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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才能进行。例如，同样是婴儿，在不同环境中会发育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人类中会发育成正常的人，而在狼群中则会发育成完全无法与人相提并论的狼孩。但是反过来，狼孩毕竟不是狼，人在狼群中不可能真正变成狼；同样，狼在人群中也不可能变成人。发生认识论受到大量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有力支持，尤其受到量子理论、〃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等前沿学科的有力支持。
对发生认识论真正有力的支持，来自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本身的进展。关于发生认识论对儿童期极早阶段的运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曾作过杰出的表述。在我们每个人出生后的头一年，存在着一个所谓〃原始存在〃。这一〃原始存在〃并非确定的某物，而是母－婴关系从无到有的逻辑结果，是母亲和婴儿相互适应对方需要的产物。母亲具有某种个人特质，婴儿也具有遗传而来的某种特质。这两种特质的相互适应是婴儿生存的前提，它在婴儿身上造就了〃原始存在〃——〃一个居于所有其他心智发展之前的零点〃，〃一个不变量，它的变异将会向各发育序列赋予一个不变的内部形式和核心〃。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9页。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惊人的推论：一岁（而不是三岁或五岁）已经迟了！换句话说，一位健全的〃发生学的母亲〃，或者说一种健全的〃发生学的母爱〃，对人的人格及命运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此处谈到精神分析对发生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偶然。本来，精神分析与发生认识论并无直接联系。然而，精神分析似乎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发生认识论原则，去理解人的人格及命运。在精神分析内部繁多的学派之间，无论是传统的弗洛伊德学派，还是持有文化相对论的新弗洛伊德学派，无论是阿德勒、弗洛姆、霍妮，还是莱恩、罗洛·梅，还是哈特曼、艾里克森，都无一例外对儿童期予以高度的重视。关于儿童早期经验与人格发展及人之命运的关系，整个广义的弗洛伊德学派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让我们有可能相对准确地认识卡夫卡童年经验中的丰富内涵，把握他的人格，理解他的命运。不知是否由于历史的巧合，两位与卡夫卡同时代、同国家、同属犹太人的精神分析大师为我们理解卡夫卡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位大师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弗洛伊德筚路蓝缕，阿德勒则以巨大的勇气和真诚发动了对他的叛逆，使精神分析运动开始向人之存在、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处突进，然而历史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相互支持，而且最终是殊途同归。在这场精神分析向〃生活世界〃的挺进中，另外两位与卡夫卡〃有缘〃的历史人物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其中一位是与卡夫卡缘份极深的克尔恺郭尔，他是卡夫卡的精神先驱和同路人；另一位则是奥地利犹太人，比卡夫卡晚生一年的奥托·兰克，他被弗洛伊德视如亲生儿子，是精神分析运动创造性的天才和传人。当代重要思想家Ｅ·贝克尔在他的辞世杰作《反抗死亡》中对上述人物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他的工作表明，主要由于这些人物的重要贡献，在生存论（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学三大思想源流之间，已经形成意义深远的〃人学综合〃，这一综合提供我们关于现实世界中人之存在、生存、生活及其意义的丰富思想，使我们得以在人类文明的背景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深刻探索和理解人类个体的人格和命运之谜。参见E·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事实上，《反抗死亡》一书（包括贝克尔的其他工作）正是这一〃人学综合〃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生存论〃一词见下条注释。这一〃人学综合〃，也是我们理解〃卡夫卡问题〃的宝贵钥匙。
第二节 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
由于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兰克等人的奠基性工作，精神分析运动中产生出一门重要的学科：生存论心理学。它是精神分析和生存论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用生存论心理学的眼光来分析卡夫卡的情况，就会得出这样基本的结论：主要由于父母的疏离、父亲的粗暴和母爱的缺席，卡夫卡自幼陷于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之中，那就是所谓〃存在性不安〃。关于这一问题，生存论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分裂的自我》一书作了专门的论述。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生存论〃及〃生存论心理学〃，参见该书〃初版序言〃第一页译注①。关于〃存在性不安〃这一术语的含义，参见该书第三章及第28页译注①。此外，本书将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存论心理学〃一词。在本书中，〃生存论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论及的〃人学综合〃同义。
在一般情况下……生理的诞生以及生物学上活着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婴儿就会获得生存意义上的诞生……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都毫无问题；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他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要是这样，个体就获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坚固的核心。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页。
如果个体获得了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那么，通常的生活环境就不会构成对他自身生存的持续威胁；反之，个体就会感到持续的、致命的威胁，并形成存在性创伤，产生存在性不安。个体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不确定、不安全甚至危险的世界中，他将感觉不到自身内部稳固的一致性和内聚性，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份和自由意志，也无法相信自身的真实、美好和价值。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32页。这样的人将变得十分脆弱，变动不居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身体都会成为对自我的威胁。甚至如加缪所说，〃偶尔见到一块染血的手帕就想到死〃。
问题在于，存在性安全感能否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通常的生活环境〃之外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即童年期生活环境。在《分裂的自我》中，作者通过一位精神病患者痊愈后惨痛的自白，对这一点作出了感人至深的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那时母亲爱他，……否则他会感到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会感到自己从未降生。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毁。只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由于我儿时的自我从未被爱过，因而我本已破碎。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你就给了我完整的人生。
莱恩：《分裂的自我》，第172－173页。
的确，没有正常的童年，就没有存在性安全感。然而，这位患者多半尚未达到精神分析的深度，看到悲剧更深的根源，那就是上一节所说到的原始存在。也许，远在她所能回忆的时光之前，她的命运就已经被什么因素基本上决定了。就童年期环境的反常及其〃临床后果〃而言，我们无法在这位患者与卡夫卡之间作出直接的比较，然而，后者的情况至少同样令人震惊。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至我对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淡漠了。……不过，这倒也是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取决于我应为我独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很自然的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逐渐伛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胃，这使得我从此对什么都感到忧郁不欢，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时……我竟从肺里咯出了鲜血，对这次咯血，在舍恩博尔恩宫的那幢寓所……当然可能要负相当的责任。《卡夫卡小说选》，第542－543页。［注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样一类概括性的〃自我论断〃并非自《致父亲的信》开始。1913年是卡夫卡第一次〃恋爱高潮年〃。在这一年他经历了无比复杂的心理冲突，也写下了一系列典型的〃自我论断〃：我内心世界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日记。见Franz Kafka；The Diaries；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London：Schocken Books；1948。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
对人的这种恐惧，我从来都有，并非真正恐惧他们本身，而是恐惧他们侵扰我羸弱的天性。连最亲近的朋友走进我的房间也会叫我深感恐怖，这一点，并非只是上述恐惧的象征。……［至于］办公室［的工作］？有朝一日摆脱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然而，某一天我会因无力承受而只好放弃，这种可能性倒绝不能排除。就此而言，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十分可怕。1913年6月26日致菲莉斯。
读日记令我感动。是否因为现在我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对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现在只感到生活的压力。我看不到意义，一片虚空。……1913年9月19日日记。
类似的案例表明，卡夫卡的存在性创伤十分惨痛，他的存在性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在整个的一生中，他都将被各种形式的存在性不安所追逐，他人、自己、工作、噪声、病痛等将使他饱受折磨。而所有一切非人的创伤和不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在他的童年，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深深刻进他生存的躯体。
事实上，理解卡夫卡问题的许多重要线索埋伏在第一章中。从呱呱坠地到五岁左右那些至为关键的年龄，卡夫卡这个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孩子，本来就生存在一个〃存在性不安〃的背景之中。准确地说，从一开始，从婴儿期，由于母亲对父亲的〃全日制〃奉献，卡夫卡的〃原始存在〃就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原发性〃创伤。在这一基础上，父亲的粗暴、专制、野蛮以及母爱的继续缺席，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背景中的中心因素，它们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一道共同决定了卡夫卡的命运。
关于父母直接导致的创伤，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简要的讨论。在奥－匈帝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在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在那〃肮脏的犹太旧城〃之内，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为生活而拼搏。毋庸强调，他们自己本来就处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无论是作为曾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还是作为犹太人、尤其作为极其孤立的〃捷克德语犹太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抑或作为商海沉浮中提心吊胆的小老板，他们必然时时受到各种不安因素的袭扰。而由此造成的冲击，很容易转嫁到他们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儿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对童年时代的有限回忆中，总要提到父亲的商号在月底结帐时全家的〃不安〃，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结帐将告之一个月的努力到底换来了什么，这对刚刚艰难起步的父母，无异于一次例行的判决，让他们惴惴不安，并让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亲试图从小就向卡夫卡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生活中，对大多数人都不要相信。据卡夫卡回忆，当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无一不被父亲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这样不信任人是毫无道理的，……于是乎，在我的心灵深处，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卡夫卡小说选》，第536页。儿童是学习的天才。当父母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时，儿童会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出来，并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这时，如果父母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来理解自己，并对孩子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行为标准，并用粗暴的手段强制执行，孩子就会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母的主观上大都希望能够〃挑起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且大都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
第三节 死亡恐惧
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缘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Ｅ·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关于死的观念〃。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二章。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事物提供的支撑及其文化中的观念〃，把死亡恐惧排除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以此保护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于被死亡恐惧压垮的结局。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04页、第227页、第89页。也就是说，人早晚要明确面对死亡恐惧。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惧随时可能冲破〃压抑〃而〃显露〃出来，其过程因人而异，特别与儿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在发展中，死亡恐惧发生了嬗变。如果儿童的成长条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将死亡掩盖起来。最终，儿童与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压抑成为可能。如果儿童得到很好的关照，同化就容易和稳固，而父母对死亡的有力胜利自然就成为儿童的胜利。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3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根据贝克尔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想当时卡夫卡心理创伤的深度。两个弟弟之死刚好接连发生在卡夫卡三岁到五岁之间，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伤口一样深深刻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当时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中立即不断绽开，并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转化为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与既有的〃成长条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用说，那些〃成长条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她的旧城区，犹太人风雨飘摇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虑和不安，两个来去匆匆的弟弟所带来的内疚和恐惧，终日没有父母的身影，对爱的渴望，在父亲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父亲［以及家中一位女厨子。详见以下第六节］所施予的那种〃悬而不决〃的折磨、以及在这种折磨面前随时〃会马上垮掉〃的感觉……换句话说，他未能得到通常应有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过早地暴露在破坏性的死亡恐惧面前。而这死亡恐惧又以压倒性的份量，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并反过来对其他因素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催化和修饰。
后来，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说明问题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提起两个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剧未能浮现到记忆中。也许，那噩梦般的份量，被卡夫卡〃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去了。
第四节 犹太人——〃死人的孩子〃
家，它带给卡夫卡的东西是太多了。尤其在童年，身为犹太家庭的孩子，也使卡夫卡遭受到存在性不安深深的袭扰。
关于犹太人的一般背景，本书前面的讨论已经多有涉及。然而，此处仍有必要补充若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