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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唯一的收获是新训班的全体女生都因为此事认识了我，自己既非如大飞般出身名校，也无俊朗高大之外表，一直为新训班的诸位警花所忽视。自打摔伤后，每天都在全礼堂师生的注目礼下单腿跃入座位，被诸位姐妹所熟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每当我下课后艰难地跳往寝室时，旁边总会有温柔体贴的声音慰问道：“同学，需要帮忙吗？”“你什么时候才康复啊？”说得我心中一阵阵春风荡漾，连跳跃的路线都变成了S型。
后来鉴于二胖苦无门路和那位公安大学女孩子套近乎的事实，大胖出主意道：“你学学人家三胖啊，实在没什么才情模样可以显耀了，遂自废一足，从此一举成名，大家就都认识和关心你了。”我躺在一旁恨得牙痒，从床铺底下掏出一把大剪刀，指着两个家伙说：“想出名和我争宠是不是？罢了罢了，赐刀一把给你们，一个壮士断臂，一个引刀自宫，从此咱们三个并称‘风尘三侠’。”话音未落，已被大胖摁倒痛揍。
那年的八月格外炎热，烈日把整个城市都烤得像要收缩起来，月半的时候，空气突然沉闷得像要凝结，接着长空乌云密布，大雨像开闸放水一样从天河里倾泻下来。
第二天，雨过天晴，云淡风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清新的植物和泥土的味道，我被大胖扶到操场边看他们打篮球。正是晚饭时分，三三两两的女生拎着开水瓶从水房出来，当她们经过操场时，大胖等人都仿佛从两轮摩托变成了装甲战车，个个在篮球场上势如猛虎。远处，几个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正悠闲地散步，微笑着冲每一个朝他们敬礼的学员点头致意。
那一刻，我的心态十分安详，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大学，以及那曾经纯洁的种种，如果工作后真的还能和新训班这些兄弟姐妹在一块儿就好了，那些学生时代的惯用语，那些只有同龄人才有的默契，会让我觉得原来走入社会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时候，呼机响了，是我的女朋友。整个大学期间我们都不在一个城市，熬过了四年的两地煎熬后终于在一个城市相会。受伤期间，她只来看过我一次，正琢磨着是否因为她工作太忙的缘故呢。我高兴地把特警特招生大陆喊过来，叫他把手机借我一用，自己实在没力气跳到小卖部那里去回呼机了。
电话中，女朋友告诉我她爱上了自己的同事。我甚至无力冲到她面前去做任何挽回的努力，三年的两地恋情在两个人在一个城市时画上了句号。
我缓缓放下听筒，因为我知道她是个直白而倔强的人，既然已经开口说了，自然不存在什么挽回的余地。大陆见我正在出神，拍拍我的肩膀道：“野百合，思春了吧？”
我回头看看他，冲他艰难地一笑，说道：“春天已经过去了。”
八月十八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虽然同志们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还是觉得应该组织点什么活动应个景，一查日子，发现这段时间正好很多人过生日，于是和教官商量好，决定在操场办一个篝火生日晚会。
夜幕渐沉，我们把一早堆好的柴火点燃，所有学员围坐在一起，歌声、笑声此起彼伏。郑队长闹得兴起，和王队长把两辆警车开过来停在一边，打开大灯，两道耀眼的灯柱延伸到远方。郑队长冲端坐在草地上的一个女孩子说道：“小金，来一个吧。”
女孩子应声而起，一把接过女伴递过来的一把长剑，挽了个剑花，然后很利落地在灯光下舞将起来，虽然我们看不大清她的样子，可是当她全神投入地舞起一片剑影的时候，她的整个人已经与那晚的篝火、月色、灯光和我们为之感叹的青春融为一体了，每个人都禁不住被她深深地吸引。
那晚，大家一起纵情欢唱所有我们知道的歌谣，开始是《人民警察之歌》和《少年壮志不言愁》，接着就是各类流行歌曲，从《每天爱你多一些》到《你知道我的迷惘》，实在无歌可唱时连少时看的动画片和广告片的主题曲都被拿来充数，晚会在“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和“齐心合力开动脑筋斗败了格格巫”的一片鬼哭狼嚎中拉下帷幕。
那一晚，阿理见我盯着火光沉默不语，便宽慰我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没有谁离开谁活不了的，我每次失恋的时候都会去找些天文学方面的书看，比如《时间简史》或者《星空之谜》什么的，感受一下宇宙的浩瀚宽广就会觉得个人的得失悲欢实在渺小和微不足道。你要看吗？我借给你。”我笑着捶了他一拳，骂道：“你他妈的学经济真是糟蹋了，该去考哲学系。”
阿理毕业那年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以一分之差告负，正准备发起第二次冲击。有时想想阿理说的也是，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已经WrittenInStars，我们努力做到的只能是尽心努力和把握机遇。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报名参加十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本来只打算玩票试一下，现在看来只有用全力以赴来缓解失恋的痛苦。阿理握握我的肩膀说：“那就一起努力吧。”
伤脚恢复的日子是漫长的，让我失去了很多品味新训乐趣的机会，很多趣闻只能耳闻而未能目睹，否则尽心记下也定是妙趣横生。其间，大胖坚持让我早日下地走路，说这样恢复得快些，而二胖则认为我应该多在床上休养，两人开始争吵，进而互相问候对方的娘亲，最后开始动手实践，一个把我往床下拉，一个死死把我摁在床上，让我有被二人轮奸之感。
电视书场、大力丸和警察查缉战术
日历转眼翻到了九月，我的脚逐渐康复，每天不须大胖搀着，自己扶着墙也可以走到教室了。心灵的伤痛也在同学友谊的浸泡和紧张的律考复习中得以舒缓。
业务课程的学习已经进行了大半，基本都是警校自己的任课老师负责教学，说句实在话，其水平也就停留在比我们多看三天书的阶段，内容无非是照本宣科：名词解释、条条框框，外加陈旧的案例。
这样的教学，后果自然可想而知：老师在台上夸夸其谈、谈天说地；台下则千姿百态，看小说者有之、梦周公者有之、画漫画者有之，就差打毛线的了。我和阿理则分工明确，他埋头做着永远也算不完的金融数学题，而我则啃着沉甸甸的律师资格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鉴于任课老师的多次投诉，王队长和郑队长不得不来回在下面巡视，说小话的、打瞌睡的、冲着女生的背影丢飞机抛媚眼的，一律拿下，眨眼间教室后的黑板前已有罚站者若干，直到讲课者看着也觉索然无味，几位捕头亦深感烂泥糊不上墙方早早收场。实际上老师们也的确尽力，可惜针对中专生的授课模式，实在难以抓住我们的兴趣，往往是没学过法律的人上课像在听天书，法律系毕业的正规军则对所教授的粗浅内容嗤之以鼻。
所开课程中，当然也不乏群众喜闻乐见的科目，比如警察查缉战术课。所谓警察查缉战术，即指导警察进行清查、盘查和缉捕行动，正确查找和捕获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作战行动方法。本来训练科目里没设置这个课程，可是近些年各地都发生了民警因为缺乏防卫意识、战术意识和专业知识而遭受不必要伤亡的事件，尤其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很多刚上岗就因为经验不足出了事，因此上级专门安排人给我们好好上上这门很可能在未来关乎我们性命的课程。
课程倒是很严肃的一门科目，所有人一看课程安排也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快速出枪和快速射击、清查和搜索战术、解救人质战术、对持爆炸物犯罪嫌疑人的缉捕战术、爆炸装置的安全处置，等等。
大胖等人很兴奋，觉得这才是做一个合格警察真正的必修课，而我和阿理则有些担心，这么重要的课程要是再找来一个老师给我们念念书本讲讲革命故事可是真糟蹋了。当年我的西方经济学启蒙老师常在课堂上念叨一句话：“我知道我课讲得不好，可是你们也要听嘛！”至今回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不久我们就发现大伙的担心是多余的，新来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他留一光头、颌下微须，上课时总拿一黑色牛皮大公文包，长得很像通缉令上的部督逃犯。不仅容貌惊人，上课也不同凡响，每次开讲前都猛拍一下惊堂木，道：“今天我们讲怎么逮流窜作案的家伙……”而下课就更与众不同了，总是讲到最精彩时踩着铃声响起的那个点猛拍一下桌子：“要知道这个炸弹是怎么被我们给挖出来的，且听我下个星期三分解！”简直要活活把我们急死。
不久，哥儿几个背地里都开始叫他老人家“电视书场”。每次查缉战术课开场前，大胖和二胖就像跳大神似的在全体新民警面前连唱带比划地演示中央三台《电视书场》节目的开场序曲。
最让我们佩服的还不仅于上课的内容，“电视书场”每讲到精彩之处总有道具配合他的比划，讲如何应付盘查遇到的突发状况时，他会突然从黑包里掏出一把五四手枪来左右示范，吓得前排的人乱窜，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废枪。一波未平，不久讲炸弹案的时候该老师又弄出个土制炸弹的模型来，并向我们演示怎样才能迅速拆除引信，连一直稳坐前排的大胖之流都给吓得借口内急而尿遁。
他也有让我们小瞧的地方，或许是为了加强可信度，老师每次讲故事前都再三声明自己每个案子均是身临其境，或者是直接参加了那些案子的侦破，其实这完全是把我们当小孩子蒙骗，那些案子每一件牵出来都是惊天大案，随便一件没死起码也是二等功，敢情办了这么多大案还在这里教咱们战术方法呀。所以大家全当刮风放屁，连一声赞叹也没给他。
我和阿理的嘴巴损点儿，背地造谣说这老师以前估计是走江湖卖大力丸的，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后痛哭流涕真心认错遂被我们招安了，从此献身于警察查缉战术的教学事业，加上老师的外部条件，“大力丸”的绰号迅速取代了“电视书场”，并很快在新训班得以普及。
“大力丸”同志每次讲课总能举出很多生动的警察战例，而且大多发生在本市，这大大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和窥奇欲。成功的案例相对讲得少些，多数是关于失败的战例。自己印象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次遭遇战，两名民警在跟踪持枪逃犯时被其发觉，虽然他们反应迅速，可是子弹卡了壳导致他们身中数弹后才抓到还击的机会，结果两人与一名匪徒同归于尽。还有一个教训发生在新民警身上，一位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在对犯罪嫌疑人搜身时不够彻底，刚一转身就被罪犯从背后用利刃捅死。
“大力丸”每次讲到这里，总是很激动地对我们说：“那么多烈士用生命给我们写下了血的教训，大家要是再重复类似的悲剧，别说我，就是真下了黄泉烈士们也会指着你的鼻子骂的。”这话虽然说得我们汗毛直竖，但给内心带来的震撼却是巨大的。我和阿理对视一眼，觉得我们叫人家“大力丸”真有些过分了。
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大力丸”老师对我们的确是倾囊相授，在爆炸物处理课上，他用极为生动的语言给我们讲解了定时炸弹、弹簧炸弹和水银炸弹的制作原理，连我和早早这样的文科生都对各种爆炸发生装置的机理了然于胸了。
最重要的是，老师不仅讲技术还讲战术，他老是告诫我们，在处理炸弹案件时一定要冷静，打草惊蛇和同归于尽都不是明智的行为，曾经有个检查站的民警在检查包裹时摸到里面有炸弹，遂冲上去死死抱住罪犯，罪犯顺手就把炸弹引爆了，周围群众也死伤不少，实际上完全可以不动声色装什么都没查到，疏散人群后再行动。
还有一个教训简直是本局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一名罪犯手拿一炸弹威胁要炸居民区，几个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毫不犹豫就冲上去把罪犯死死摁住，接着炸弹响了，最后冲上去的那个民警被炸飞了一只手，其他的全部牺牲。其实罪犯站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大土坑，如果冷静的话完全可以想办法把罪犯逼到坑里去……
是的，英雄的壮举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我们衷心佩服那些视死如归的烈士，很多时候生死抉择全部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发生，容不得他们多做任何思考。可是，如果平时多训练应急能力、多注意战术方法，的确可以在实战中避免更大的伤亡。我们坐在课堂下，认真地倾听、记录、思考……
当时，一直以为会去坐机关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大力丸”老师讲授的这些内容会在以后的某个关键时刻救我一命，或者说，直接或者间接救过在座很多被分配到与犯罪斗争最前线的战友们的命。
从新训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很多年后，听说他在江南分局挂职做了刑警队的副队长，相信以后他再回到讲台时，讲课内容会更加生动、更加精彩，亲身经历也会更加令人信服。那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定会再次回到他的讲台下，亲口对他说：“方老师，谢谢您。”
他叫方守文，不叫“电视书场”，更不是“大力丸”。
易水初寒、小夏村往事和戏剧散场
教师节那天，王队长在下课时宣布上级要交给我们这批参加新训的大学生一项任务，消息公布的时候礼堂内掌声雷动，同学们欢呼雀跃。说实在的，大家穿着制服在这块鸟地方已经快憋疯了，早盼着上级赶快把我们这帮家伙投入如火如荼的公安工作了。
上级暂时没通知执行什么任务，连王队长本人都不是十分清楚，于是大家纷纷结合经验妄加揣测，有说去打击假冒伪劣的，有说去收拾黑社会团伙的，也有个别心术不正的家伙说是去捣毁什么卖淫集团，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是治爆缉枪的任务，毕竟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报纸上也每天强调要清理散落民间的枪支和爆炸物，对窝藏不报的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是治爆缉枪，自然会有风险在内，气氛一时间也变得悲壮起来……
寝室里的兄弟们纷纷开始行动，有的去小卖部排队打那些明为告别实为炫耀的电话，有的伏案写些摆明打算公之于世的伪遗书，连神情也开始酷似即将开往波斯湾的海军陆战队将士。
郑队长和王队长商量了一下，安全起见，决定不让女生去。消息传出，女生那边哀声一片。男生这边，身残志坚者如我者，不能去；个头儿不均匀看着就不能打的——如小胖和阿轩者，也不能去。命令一宣布，哥儿几个也开始作满脸悲愤、寻死觅活状，可惜已经回天乏力。
傍晚，队伍出发了，整整装了两大卡车，我和留守的兄弟姐妹去送他们，二胖神气活现地站在卡车上，一手抓着车栏，一手接过我削好的一个苹果，突然打算赋诗一首以衬悲壮，吭了半天没憋出什么符合意境的词儿，遂贯彻拿来主义，直接侵犯古人的知识产权：“风萧萧兮易水寒……”下一句还没吭出来，发现兄弟们全部对他怒目圆瞪，只好乖乖地闭嘴。
王队长甩上车门，一声令下：“出发！”队伍遂高唱着《打靶归来》开进，与我们这帮留守的小弱病残渐行渐远……
半夜两点，大胖他们骂骂咧咧地回来，我和阿轩、小胖忙从床上蹦起来询问执行任务的细节，大胖一语不发，一下子把自己那两百多斤横肉甩到床上，转眼就鼾声如雷。二胖则气炸了，忙着找阿轩要烟，一边点着一边骂道：“什么执行任务？！明明是去清理暂住人口，给郊区的派出所的户籍、片儿警们提包拿本儿，操！”说着拉开抽屉，把写满豪言壮语的《与父母书》、《与女朋友书》和《与党书》扯得粉碎。
几天后，上级又要调我们新训队配合某郊区派出所执行任务，消息传出，万马齐喑，谁也没兴趣再打着手电在农田里任由蚊咬虫叮或者到工棚里侵扰民工……王队长觉得既然任务比较轻松，不如让上次没去成的所有的小弱病残一起体验一下基层生活（女生除外），由于人数不够，又临时搭上新训二班一群壮汉。
我所在的204寝室为我、小胖和阿轩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午餐会，兄弟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还是用室费购买了风油精和手电电池供我们护身之用。
队伍晚饭后就出发了，送行现场一片哄笑声，少了些上次易水相送的气氛，车上的我们感觉车下那帮小子像在送减肥旅行团一般。为了表示敬业精神并保持战士的尊严我们只好自己强作肃然状。
卡车很快穿出市区，在被农田环绕的国道上奔驰，风吹发梢，大片大片的绿色从眼前掠过，大家感觉异常轻松。
到了目的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看到分局防暴队的人都戴着钢盔握着警棍，一个戴着眼镜的负责人开始向王队长他们交待任务，大家看着王队长和郑队长的眉头越来越紧，开始猜测这次任务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而且两位队长显然已经开始后悔没有拉来上次的海军陆战队，而是拖出我们这支地方民团武装。
王队长开始向我们传达指令，没详谈细节，只是把二班的壮汉和几个派出所的民警编入抓捕组，并让我们其他人直接冲进村子，看到标语或者横幅就扯下来。还叮嘱我们对群众务必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大家想问更多细节，被制止了。
行动开始了，我们直接冲进了村子里一个打麦子的操场，下车后果然发现树枝和围墙上挂着很多标语，比如“想青天，盼青天”、“小夏村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字样，麦场上有三三两两乘凉的农民，有的看见我们来了就逐渐靠拢过来，有的则往村子的深处跑，好像是去报信。
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而连续的狗叫声，知道抓捕组那边已经得手了，正准备把标语扯掉后撤离，才发现几乎无路可退。好像只是半根烟的工夫，我们已经被上百名村民团团围住，青年人都缩在人群后面，我们面前都是老人和妇女，有的在喊：“你们凭什么抓人？”还有的则大叫着“还我儿子丈夫之类”的话，大家都觉得很纳闷儿，不是来抓逃犯的吗，关这帮村民什么事情啊……没人给我们答案……
前排的人群开始对我们拉拉扯扯，有的人帽子被抓掉，有的人肩章被撕掉，有的人手臂被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