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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
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
“怎么患得患失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到在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别人能给你个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
“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呐。”
“所以你还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
“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着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呵？”
“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会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
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有什么其他出路。”
“噢，什么出路呢？”
“比如说，我将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嘛。”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个想法？”
“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呆下去，不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那样会活得更累的。”
“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
“嗯，志刚说得是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
“这为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出国不出国，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出来这些年，感到自己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了很大转变。”
“是吗？那你讲讲看。”
“比如说，我看问题变得更积极，更主动了。在国内，许多事情都要靠单位领导去安排，人活着倒是省心了。在这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去安排，你自己不努力，是没人会主动想起你的。所以，在美国，人总是生活在危机感当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深有同感。我有个朋友烦透了国内的铁饭碗，过分看中吃这碗洋饭，结果很失望。我安慰他说，铁饭碗虽然举着沉些，但它摔下去不会碎；瓷饭碗举着轻手，却不经摔，一摔就碎。所以，铁饭碗也好，瓷饭碗也好，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别把它们看扁了，没法儿说哪一种饭碗就百分之百地好过另一种饭碗，你觉得呢？”
“对呀，来美国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铁饭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饭碗的弱不经摔。我有的朋友来了这儿后，还老是怀念咱国内的铁饭碗呐。唉，人活着，就是这么矛盾，有得也有失；有失呢，也有得。”
“是呵，你说得太对啦，那你觉得这对于你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又有什么启发呢？”
卫红不禁苦笑了几声，无奈地摇摇头，没有立即作答。
屋子里顿时又沉静下来，静得连门外有人上下楼梯都可以听得清楚。
卫红耐不住这沉静，打破寂寞说：“你刚才的提问我每天都在想，却总是想不清楚。”
“怎么想不清楚？”
“我虽然与志刚吵得这么凶，但我仍然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的气质，我爱他待人诚恳，我爱他很会张罗事儿，我爱他仪表堂堂，多了。”
“所以，你舍不得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那当然了。唉，真是太可惜了，志刚现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要不然，我该多满足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志刚同心同德呢？”
“难呵，要是我顺了他，我又不愿意牺牲我现在的学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可要是满足了我，我又不愿勉强他在美国这样混下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谁自私谁不私的问题，也不是谁愿意为谁做出牺牲的问题，更不是谁不再爱谁的问题。”
“很好，就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冲卫红点点头。
“我真舍不得主这样失去志刚，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也为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唉，天底下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我们俩婚姻的出路了呢？”卫红眼睛里露出忧伤。
我赶紧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调解你们之间的冲突，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呢？”
“想过了，但实在无法统一认识。”
“主要在哪些方面？”
“主要在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我想留在这里创业，他想回国去发展；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内要孩子，可他等不了那么久……唉，我们都谈腻味了，不愿再谈了。”
“所以呢？”
“所以——，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
“什么现实？”
“我们不得不分手的现实。唉，你干吗老这么逼问我，我来找你，就是杨找个旁人讨论讨论，看看我们的婚姻不定期有没有救？”
“我没有想逼你。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与他人，特别是你的家人谈论过此事？”
“唉，在这里很难找到个知心朋友，大家不是忙功课，就是忙打工。而且就是谈，也是和是散，旗帜分明的，不像在你这里谈得这么深入。‘
“那你家人呢？“
“家人那么远，我只是跟他们简单地讲了讲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们远水解不了我们这边婚姻危机的近渴呀。”
“那你也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样，到时候把你将与志刚分手的决定通知家里就完事啦？”
卫红没有吭声。
“卫红，你前面几次提到，你不习惯我对你讲的话不作表态，那我现在就表一回态，就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你在处理问题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事做了再说；二是做事务求尽善尽美。我不能说你这两个特点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凡事都有两面，得中会有失，失中会有得，这就像你自己刚才讲的那样。但你在考虑问题时，似乎总是在考虑得，被挡住了视野。”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你对出国留学之所失的认识。还有，到现在，你还没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刚的冲突，好像总是想瞒着什么，你是不是担心跟家人说清楚，他们可能就会站到志刚一边？可老是这么瞒着，又能瞒多久呢？到时候，冷不丁打个电话给家里，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你想，家人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操心。而且人遇着问题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失一起考虑呢？”
“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现种种的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
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是指人不能总是只想着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看到这一点？”
我使劲地点点头。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个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怎么能有更好的表现呢？
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说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陋离起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
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2岁时，他们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音节Becos，可异，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哪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最后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
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使心理学的第一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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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手记10
帮助一个人要除他心灵中的创作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者康复的春天。
——题 记
走出心灵创作的深渊
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
慕贤今年27岁，可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17岁的孩子。慕贤极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在聊着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
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去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每隔20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
有时我觉得他这样挺可爱的，又觉得挺可怜的。
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
慕贤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怀疑。他们虽然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生活。
当时，慕贤才5岁，慕洁也只有8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3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不看看咱是谁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