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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我想多读点儿书有什么错
认识卫红是通过我妻子，她们结识于在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志刚来波士顿那天，卫红打来电话在，请我驾车到飞机场接人。之后，他们两口子又请我们过去聚了一次，当时志刚还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申请学校和打工的事情。我对他们两口子的印象蛮不错的。
半年后的一天，卫红忽然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与我单独谈一谈。
“可以知道谈什么吗？”我谨慎地问。
“是关于我和志刚的事情，反正一句话说不清楚。我知道你是学心理学的，也许你能帮助我理一理思绪，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卫红答道。
第二天，卫红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定之后就对我说：“希望你能对我在这里讲的一切保密。”
“那当然了，”我应道，“这是干我们这一行最起码的要求，也包括对我的家人。”
卫红会心地一笑，接着就讲述了自志刚来美之后，他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执与冲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今后发展去向的冲突。志刚虽然人在美国，心里却念念不忘国内那几个哥们儿的一摊子事儿，他们已经在国内正式注册成立了公司，并来信邀他回去掌舵。志刚出国前，曾告诉他们，此次来美国，也是为了探测一下美国的市场行情。志刚说他从未想到过要留在美国，尽管卫红不止一次地试探过他。
第二，是志刚现在出外打工，干的尽是零工粗活。这与志刚原来在国内做的工作极为不协调。志刚常抱怨，这样呆下去，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废人。而对于卫红一再要他也上学的请求，志刚却始终无动于衷。“我已经学不动了，况且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志刚总是这般搪塞卫红。
第三，是关于他们的生育的事宜。这是志刚家人的一桩心头大事，而卫红却明言起码还要再等5年。尽管志刚也不是立即就想要孩子，但他不满卫红这样一再地拖延。可卫红又能承诺什么呢？拿了博士学位之后还要找工作，找着工作之后又要过终身教职关，那根本就不是5年的事儿了。
眼下，志刚每天嚷着要回国去，他自言受不了在这里当人下人的日子，他要回国去当人上人。然而，他们两个心里都很清楚，志刚一旦回国，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势将结束。
他们曾共有一个美好的家，一份共同的梦想，但眼下，他们已开始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连睡觉都要分床了。
“难道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吗？”卫红问我。
我没有出声，在等她答复自己。
“我不明白我想多读点儿书有什么错？难道我一定要拿哈佛的博士学位去换我的婚姻吗？难道我们有了各自的事业不不可以有共同的家庭了吗？难道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新的情感归宿吗？”
卫红一连气儿地问我。
我依然双眼注视着卫红，等待她的答复。
面对我的注视，卫红略有些不好意思。她翻了下眼睛问我：“你平时不是挺健谈的吗？怎么今天变得这么深沉？”
“我是在认真思考你提出的每个问题，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
“我正是因为想不清楚才来找你，如果我自己想得清楚，我干嘛还来找你啊？”卫红也直视着我。
“你是想让我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办？”我问卫红。
“这难道不是你们心理咨询人员该做的事儿吗？”卫红反问我。
“你觉得我有能力给你指点迷津吗？”我再问卫红。
“那你们做心理咨询的人到底怎么帮助人？”卫红略有些不高兴了。
顿了一下，她又说：“你看，我已经讲了大半天的话，可你除了讲了几句同性性，理解性的话外，什么好话都没讲出来。这完全不像上次你陪我去机场接志刚时的那个样子，一路上谈笑风生，给我讲了那么多很有生活智慧的话，使我很受启发。我这次来找你，还以为你会接着开导我呢！”
卫红的话，代表了常人对心理咨询的误解。他们认为心理咨询只是为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正是心理咨询之大忌。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卫红，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是希望我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该怎么处理与志刚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在另一个场合谈论这件事，也许我会更加直接一些；但现在，我们是在咨询室里谈这件事情，而心理咨询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要去替人当家作主。所以，我希望能与你多做探讨，少做指教。我也希望我是在帮你拿主意，而不是在替你拿主意。这就是心理咨询与一般生活咨询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我不能直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卫红听后，先是点点头，后又摇摇头。
“你有什么疑问？”我问道。
“我不习愦你现在的讲话方式。”卫红干笑着主。
“YES”我用英语答道，“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随便聊天，我们是在进行很认真的心理探索。”
接着，我向卫红讲解了心理咨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建议我们先见6次面。为满足卫红的迫切心情，我答应她在每周内安排两次会面。
临出门的时候，卫红还不放心地交待说：“可千万别让志刚知道我来找过你，不然他会多心的。”
“放心好了，”我应声说，心里琢磨着她这句话的意思。
我不满意你总是在回避矛盾
过了两天，卫红再来见。她一脸的倦容，眼眶黑黑的。
“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缘分是尽了。”卫红张口就说。
“嗯哼，”我应了声，我没有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志刚已变得越来越狭隘了，他很忌讳我与其他男人来往，这段日子内，他做了好几件极其无聊的事情，伤透了我的心。
说到这里，卫红的声音略有些发硬。
“看来事态是越来越严重呵。”我评论说。
“是呵，志刚变得简直让我快认不出了。”
“志刚究竟做了什么使你伤心的事情？”
“唉，上个星期，他趁我上课之际，把家里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找出所有人给我的来信，一一翻看。有几封信是我大学同学写来的，其中有一个男生以前追过我。他现在正在西北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攻读MBA，我曾与他联络，为的是替志刚了解申请到他那里上学的事情。可志刚看了这封信，却醋意大发，说我们这是旧情复燃，还扬言说要打电话警告他。说实话，当初那个男生追我时，我并没有隐瞒志刚呀。志刚还让我自己选择，显得十分大度似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蛮不讲理啦？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呵。他在美国拿了一个MBA，回去办他的公司，也多一分资本嘛，他怎么就这么不明事！”
“志刚误会了你的苦心，你感到很伤心。”我张口说。
“还有呐，我这学期选修了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完成一份作业，我要分别采方20名美国学生，20名中国学生，比较他们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我一下子联系不上，就分虽给他们在电话上留了言。结果人家回电话时，志刚都没有好气，特别是对咱们大陆的男同胞，更是严加盘问。弄得人家都不敢再与我联络了，你说这事儿可气不可气？”
卫红的脸开始有些涨红。
“所以你很生气志刚不该这样影响你的学业。”我应声说。
“有时候我上课回来晚了，他也不高兴。怪我从中国专门雇他来伺候我，当我的保镖，管家，佣人，信差，狗腿子。可他呢，能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不能自己做顿饭？他也不是不会做饭的。”
“所以你希望志刚能多分担你的压力。”我插嘴说。
“对呀！什么是家，家不就是两口子共同分担家庭的义务嘛，你说是不是？”卫红问我。
“你对家的理解很实际呵？”我反问。
“我能不实际吗？这又不是在谈恋爱。说实话，早知志刚是这个样子，我绝对不会让他来美国的。现在他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活的很累，干嘛呀！”
卫红滔滔不绝地抱怨着。
等卫红停下来，我问她：“志刚变化这么大，使你感到难以再共同生活下去，那你觉得你自己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我承认我也变了，用志刚的话来讲，我变得更加冷漠了，更加书呆子气了，更加在乎名利了，更加没有女人味儿了。”
“那你怎么看待志刚对你的这些指控？”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志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是不像以前那么纯情可爱了，那么温柔体贴了。可这儿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又要读书，又要写作业，又要打工，又要争取奖学金，现在又要操心志刚的事儿，我能不变吗？”
我点一点头说：“是呵，你是活得很累。”
“说实话，在国内读书，我从小到大都是受宠的对象，可在这里读书，有谁宠过我，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又有谁来帮助过我？这些苦，我都一个人担着了，可志刚还是不能理解我，还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的。我真是——唉。”
卫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随着叹了口气。
之后，卫红忽然提高嗓门说：“我就是不明白一点，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多读一点儿书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比男人多读些书吗？难道女人就一定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影子吗？难道男人就不能屈尊做一回女人的狗腿子吗？”
卫红的嘴角一颤一颤的，越说越激动。
见此，我插嘴说：“卫红，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认为你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因为——”
“理解管什么用”卫红忽然打断我的话，“我们谈了这大半天，你从来没有给我提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不明白，我给你讲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卫红，你指望我对你说些什么呢？是劝你们和，还是劝你们散？”我反问。
“是和是散，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就不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我化解当前的危机吗？”卫红两眼逼视着我。
我感到了卫红对我的愤怒，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典型的移情表现。也就是说，卫红在将她对志刚的愤怒发泄到我身上来了。而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认识和化解这种移情表现，是治愈一个人心理困惑的关键。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方面使卫红想起了志刚，才使她产生这样的移情反应。
想到这里，我问卫红：“我听得出你对我有不满的地方，你能告诉我，你不满意我什么吗？”
“我——，我满决你总是在回避矛盾。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助我出谋划策，解决我当前的家庭危机。可你总是在躲躲闪闪的，好像生怕承担什么责任似的。我最讨厌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卫红忿忿地说。
“噢，你说你不喜欢不愿承担责任的男人，你可否讲得具体一些？”我客气地问。
卫红略提高嗓音说：“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说话办事，果敢利索，旗帜鲜明。那样才能给女人以安全的感觉，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而不是像一根稻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男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想尽办法加以克服，而不是躲在一旁，悲叹自己的不幸与无能，等待女人去替他擦屁股。”
“像不是觉得我为你咨询的态度不够旗帜鲜明，有点像志刚现在的样子，是吗？”
“是的！”卫红干脆地说，“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碍着面子没有讲出来。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谈下去，对我还会有什么用处？”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是下一个要来见的人来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
临别时，她对我说：“请你不要介意我今天的直率。我跟你谈话，总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欣赏你善解人意的功夫，要是志刚有你四分之一的功夫，我们也不至于吵得这么凶。”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会认真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的。”我回答说。
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
那天见过卫红后，我耳边回响着她说过的话。
我能理解她内心的苦衷，但我也发现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
一是自我中心的倾向，二是依赖他人的倾向。
作为前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在谈话中反复谈的都是“我”的感觉，而很少谈到“我们”的感觉。也就是说，卫红在思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志刚的感觉和利益。其实，她最初联系出国留学及后来联系到哈佛读博士，都是背着志刚做的，这都很说明问题了。
作为后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表面上是在批责志刚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给她以大树的感觉，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不局敢承担责任而开脱，说明她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
所以，我决定在以后的会面中，着重跟她讨论这两种思想倾向，以帮助卫红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克服当前的危机。
两天后，卫红再来见我。她那天迟到了10分钟，气喘吁吁地进了门，直抱歉下课迟了。等她坐下来，我们先聊了些学习上的事情才引入正题。
“你上次在谈话中讲，希望我能给你明确地提一些建议，所以我今天想与你讨论两个我观察到的问题，我希望这能帮助你更好地认清自我，处于是好当前的危机。”我开场白道。
“咽，你说吧。”卫红望着我。
“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谈了很多你的苦衷，还没有听你怎么讲志刚有什么苦衷。当然，我理解志刚近来的变化令你很失望，但我想志刚的变化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你说呢？”
“志刚当然也感觉很苦。他为了我不异蒙骗家人，牺牲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眼下又在打工受苦。我从来没有说志刚不能吃苦，我只是说，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况且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总是这个样子吧。”卫红说。
“卫红，现在我们是在谈志刚的感觉，怎么又说回你的感觉了？”我插嘴说。
卫红皱了下眉头说：“嗯，反正志刚的感觉也很苦，我也说清。”
“你与志刚是夫妻，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清志刚的感觉呢？”我又问。
“我就是讲不清嘛，而且我现在跟志刚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啦，要想听，你去直接问志刚好了。”卫红不耐烦地说。
“卫红，你不能说清志刚的感觉，你不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之间缺乏沟通，说明你不够理解志刚。”
“我怎么不理解志刚，不理解他，我怎么会与他结婚？”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危机呢？”
“怎么解释？是志刚变了，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不像以前那样能理解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闯劲儿了。”
“所以你觉得是志刚的变化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婚姻危机，是吗？”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吧。”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变化占多少比重？”
“我变了什么，我变来变去不就是为了多读几年书，这又有什么不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瞧，你总是在强调自己出来读书是无可非议。从你在国内背着志刚联系出国留学，到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哈佛读博士，再到现在让志刚出来陪读，你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感觉是志刚影响了你的学业，拖了你的后腿。你不觉得你在这事儿上想自己太多，想对方太少了吗？”
我终于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话。
卫红迟疑了一下反问我：“噢，照你这么说，难道我立即从哈佛退学，随志刚回国经商去，就是想对方多，想自己少了吗？难道我结了婚，就不可以替自己着想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你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不那么做能出得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不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和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诉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路人，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自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不有的吧？“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是听进去了。
如果就这么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过了3天，卫红依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自己在留学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想志刚太少。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