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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生同志穷年累月，搜罗了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孤岛”与流转南北的
作家间往来简札，纂集成书，要我赘以片言。烽火连天，荆榛遍地，尺素书
来，万金不易。我是过来人，深懂得其中包含的意义，因此乐于从命。望读
者不嫌辞费为幸。
心路沟通，需要信息媒介，书信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但具
有重要的感情价值和实用价值，如果文情并茂，还有文学价值；鸿爪留痕，
兼有历史价值。古时不像今时，书信投递很困难，因此也更显得非比寻常，
成为诗人咏叹的好题目。岑参的《逢入京使》，读过《唐诗三百首》的大都
记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
平安。”张籍的《秋思》，更细腻地描画了修书寄远的心理活动：“洛阳城
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真是情
意缠绵，一唱三叹。这里又反映出一个事实：在没有邮政以前，写信都得托
人“吉便”携带。而人事多变，会发生许多意外，称为“清言渊薮”的《世
说新语》里，就有殷洪乔的典故：他在豫章郡离任时，受人之托，带了百来
封信，但走到半路，就全部抛进水里，说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
乔不作致书邮。”晋人的玄风和放诞，和那个阢陧的时代背景有关，今人已
很难理解。例如本书的主旨，就和殷洪乔的做法恰好相反，袭用“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流行语汇，就是所谓“对着干”吧！好在殷洪乔早成古人，虽然
他官居豫章太守，大概不会起白骨于地下，来和陈青生找麻烦的。
书信往来，本是彼此间的私事，与第三者不相干。但一和政治搅缠，却
常常成为祸胎。《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的名作，因为流露出对当政者的
不满情绪，为司马昭所杀，这是史籍记载因写信而掉脑袋的第一人。读读那
封要命的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入铁蒺藜的严密封锁中。邮政局里坐镇着
日本检查员，专门侦查抗日人民的信件，写信偶一不慎，就会招来牢狱之灾，
杀身之祸。但“孤岛”不孤，上海北望延安，西通武汉、桂林、重庆，南及
香港、星岛，作家之间，鱼雁往还，始终不断，表明外国的侵凌和高压手段，
并不能遏制中国人民爱国抗争的热情。当时我羁滞上海，在手编各种报纸副
刊和杂志中，曾不断披露作家书简，目的不止是报道踪迹，藉慰契阔，还在
于向敌人公开表示，虽然关山阻隔，陷区与前线后方的作家，是同仇敌忾，
团结无间的。青生同志惨淡经营，钩沉辑佚，集腋成裘，使积年的旧牍残简
流传人世，免于湮没，这不但给抗日战争史和文学史提供有用的资料，还给
那伟大的时代留下了一幅剪影。这是有心人的工作，很值得推许。
西方的学者论证，世界历史的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和第二次浪潮—
—工业阶段已经终结，第三次浪潮正在扑面而来，那就是第三个文明社会—
—信息社会。电子手段使信息作业创造出多种奇迹，可以无往不利地飞越一
切时空屏障，改变世界面貌。但我设想，无论物质文明进化到什么地步，也
将不会排除写信这一古老的方法，以满足人间情愫交流、心灵感应的需要。
据说电脑已经能够从事翻译，我不由得想起苏联作家爱伦堡，他说他常在谈
话里表达爱和恨，使舌人感到为难，世上决没有通过翻译谈恋爱的事。写信
的不可代替性，也在于此。江，自身难保。尽管这是庄严的社会主义宪法，
由革命政党、革命政府、革命人民共同制订，合法产生的。我一向疏懒，不
甚珍惜保存信件，在十年动乱之初，因为看到来势凶猛，还曾斗胆私自焚毁
过日记和书信。并非其中有什么反动言论，或谋为不轨的事实，要急于消灭
罪证，而是懔然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免得因此牵连别人，累及无辜。劫
火熊熊，也真禁不住感慨万千，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悲剧的重演，是绝对非
所逆料的。烧信难于彻底，麻烦也终于难免，其中却有一件大出意料的事：
1976 年春，我名义上被宣布“解放”，在部分发还的抄家物资中，竟赫然有
一封吴晗同志的来信，其中还谈到了那后来惹起弥天大祸的《海瑞罢官》，
而我竟幸免株蔓，在拘禁审查的漫长过程中，对此始终不曾触及。一位朋友
判定这是“造反派”偶尔疏忽，侥幸漏网，唯恐祸不单行，再生枝节，好意
敦劝，说赶快“烧掉算了”。我惊魂甫定，当机立断，奉命唯谨。不久“四
人帮”覆亡，我平白葬送了这件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献，已经悔之无及。
书信的命运，有时也真是波谲云诡，不可究诘。？ 。这种现代惨痛的史实，
都可以归入“左”传之一章。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拨乱反正，雨过天青；前
车之覆，后车之鉴，倘能引以为戒，自然不为无益。
《“孤岛”作家书信集》是另一种风云气候的产物。那时日本侵华，上
海沦胥，洋场弹丸之地，已落入铁蒺藜的严密封锁中。邮政局里坐镇着日本
检查员，专门侦查抗日人民的信件，写信偶一不慎，就会招来牢狱之灾，杀
身之祸。但“孤岛”不孤，上海北望延安，西通武汉、桂林、重庆，南及香
港、星岛，作家之间，鱼雁往还，始终不断，表明外国的侵凌和高压手段，
并不能遏制中国人民爱国抗争的热情。当时我羁滞上海，在手编各种报纸副
刊和杂志中，曾不断披露作家书简，目的不止是报道踪迹，藉慰契阔，还在
于向敌人公开表示，虽然关山阻隔，陷区与前线后方的作家，是同仇敌忾，
团结无间的。青生同志惨淡经营，钩沉辑佚，集腋成裘，使积年的旧牍残简
流传人世，免于湮没，这不但给抗日战争史和文学史提供有用的资料，还给
那伟大的时代留下了一幅剪影。这是有心人的工作，很值得推许。
西方的学者论证，世界历史的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和第二次浪潮—
—工业阶段已经终结，第三次浪潮正在扑面而来，那就是第三个文明社会—
—信息社会。电子手段使信息作业创造出多种奇迹，可以无往不利地飞越一
切时空屏障，改变世界面貌。但我设想，无论物质文明进化到什么地步，也
将不会排除写信这一古老的方法，以满足人间情愫交流、心灵感应的需要。
据说电脑已经能够从事翻译，我不由得想起苏联作家爱伦堡，他说他常在谈
话里表达爱和恨，使舌人感到为难，世上决没有通过翻译谈恋爱的事。写信
的不可代替性，也在于此。
多谢耐心，容忍我开了这半天的无轨电车。如果在十年以前写这种信，
我肯定会步嵇康的后尘。读者也决没有机会读到。现在欣逢盛世，可以畅所
欲言了，因此我不愿意放弃新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妄言多失，谅之谅之。
临风寄意，不尽所怀。愿我们同心戮力，共祝世界和平，祖国兴旺，社
会进步，个人幸福！万千珍重！
1984 年儿童节
遥寄张爱玲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
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
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
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
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
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70 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梨祸枣的奢
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
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1980 年春，感谢香港昭明书店，
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
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
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
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
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
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国内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
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
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
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讥。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40 年；阔别至
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
40 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
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
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
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
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
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 年，
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
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
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
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
稿呢？紫罗兰盦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四，总感到不便请他作
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
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
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
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
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
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
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 月里的一天，张
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
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
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
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
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
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
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
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
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
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
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
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
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
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
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
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
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
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
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
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
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
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
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
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
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
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
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
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
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
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
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
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现在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
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
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
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
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
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
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1978 年
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
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
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
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
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
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
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
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
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馆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
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
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
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
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
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
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
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
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
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
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
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
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 年6 月和1945 年6 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
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
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
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
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
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
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
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
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
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
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
事情过去整40 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
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
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
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
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
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
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
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
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