生存价值的记号，“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
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失根的兰花，因风四散的蒲公英，
门外即天涯的浮浪感与失落感，生活的新经验，给散文图谱带来新意象，包
孕着深邃的思索。表现技法也有新的体现，不同程度地从青涩转向黄熟，从
清浅转向丰深，从直白转向蕴藉。有的铅华落尽，真纯始见，娓娓而谈，引
人入胜；有的功候深藏，秀丽内含，闲闲而来，风致自见。据所知，60 年代
的台湾，曾爆发“横的移植”与“纵的传统”之战，现代西方思潮风行一时，
而在这些散文佳作中，却绝少见外来虚无消极的影响。可见中华民族载高履
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赋予了后代多么强大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特别动人的是“一颗远悬的中国心”，共鸣交响，渊渊作金石声，走得
越远，回音越强。客居遥远的美国洛矶山下，爱倾听屋檐下水晶的羌笛，只
因为容易牵动八千里的乡心。在西雅图的多雨节季，凝神静坐，细读台湾先
贤遗诗，“一万里在缥缈烟波以外，三百年入断简残篇之中”。或者在雨中
心越灵飞，效《楚辞》天问：“生命何来？万象何俱？文化何始？历史何展？
而我又何自认？”瞿然惊觉此身远离灿烂文化的主流，脚下已不是孕育自己
的乡土：“我来自雨水满布的三江五岳，来自中华文化的根桩，我的生命来
自殷商实物深埋的沃土！？ 。我的精神仍汇入本位文化主流之中，是这主流
带动着我参与宇宙天机的生命运行的！”
还有更撩人心弦的呼声：
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分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
人。？ 。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国耻都贴在你的脸上。
于是你不能再推诿，不能不站出来，站出来，而且说：“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
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
因为古老的大陆，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的
大摇篮”；素朴的事实，远胜深奥的哲理。而这种崇高的民族整体感，只有
经过彻骨的震撼和灵魂的炮烙才能体会。50 年前，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
系》选编诗集，收前辈诗人59 家，其中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
李金发这样的姓氏在内，而在《导言》中独许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几
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而在台湾的散文家中，爱国热情力透纸背的，
却指不胜屈，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我们还听到了“散文革命”的声音，提这个口号的是诗人兼散文家余光
中。他有一整套醒目的主张；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
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楬橥从“五四”破茧而出，使散
文与当代生活的节奏同步；作家要具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掌握文字的高度
适应力。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
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
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
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数量可观的散文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
的主张。试读读《听听那冷雨》，看看他对散文艺术作了多少探索与革新。
以雨入诗文，古往今来，何止千百，而并非每一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
意境、面貌、个性，自己独创的文笔。他使用重重叠叠的叠字叠句，参差错
落，贯串全文。有的是近似的排句反复出现；有的是同声叠韵，如“走入霏
霏更令人想入非非”，“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别具匠心；句子的结
构灵活多变，短句短到点点滴滴，一字一句，二字三字一句，长句像连绵不
断的雨脚，一口气长到39 字；杂以流动自然的少量韵语段落。方块字的形
象性和平仄声，神而化之，竟凝结为一幅绵绵密密、千丝万缕的雨景，一阵
阵远远近近、紧敲慢打的雨声，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清清冷冷的雨味，
飘飘忽忽的雨腥，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同时渗透每根神经。李清照
的《声声慢》连叠7 字，称“卓绝千古”；杜甫的公孙剑器，白居易的浔阳
琵琶，王禹偁的黄岗竹楼，脍炙人口，都乞灵于巧妙的借喻形容，而《听听
那冷雨》，却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
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得是别辟一境。
台湾风物宜人，土地膏腴，却并不对艺术创造提供良好的条件。台湾文
学的成就，我坚信将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章，给以
足够公正的评价。
为《台湾散文选》作序，我不是适当的人选，因为“寡人有疾”：我既
粗疏寡学，又孤陋寡闻，对台湾文坛所知甚少，本集诸家的作品，百分之九
十九是初读。1984 年5 月，在国际笔会东京会议期间，有一面之雅者，不过
杨牧先生等二三子；只是四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现代文学研讨会上，
有幸认识余光中先生，得开眼界，接触他的作品，自此锐意搜求鸩读，以为
暮年一乐。由于心折，难免偏爱，因此对他谈得比较多。希望不止于一偏万
里，伊于胡底。鹊桥难渡，心源可接，妄言多失，读者谅之。
1985 年7 月18 日时在上海盛夏中
历史学家的散文 ——唐振常《澳洲散记》序
我国实行启关去锁，对外开放以来，描述异国风光的文字日见其多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新事物，却并非破天荒第一遭。稍一回顾，清末维
新运动前后，有识之士蒿目时艰，瀛海采风，遥天述异，就曾经时行过一阵。
容闳、王韬、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人，就都有过类
似的著述。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