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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金瓶梅》的故事脱胎于《水浒传》，在《水浒传》里，从潘金莲出场到武松手刃奸夫淫妇，前后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明快而果决。但在《金瓶梅》里，却被拉成六七年，武松第一次为兄复仇失败，自己反而身触重罪，使潘金莲和西门庆又过了六七年的快乐日子，而且最后，西门庆也不是被武松摔杀而是自己纵欲过度而死。这种改装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一剧来自北欧的一个传奇故事，在原来的传奇故事里，克劳底阿斯在一次酒宴里，当众拔剑挥杀他的哥哥（国王），并向围观的贵族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嫂嫂（皇后）免于受哥哥的虐待（有些传说是克劳底阿斯和皇后私通，但有些则无此说法）。王子哈姆雷特在克服外在的障碍后，立刻毫不犹豫地杀死克劳底阿斯，为父报仇，登上王位。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里，克劳底阿斯不仅和皇后私通，秘密地谋害兄长，而且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的行动中竟显得迟疑不决。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问：“莎士比亚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现在，笔者不禁也要问：“兰陵笑笑生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他为什么要嘲弄、挫折与延搁武松的复仇行动？为什么给西门庆一个good
death？”笔者无意硬给兰陵笑笑生戴上一顶“伊底帕斯情结”的帽子，或说什么“西门庆所做的事正是兰陵笑笑生潜意识里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但若如他人所说是“情节铺衍上的需要”、“苦孝”或“戒淫”等，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今天，很多人在私底下常会不自觉地说：“某某很像潘金莲。”潘金莲事实上已成为我们臧否或类比人物时的一个原型象征，她所代表的正是“淫妇”这种女人。换句话说，兰陵笑笑生所塑造的“潘金莲”很生动地反映了汉民族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中的“淫妇原型”。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乃是赋予该民族的各种“原型人物”以形貌的人，他为大家说出了“什么叫做英雄”、“什么叫做贤妻”……“什么叫做淫妇”。
笔者虽然认为《金瓶梅》是一本淫书，但也认为它是一部不错的艺术品，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之所以要借用《水浒传》中的题材来加以铺衍，想做的不是“苦孝”“戒淫”或“写黄色小说”，而是尝试以其敏锐之心勾画出汉民族心目中与“性”有关的一些原型。书中这类原型不少，但因限于篇幅，笔者只能提一提跟潘金莲有关的“淫妇原型”及其他相关部分。
不少人认为兰陵笑笑生的潘金莲“写活了淫妇”，“淫妇就是这样”。笔者在前面已约略提到了此“淫妇”的造型：它包括“天生就是淫荡的”、“有可资辨识的形体特征”、“让男人一见了就酥”、“主动勾搭男人”、在床上“类似一只饥饿的母兽”、“恬不知耻”、“一再地通奸”、“谋杀亲夫”、“让男人骨髓枯干”等。你如果在路上随便抓一些人来问“什么叫做淫妇？”他们的回答大抵亦是如此，千百年来没什么改变，而古往今来，以兰陵笑笑生描绘得“最为传神”（《金瓶梅》中的淫妇不只潘金莲一个，但又以她“最为出色”）。
兰陵笑笑生让武松的复仇行动暂时受挫，并且给西门庆一个“好死”（改成被潘金莲搞死的），主要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彰显潘金莲的“淫”。在六七年枕边风月的描绘中，作者除了大量引进同样深入人心的“房中术”“胡僧药”“迷信魔法”以增加可读性外，在另一个层面，他却也亦步亦趋地和他所创造的“淫妇”作心灵的搏斗。在这场抽象的肉搏战里，作者很明显地泄露了他或者竟至是大多数中国男子对“淫妇”、“纵欲”内心深沉的惧怖。在第一回，潘金莲还未许配给武大郎前，由张大户收用，张大户收用了潘金莲之后，身上不觉就染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直到第七十九回，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描写潘金莲如何借胡僧药之助“骑在西门庆身上”、如何“美不可言”、又如何“五换巾帕”，让读者看得脸红心热之后，“乐极生悲”终于“精尽继之以血”。然后作者突然一整衣冠，适时地走出来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醍醐灌顶，让大家的大脑清醒一下。这种“风月无边”之后，要大家立刻“回头是岸”的结构在书中四处可见，而且也是中国古典色情小说的窠臼。这固然与道学“假面”（persona）有关，但同时亦在传递“女人（特别是淫妇）是可怕的！”这个讯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频繁的性行为是既不会“精尽继之以血”，也不会“暗里教君骨髓枯”的，但作者（也可能包括多数中国男性）却主观地认为会如此，而且大肆渲染，这正表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惧怖是多么的盲目而执拗！
潘金莲的“药死”武大郎与“淘死”西门庆，都在彰显淫妇的可怕：淫妇不仅是“丈夫孝服未满，就嚷着要嫁人”而已，更会把丈夫的灵堂当做阳台——在武大郎的丧礼仪式中，潘金莲竟在房间里与西门庆幽会；而在西门庆的丧礼仪式中，她又和陈经济云雨不歇。“性”与“死”的诡秘结合，让人不由得想起“黑寡妇蜘蛛”“血腥玛丽”等令男人颤栗的、阴森而诡异的雌性本质。
几句结语
精神分析所关心的是“动机”的问题，笔者不敏，但对过去的一些专家学者之不喜谈《金瓶梅》中的性问题却也颇能心领神会，因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命的文化结构里，“性”虽有它“摆放”的合适位置，却没有“谈论”的理想空间。笔者今天是以“医师”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不必像东吴弄珠客谄些“读《金瓶梅》而生怜悯之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也不必像张竹波般为兰陵笑笑生“设想”，苦心孤诣地提出“苦孝说”这种怪论。依笔者简单的心思来看，《金瓶梅》是一本淫书，潘金莲是一个淫妇；而身为一个艺术家的兰陵笑笑生当然不会是志在“写一本黄色小说”而已，他想要描绘的是存在于他内心深处一些模糊而又与人生真谛有关的东西（也就是“原型”）。在勾绘“淫妇原型”的过程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或者说宣泄了他的性幻想；同时，对他所创造的“淫妇”，在“阳”的一面，他给予公式化的道德谴责，在“阴”的一面，却也暴露了一般男性对此的惧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