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听完我的话，李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指了指他脚上的铁镣。）这就是弄权的代价。就像孙悟空，不为要“齐天大圣”那个官名，不大闹天宫，还不会被如来佛压到五行山下呢……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昨天晚上，我和同监舍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又谈过去时的风光。许多人都支起耳朵来听。其中一个人为了让我把过去的生活讲得精彩些，以故作不信的神态问：“局长的权力那么大？”
“你懂什么？你他妈的做过局长吗？”我急了。那个人不吭气了。
我本想再跟他解释，但这时电视中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一段情节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拢住了口。电视上，孙悟空因大闹天宫后被压在五行山下，只露着一个能动的头，正求唐僧把他救出来呢。这个镜头要搁到以前，我看后，不会有什么反应。但你在采访我时，曾把我比喻为小金鱼，我觉得那个比喻很形象。之后，逢看《西游记》，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我和官场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有的还真能对上号……看到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我就想到了自己。
那个人不知我情绪已经波动，还追问我：“局长的本事与齐天大圣孙悟空比谁大？”
我张口就骂了他一句，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没再说一句话……你说，我现在弄到这个地步，不就是想做“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结果？
乔：这真是应了古语：“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李：（李真点了点头。）这话太有道理了。想孙悟空当年，初学人像，无职无能时，能犯什么罪？尽管那时吃草木、喝泉水，感觉却是在仙山福地！等到学了七十二变，成为猴王后，最大也是到人间施法偷了些兵器。被封为弼马温后，充其量可偷几匹天马。一旦被封为“齐天大圣”后就不同了，没有见过的仙品仙事太多了，所以就偷吃蟠桃，偷喝仙酒，偷吞仙丹，罪过越犯越大……假如我是普通老百姓，我不可能因贪财被判死刑。我只要不杀人，尽管日子过得苦一点，就像那个粉刷工一样，也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假如我只做没有实权的秘书，按照一般情况，到像我贪的那么多钱，没有20年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贪了，要被发现至少还得许多年。但有了实权就不一样了，一个项目就是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不到四年就能弄了个死罪……现在真的还不如那个粉刷工呢……这能怪谁呢？
是的，这能怪谁呢？
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借泥瓦匠王承福的解释说：从那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居高位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
乔：往事不堪回首？
李：何止是不堪回首。一回忆往事，简直我就心如刀绞……刚刚到省国税局上任时，就像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一样，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饭局一顿接一顿，酒杯碰撞声、欢笑声……唉！那过去的一切现在还历历在目。
乔：（我见李真进入角色，就紧紧抓住他的话头不放，开始追问。）玉皇大帝在封孙悟空这个称号时说：“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不知你记得不记得，玉皇大帝在嘱咐孙悟空后又做了什么？
李：（李真皱了一下眉。）记不起来了。
乔：这可是极关键处。掌权的人不可不知。怪不得你进来了（我卖了一个关子）。
李：你说玉皇大帝又做了什么？
乔：他命工干官在蟠桃园右首，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两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
李：（李真笑着说）这……我倒没注意。
乔：这是给掌权者或者说有名号者的一个隐喻。明代思想家李贽读到这里，做了这样的批注：齐天大圣府内设安静、宁神两司，极有深意。若能安静宁神，便是齐天大圣；若不能安静宁神，还是个猴王。
李：（李真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有权后，要真正做到安静……宁神……可太难了。
乔：难在哪里？
李：（李真勉强地笑了笑。）这……怎么说呢？你问的都是让我冒汗的问题。
乔：你离开秘书岗位当上省国税局领导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先是为有了实权高兴，紧接着就感到权力越大越不安……你捏着别人的饭碗，也捏着自己的饭碗……你捏着人事权、财权、决策权，也捏着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气派、尊严的背后是更多的操劳、更深的痛苦、更大的风险。
乔：知道风险，为什么还去……
李：我正是为了躲避一下风险才离开秘书这个位子的。
乔：这话怎么讲？
李：当时告我状的人很多，包括刘善祥（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在内的一批老干部一直盯着我。我也想秘书这个位子对我已太“显山露水”了，我必须要离开。我很清楚外界有一些人一直在反对我、想摧毁我……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紧张而敏感的，总觉得有人与自己作对，有人反对自己，于是变得更加傲慢。其实，那是一种底气不足、担心害怕的表现，这叫外强中干，也是想利用这种表现给其他人一种震慑……不管怎样，我得离开秘书这个位子。
乔：没有更深的原因？
李：当然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有一次在卫生间，我听到两个人在议论我。其中一个人说：“李真除了狂有什么？他早晚要倒在这个狂上。”另一个人说：“不就是有人给他撑腰吗？”我听后，气不打一处来，要在以前，我肯定会对他们破口大骂。但那天，不知怎么的，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了我心里。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当然展现了才能，也会在仕途上有个更大的进步，这样不是一种更好的自我保护吗？
乔：你为什么选择了省国税局？
李：起初，我提出到基层锻炼，比如到一个市做几年副书记，但没有被批准。有的领导公然说：“李真没有这个素质。”当时我也想过到其他部门。但能到哪里？我看着周围，许多岗位都被占满了。我要走，到哪里去呢？那段时间我烦恼坏了……衡量来衡量去，还是觉得到省国税局好一些。一来这是个实权部门； 二来，一把手年纪大了，也快到“二线”了，我可以很快“扶正”。
乔：运作的过程呢？
李：（李真不说话了。）
乔：香肠好吃，但不能把制作香肠的过程展示给顾客。对不对？
李：（李真笑着说）至少现在还不是讲的时候。不过，我的调动是符合程序的。
乔：你怎么看待“程序上公正而实质上腐败”这句话？
李：（李真低下了头。）
乔：西方一位哲人讲：“用罪恶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于正当的目的。”你怎么认为？
李：（李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生气地说）我前面不是就给你说了吗？我任省国税局局长后，也不是光腐败的，我也干了不少的事呀！我也想带出一支好队伍呀！谁不想把本职工作干好……你查查我过去的讲话，我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做职工的思想工作，都是充满真情的……
后来，我去了河北省国税局，想查一下李真过去的讲话，但被告知：“没有了。”恰好我在看望李真的母亲时，老人为我提供了一份李真《在河北省国税局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1月10日）。
谈到这个讲话，河北省国税局许多职工还记忆犹新。他们说，李真的这个讲话是借通报处理河北省国税局一个处室几名违纪干部的事讲的。“李真这番讲话，确实很有感染力，也很打动人，就像给我们头上戴了个箍。遗憾的是这个箍就是没戴在他自己头上。”一些职工很有感触地说。
与其他贪官一样，李真被逮捕后归结自己毁灭的原因时也有一条：不注意学习。
“不注意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等被一些人讥讽为贪官忏悔的八股文。从李真这篇讲话来看，不能说李真对腐败、权力的认识不深刻，他也并非不学习，否则就不会让不少河北省国税局系统的干部和群众深受感染。
我想到了《镜花缘》中生活在两面国中的两面人：这里的人，都有两张脸，一张是正脸，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另一张是被浩然巾遮盖着的脑后的恶脸：青面獠牙，鼠眼鹰鼻，长舌犹如钢刀。血盆口一张，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风漫漫。
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真们吗？台上一张“廉脸”，台下一张“贪脸”。
“贪官有两张脸！”这就是李真的讲话给我们的警示之一。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但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李真认识的许某，想从外地调回石家庄工作，李真就把他安排到了河北省国税局，先后担任省国税局党委专职副书记、承德市国税局局长、邯郸市国税局局长。逢年过节，许某都拿着钱去看望李真，按照他向专案组的交代就是：“我考虑，一、李真是上级局的主要领导，现在不少人都这么做，我不做也说不过去；二、跟李真搞好关系，以图他多支持我。”
这里呈现的只是权力纵向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
据办案人员查证，李真出任河北省国税局领导职务后，乾纲独断，在土木工程发包、人事安排、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上，都是通过采取向下级实行强制手段而中饱私囊的。
李真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有多大？
通过剖析李真强行插手河北省某市国家税务局办公楼的工程并从中收受5万美金的问题，我们可略见端倪。
1994年河北省某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家后，1995年该市国家税务局调进了大批人员，办公条件十分困难。该市国税局领导经过研究，购买了9亩地，用来盖办公楼。由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给该市桥西税务局建的办公楼工程质量好，再加上这个建筑公司有国家奖励的议标项目，因此，该市国税局通过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接洽，准备采用议标的形式，由这家公司来负责办公楼的土建工程。到了1997年底，该市国税局关于议标的各种手续基本办妥，并且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就有关合同条款也协商过两次，准备签订正式合同。
此时，李真却霸道地横插一杠，把这个工程给了南京二建。
乔：你是怎么把这个工程给南京二建的？
李：大约在1998年四五月份，我任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期间，已经下海经商的庆五找到我，对我说：“×××市国税局办公楼工程，在确定施工单位上肯定有什么名堂。南京二建是一个优秀单位，居然连投标资格都没有。他们（指该市国税局）一定和省四建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我之所以来找你说这件事，主要看在南京二建这么多年和我们关系不错，在许多项目上给过我们帮助。现在你当局长，应当主持公道。”
乔：你是怎么做的？
李：听了庆五这番话，我很生气，就打电话问×××市国税局局长：“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南京二建参加公开招标？”这位局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快和省四建签合同了，没有办法再改了。”听后我十分生气，在电话里对这位局长说：“那怎么没办法？此项目必须走正常程序，公开进行招标，允许南京二建投标。”当时我感觉这位局长很反感，也很为难，他无奈最后还是同意了。
事后，我感到这次发火不合适，又给那位局长打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是我的朋友吴庆五找了我，他和有些人与南京二建的关系不错，互相之间有帮助。庆五和我关系不错，我才过问这件事。为了这件事，我还跟×××市国税局那位主管基建的副局长通过一次电话，严厉批评了他，警告他不要搞名堂。
但那位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并没有告诉基建办的同志。他们仍做着议标的有关工作。后来，庆五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一听就火了，拿起电话就打给×××市国税局局长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上次我说的话，为什么还不办？你告诉主管副局长，不要在大楼工程建设中搞什么名堂。不然的话我就查查他。”
没办法，×××市国税局只好决定公开招标。
但生米即将做成熟饭，要改变手续就得从头再来。
1998年4月27日，×××市国税局向该市建筑市场打了一份由议标改招标的《报告》。
这个请求很快得到该市建筑市场和该市建委的批准。
乔：撤掉了议标手续，通过招标把工程给南京二建难度是否很大？
李：不大。就是两个电话的事。
乔：没遭到抵抗？
李：他们没人敢抗了。一说查他们，谁不怕？
按理讲，李真是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的主要领导，他的权力腐败是纵向的，但李真的腐败并不只如此。据办案人员查证，他还向政府部门、银行、企业等单位插手，为朋友协调事务而从中牟利等。
我们不妨通过下面协调资金这件事，看一看李真权力腐败的横向效应有多大。
1995年的六七月份，石家庄市一家公司经理在筹建一个牙膏厂项目时，因急需巨额资金，与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儿子程慕阳商量，让业主给原省委主要领导写一份报告，他们出面让这位领导批示。
一天上午，按照李真、程慕阳商量的意见，这位经理带着起草好的报告赶到了省委大院找李真。十多天后，程慕阳将其父亲批好的报告给了那位经理。
随后，处于兴奋状态的那位经理立即向有关部门打报告，报告后面附有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的复印件。一个多月后，河北省、石家庄市两级计委、轻工部门非常顺利地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并列入重点项目计划。
但由于其他手续不全，银行贷款的程序也比较繁琐，这样，1995年底这家公司购买设备时，由于没钱，又在李真和程慕阳的帮助下，从河北省一家有名的国有大型企业借款2000万元，造成此款至今未能收回。
对于这个借钱过程，当事人做了这样的叙述：
于一（化名，河北省某银行原副行长兼石家庄市分行行长）：
“1995年11月的一天，李真让我陪同他去看一个企业。在看的过程中，李真提出叫我们银行帮助给其提供资金支持。但当时我没有表态。过了几天，李真又找到我，说那家企业是个合资企业，外方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据专案组查证，这家香港公司的老板就是程慕阳），现在急需两三千万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设备，叫我必须在年底前给落实了。不然1996年关税就要长了。我当时心里想，那家企业前景并不看好，款贷出去后能不能收回还难说。因此从心里讲，我是不愿意给那家企业提供贷款。但碍于李真的面子，我就给李真出了个主意，如果那位经理找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我们银行可以给大股东提供贷款。李真听后说可以。”
这样，筹贷资金的事又落到了河北省一家有名的大型国有企业。对此，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是这样解释的：
“1995年11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儿子程慕阳的电话说，有一个公司急需用一笔资金，希望我能给帮助解决一下。中午吃饭时，程慕阳带着那个企业的经理等六七个人到了我所在的一家宾馆。
“饭后，我同程慕阳、那位经理等在餐厅交谈。程慕阳先介绍了一下情况，说那个经理是他的一个朋友，现在搞一个生产牙膏的项目，是一个高科技项目，他爸爸对此项目也很重视，并且作了批示，现在资金紧张，请给予帮助解决。随后，那位经理也讲了一下基本情况，并且说效益不错，该工程目前急需资金的情况，并让我看了一下相关文件。那位经理还说，现在可通过有信誉的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再转借给他们。我印象中他们说已经同银行方面说好。其他的人也帮助说了一些话。
“我在此前根本不认识那位经理。但我认识程慕阳，由于还有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的报告，我当时想，此事肯定是省委主要领导支持的，如果此事不办是对这位领导的态度问题。所以，我也不考虑做这种事是对还是错，只是考虑尽量帮助解决。不然，会使省委主要领导对自己的印象不好，而且今后有事再找那位领导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就口头上同意了借款的事情，但我提出要到一家银行去落实一下，可否转贷，如行就办。
“这样，我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银行。在征得那家银行行长同意后，我们就贷出了这笔款，并转借给那家企业2000万元。造成此款至今也没能收回。”
到了1996年春夏之间，那家公司利用借到的这笔钱买来设备后，又为基建的资金犯起了愁。那位经理又找程慕阳，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程慕阳再次提出找李真协调。
此时，李真已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李真已不能再凭秘书身份协调资金，要办成这个事难度更大。
但李真居然又为这家企业协调出了2500万元贷款。
乔：两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李：我先是打给市国税局的局长，明确说：“要把这个工程给南京二建。”后来我又通过秘书，通知市国税局那位主管工程的副局长给我回个电话。我记得通话是在一个晚上。在电话中，我问：“局长和你说了吗？你们办公楼工程叫南京二建干。”他说：“说了。”我说：“既然说了，就得赶快办。”
第二天，这位副局长就把李真同他通话的内容向局长作了汇报。局长无奈地说：“就按李局长说的办吧。”
于是一出在阳光下上演的招标黑戏开场了。
199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