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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牢房中，在死刑判决被执行之前很久，甚至在邪恶的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之前很久，某种可怕的结果就已强加在了被告身上。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他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只剩下抽象的人性，就像他自己的骨架，像一具骷髅，那是绝不可能作为人的。他没有父母，没有家，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承诺，甚至没有嗜好；而很可能伴随着这些人生内容的权力、美、爱、智慧、勇气、忠诚、名誉、骄傲等等，都与他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转引自莱恩：《分裂的自我》，第69页。
这一位作者的概括表明，卡夫卡的世界的确意味着超人的真诚、明彻和勇气。生于某种世界，是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毫无自欺地承受、面对和认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涉及真诚、明彻和勇气的问题。不难理解，唯有凭借巨大的真诚、明彻和勇气，人才有可能承受、面对和认识卡夫卡的世界。这一段概括还显示了卡夫卡自我认识与认识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的对手都能一下子就战胜他，但并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我们还记得上一节卡夫卡日记中那把〃涉及到许多人〃的〃谴责的匕首〃，大概，它之所以迂回曲折、无所不及地穿透了整个的人群，是因为它首先穿透了卡夫卡自己。看来，一个天生〃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的人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命运：生活让他羸弱而敏感，从而也让他格外具有感知烦恼、不幸和痛苦的能力；生活让他无法挺住而垮掉，让他恐惧而渴望、耽迷而沉溺，但也让他亲临了〃非在〃的深渊；在由厨娘送往肉市附近那所小学的途中，在结婚与否的问题面前，在别的什么场合，他将像哈姆雷特那样永远三心二意，左右摇摆，无法定夺；恐惧淹没他，使他刻骨铭心；一切都化作障碍来粉碎他，于是他经历了一切……而对于这一切，没有人比他自己总结得更为彻底，更具深刻、细腻、刻骨铭心的〃卡夫卡风格〃：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的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05页。有人说得好，卡夫卡对人类的巨大奉献之一就是他批评的明彻和勇气。为此他首先牺牲了自己。
第四节 三位一体的牺牲者
的确，卡夫卡首先是世界和时代的牺牲者。
从某种意义说，牺牲者也就是见证人，因为他穿过了苦难和耻辱、肮脏和污秽、疾病和匮乏。
同时，卡夫卡又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牺牲者和见证人。这个不幸的孩子，几乎终生在伦理－人际关系的边缘恐惧－渴望，〃在成年人中流浪〃。一方面，他在这种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幸，使他对这种关系的本质有着〃切肤之痛〃的感受。另一方面，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与常人相比，他容易具有一份清醒的眼光。与此同时，他的敏感，他对这种关系的〃恐惧－渴望〃，使他格外能洞察它的本质。事实上，这种洞察渗透了他的艺术创造。在这方面，他的代表作之一《变形记》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生存论思想代表人物加缪曾对这部小说作出准确的概括，认为它是一种极端的〃局外人〃处境的产物，〃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同时也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加缪：《弗兰茨 ·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104－105页。
这样一个〃局外人〃也就是一个明彻的见证人。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牺牲者和见证人。关键在于，卡夫卡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自觉的牺牲者和见证人：面对自己非人的牺牲和不幸的耽迷，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丝自欺欺人，绝无半点文饰和回避，反而还以独特的气质对这牺牲的事实加以〃自我折磨、自我谴责〃的拥抱。卡夫卡〃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也没有丝毫的激情〃，激情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弗兰茨·卡夫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20页。而他的敏感则使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格外刻骨铭心。唯其如此，他才得以格外冷静、真切而深刻地感受到自我与世界的本性及其关系。与此同时，他的〃恐惧－渴望〃、他的真诚、正义感和良知又使他起而斗争。卡夫卡无法承受和容忍世界的非理性，他无法承受和容忍既是美人又是野兽的对象，无法承受和容忍本真人性的异化，更无法承受和容忍异化的加剧和人性的解体。面对非理性世界〃悬而不决〃、〃含混不清〃、〃不由分说〃的诸般本性，甚而至于面对〃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面对这个世界所盛行的〃肉搏〃的法则，卡夫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揭露和反抗，要求着理性、正义、公正、良知、明确、明彻、澄明、纯真等形而上的价值。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感人的斗争。
换句话说，卡夫卡不仅仅是牺牲者，而且是见证人，最后还是斗争者，是审判者。他是这三者的三位一体。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有些人有所感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履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看到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但不是很严重。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如同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为什么我要从这些吵吵嚷嚷、然而在这方面却是战战兢兢的寂静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的名字上了敌人的第一份名单呢？我不知道。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书上把这样的人称为具有士兵天性的人。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并非因为它是斗争，使我快乐的唯一理由是有事可干。作为这样的斗争，它带给我的快乐显然比我实际上所能享受到的要多，比我所能赠予的要多。也许将来我不是毁灭于这种斗争，而是毁灭于这种快乐。《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0－111页。
的确，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作为牺牲者、见证人、斗争者的〃三位一体〃，他与世界的对比是那么令人绝望，两者互不相容，无法协调。在这一对比中既包含着本性的对比，也包含着能量的对比。本性的对比是那么鲜明，而能量的对比却又完全一边倒。正是这两种基本对比之间的综合效果，使他的生命和创造是如此地触目惊心。在他三位一体的呼喊声里，饱含着受害和牺牲的事实、可怕而真实的见证、以及抗议和斗争的呐喊。只是，作为一个〃最瘦的人〃，一个来自阴森可怖的地下室的〃活标本〃，一个〃在成年人中流浪〃的孩子，一个被肮脏的结核病毁坏了呼吸和发音系统的患者，他那三位一体的呼喊声久久不能为伦理－人际关系的网络所接收，而只能成为〃一个灵魂声嘶力竭的独白，一个声带坏了的人'在沙漠中的呼喊声'〃，而得不到任何救助，令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无聊。
但是，卡夫卡会有他的知音。历史或上帝从不幸的犹太人中挑选他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当然是自有其道理。要知道，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到这样一个人并非易事。要多少因素近乎神秘地汇聚起来，并通过复杂得令人晕眩和窒息的相互作用，才会形成这样一个〃单数形式的人格〃。一位作者说得好：要记录最微小的震动，就要有最灵敏的仪器；要感知最高境界的要求，就要有最敏锐的灵魂；要眺望深渊，就要有敢闯深渊的人。因为壮汉、干练之士或〃体魄硕大无朋的资本家〃无法完成这样的事业，而这样的事业落到了卡夫卡肩上。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能说，他的呼喊不会默默无闻地消失在虚空中。而他的呼喊一旦为人们所感受到，就会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感到彻骨的寒意，令人恐惧和颤栗，……从而也令人猛省，令人重新思考世界和生活的意义。而对于这意义，卡夫卡自己恐怕比我们更显得若有所思：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祥地睡着。而你正在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卡夫卡：《夜晚》，载《卡夫卡随笔》，冬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
一个孩子，一个守夜人。一个孩子是一个守夜人。也许，在一个患病的世界上，唯有一个孩子才可能是一个守夜人。
〃永恒的童年时代，生活的又一次召唤！完全可以设想，壮丽的生活就在每个人的周围，它永远那么丰富，但是被掩盖着，深得无法看见，极其遥远。它在那儿，毫无敌意，既不抗拒也不充耳不闻。如用正确的话、用它真正的名字呼唤它，它就会来。正是在这方面有巫术的特点，它并不创造，而是召唤。〃——只有一位孩子般的守夜人，才能在夜色的眺望中，看到这巫术般壮丽的生活。
我们十分理解卡夫卡这位守夜人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位守夜人不仅是一个孩子，而且也是〃最瘦的人〃。如果我们真正心明眼亮，如果我们对无论什么人都具有隐忍的心怀，就能看到他在无边夜色中的身影是那么地孑然、羸弱而可怜。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可是，为什么恰恰是个孩子？恰恰是个〃最瘦的人〃？
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具有真正明彻而隐忍的眼光，在任何时候都能透过任何事物看到不管怎样一个真实的人，尽可能地看到真实的人，看到一个真正〃单数形式的人格〃，——无论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眺望过往岁月的风中一个人朦胧的身影，或者打开一本书。哪怕为此要承受决眦的痛苦。如果我们渴望，如果我们决心要去面对或眺望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种生活……
在太长的危险之旅，我们一直纠缠在危险的概念中。正是生活和渴望提醒着我们：在我们的思路围绕着〃永远的童年〃纠结不去的地方，卡夫卡生命的河流才刚刚展开不久。所有的河流都将归入大海。但是，每条河流都有自己不可重复的生命路线。卡夫卡的生命之河在命运的〃地形〃上盘桓，在生活的大地上流连，日日夜夜，以梦一般的眼神睨顾着斑驳难辨或眩目的苍穹，那的确宛如一座至高无上的法庭。从灰蒙蒙的不由分说的云层，从焦灼而酷烈的阳光，用痛遭剥夺因而永恒的童年的眸子，他试图寻找永恒的母亲的形象——其实也在呼唤着真正〃最亲爱的父亲〃。在父亲的天穹下，在因母爱的缺席而悲凉的大地上，他从本已疲弱的身心调集起一切本能的力量，反抗着地形的限制和阉割。毕竟，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上流动着洛维家族的血，其中所包含的，并非都是迟疑、胆怯、羸弱、敏感、畏惧和局促不安，更有真诚、正直、执着、勤勉、善良、温柔、慷慨、谦虚、宽容、隐忍等生而为人所不同程度地具有的美好品性和情怀。在他身上也流动着赫尔曼·卡夫卡的血，其中还格外有着一份生命的坚忍。所有这些与生俱来、或几乎与生俱来的东西，同样也是生活的赠予，它们将与卡夫卡伴随一生，参与他全部的苦乐年华和悲喜人生，并将让他有可能代表人类去作一次伟大的探险。
因为，在一个由父亲艰忍的背影所象征的世界上，就人类赋予〃母亲〃一词的美好涵义而言，人类注定将永远寻找那〃永恒的母亲〃。
第二部 向死而生
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真的要死了……〃
……但是为什么我只讲真正的死。在生活中它和生是同一回事。
……然后也许我能够自愿——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放弃写作的幸福。
——弗兰茨·卡夫卡
在试图理解卡夫卡生命的努力中，我们艰难地写下：〃向死而生〃这个短语。写下它并不很难，难的是真实地理解其中的涵义。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向死而生。对于每个人，文明都是生命的土壤，因而也意味着对生命的规定。生命渴望着自由，而文明只给予有规定性的自由。生命要求着意义，而文明则用它规定的意义要求着我们的要求。由于个体的生命力无法与文明的力量相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文明的规定就意味着死亡。人就是这样在文明的规定性中向死而生。正因为如此，也许我们能够说，人倾向于把文明的规定性感受为文明的缺憾。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生活在有缺憾的文明中。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文明的缺憾有着不同的表现，其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这个人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作家还是农民，也无论我们是否拥有青春……我们都会受到文明之缺憾的规定和限制，就宛如我们在生活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都有自己一份作业，虽然在宗教的意义上也许分不出什么分量的大小，实际形式却总那么千差万别。其性质与程度，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各自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跟所有的人一样，卡夫卡生活在他独特形式的缺憾之中。本性与能量的对比使他的童年遭受了严重的剥夺。我们似乎可以说，严重的剥夺使他处于严重的〃文化休眠〃状态。其实，从心理学上说，每个孩子都大同小异地处于这种境地。他们尚不具备概念的形式运算能力，他们只能作〃具体运算〃。在文明与文化的迷宫之中，他们只能〃休眠〃，在休眠中凭借着生命的直觉，根据自身与文明之间本性与能量的对比，本能地运算着他们人生的作业。与一般孩子相比，卡夫卡只是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然而，与其说他们在休眠，不如说他们在学习，在等待，在渴望。无论多么瘦弱、多么不幸，孩子都在不可阻抑地成长。直至摇曳多姿的青春以其惊人的力与美、以其全新的本性和能量，挟裹浩荡的岁月之风而来，迫使文明作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随处都能看到这种〃形式的让步〃。从古希腊文明，从现代太平洋某小岛上的萨摩亚原始文明，从北美的印第安文明或其他文明，我们都能看到随着青春期而开始的强化训练，它们与现代文明针对青春期的强化教育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那都是文明试图在〃同化〃我们的青春。而〃青春不识文明面〃，青春只顾着绽放，青春其实也在〃同化〃着文明，就哪怕一位注定要永远流浪的孩子那最〃瘦〃的青春。而在可歌可泣的青春之后，又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
第六章 青春时代
书中言语何其多！
——弗兰茨·卡夫卡
1955年，一位年逾70岁的妇女致信马克斯·布洛德——弗兰茨·卡夫卡生前的终生朋友、遗嘱执行人、手稿编辑者。在信中，这位妇女回忆了她生活中一段美好的时光：……中间是一棵非常、非常古老的橡树。我们常常坐在那棵橡树下——弗兰茨和我，两个孩子；他给我读尼采，并不在乎我是否听懂。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们用那个时代的方式调情；我们都青春年少，我年轻漂亮，他聪敏伶俐。他家租用我家二楼度暑假。我家花园一直伸向一座小山，山顶有一条长凳。傍晚，我们常散步到那儿去，弗兰茨拿着一支燃烧的蜡烛，他试图说服我，让我注册报考大学。这事儿没结果。我父亲不会同意。那时，孩子们都听父母安排。于是我们便分手了。Ernst Pawel， 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3。
这位妇女名叫塞尔玛·珂恩，据认为是卡夫卡当年柏拉图式的初恋情人。他们相识和分手于那个暑假，此后再未谋面。告别时，卡夫卡在少女的剪贴薄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文学和人生意味的赠言：书中言语何其多！
它们要回忆！好像言语会回忆似的！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但是有一种活的思念，它温柔地掠过一切值得回忆的事物，仿佛用手轻轻抚摸。然而如果从这片灰烬中窜起火苗，炽热而强烈，而你呆呆地凝视着，犹如为神奇的魔术所迷住，那么就……可是却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来抒写这种纯洁的思念，只能将它写在这些白色的、简朴的纸上。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33页。
这篇初恋的临别赠言，也是已知卡夫卡最早的文献。有关这场初恋的简短文字，似乎却包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