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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小孩儿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前方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有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崭新的对联。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只不过，灶台上落满了长年累积的泥尘。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父亲说，这是光亭的老屋，当年，他就是在这屋里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跑到他屋里去看，一个黝黑的、干净至极的农家房屋。
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了的房屋有十五家，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五个家庭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整个村庄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估计约有六十户左右人家。
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现实的村庄相比，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宅基地的划分，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的。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以一个点为圆心，梁姓人家居住在一起，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地域逐步扩大。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家族的饭菜。然后，才开始吃早饭。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个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因平时吵架而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
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依家族而居的生存模式也已经改变。张家道宽的房子所在地，原来就是我家一个堂伯的宅基地。张家的老宅位于老坑塘旁边，是极不规则、非常潮湿的一片地，这里也是整个村庄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只需买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盖房就可以了。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世界的起点。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也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不是他们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他们在乡村也找不到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该怎样弥补和改变呢？
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
坑塘，就是散落于村庄内外的水塘，北方农村口语称它们为“坑”。
梁庄有大大小小六个坑塘。小学前边有一个大坑塘，中间有一条窄窄、弯曲的小路把它隔开，这是童年时代我们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一到夏天，暴雨过后，这条路便成为一条“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会漫过小路，只留下断断续续的残面。几个小伙伴手拉手，打着赤脚，走着走着，就会听见“扑通”落水的声音。好在坑塘边的坡很缓，水也并不深，都能顺利爬上来。如果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那就糟糕了，村里到处都是泥泞，猪粪、鸡屎被泡得到处流，一些碎石头、碎砖块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不小心就硌得脚生疼。从家里到学校不过三百米的路，我们一路上不知要踩到多少粪便，看着脚趾缝里挤出来黑色或黄色的污物，散发着臭味的粪便，那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
虽然如此，小学前的坑塘仍然留有我美好的回忆。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等不及到成熟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手拉手，连成一串，蹚进水里，去摘那最近的莲蓬。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
还有就是那个有着青石桥的坑塘。青石桥把一个大的坑塘分为两个，左边坑塘进入到村庄里面，右边坑塘往外延伸到公路旁，旁边有一条较宽的土路，也从村子的另一边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约有几分地，种些辣椒、茄子、萝卜等蔬菜自给。路和自留地中间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树。每到春末夏初，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女生用土块、棍子打，桑葚落了下来，砸进土里，浸满了灰尘，根本无法吃。那些男孩儿却“蹭蹭”地爬上去，摘满一兜，一溜烟就跑。
左边的那个坑塘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几乎和小学前的坑塘连在了一起，中间就隔着一条大路，就是村庄的主路。或者，两个坑塘¨。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庄，有了路，才使得它们彼此隔离。坑塘的前后，相隔着两个大麦场。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村里平时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报庙跪哭的，都在这个打麦场里进行。尤其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全村人的节日，虽然电影通常是因为葬礼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与新生、哭泣与喜悦都是真实的，即使是刚才还在为葬礼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因死亡而害怕，到了电影场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马上赶走了全部的悲伤与害怕。下午一两点，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搬着小凳子占位，相互换着回家吃饭。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电影开始了，全场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
夏天来临，我们去田地割麦子、拾麦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小伙伴就在坑塘里凫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分开。约定俗成，东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偶有坏小子，在水里乱蹿，经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头鼠窜。
那时候，坑塘里还有鸭子在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有人在塘边洗衣服，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水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水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听大人说，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坑塘才有自净功能。下雨涨水后，我们在坑塘里摸“螺壳”，这是一种大的贝壳类生物，打开后，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
还有一个坑塘位于韩家和梁家连接的地方，中间一条路把坑塘左右分开，路地平面几乎和水面一样高，每到下雨之后，两个坑塘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它在村庄的内部，我家往右再走过去三家，梁光升家、梁万虎家、赵嫂家，就到了坑塘边。赵嫂家门口有一大块平地，也是这一片的饭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端着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打情骂俏。在模糊的记忆中，汉玲嫂子和清明妈经常在这里聊天，虽然我并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从她们掩着嘴笑、红着脸的神情，也隐约明白，她们说的是那种话，因此，我们总是快快逃走，这是小女孩儿的一种本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震惊，清明妈是木讷、老实的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出去更是那种畏缩、谨慎的农村妇女，但是，当她们说着夫妻间的笑话，那飞扬的、羞涩的、暧昧的神情，有一种女人的美，有说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谁理解她的情趣呢？即使那个有着某种震惊的女孩子，也是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有些明白。
少年时代的我，常常在这里洗衣服。那时，我一个人在青石板上蹲着，手里搓着我仅有的几件像样的衣服，看着水中的鸭鹅突然张开翅膀，身子挺直，从水的这一边迅疾地滑向另一边，在水面上留下一道笔直的白色划痕，非常优美。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充满着悲伤，我不希望有人看见我，打扰我，尤其是不希望人们将那种怜悯的眼光再投向我，瞧，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大家子，怎么过！我恨这样的眼光，常常想一头扎个地方，永远不出来。我也讨厌我逐渐长高的身体，那么高，那么大，无处躲藏，那么显眼地、尴尬地暴露在大家面前。
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
梁庄小学门前的坑塘已经成为一小洼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类植物上面爬满了苍蝇，曾经淤泥里的莲藕（也许坑塘当年那么干净正是它的作用），还有那荷花和莲蓬都已经消失，变为了地基、房屋。
打麦场及打麦场上的坑塘也不见了。我们曾在那打麦场上翻筋斗、看电影，躲在麦秸堆里看小说，任凭家长喊得声嘶力竭也不回应。而如今一座座崭新的房屋矗立在坑塘的位置，不知填进了多少泥土。而昔日凫水游泳的宽阔水面，也已经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三角水域。
还有那旁边长着高大桑葚树的坑塘，如今已经成为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这个坑塘，你一定会流泪的。一棵枯树倒在水面上，树干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树叶不知道是何时落上的，铺满了整个坑塘，树叶都是黑色的，彼此粘连，固定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流动。上面扔着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生活垃圾。一走近坑塘，就会被一种臭味熏得睁不开眼。
韩家那连成一片、曾经有鸭子飞过水面、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迹的坑塘，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污水坑，潮湿，滋生着苍蝇和虫蚁，那曾经的深度也变为地基，上面矗立着房屋。那传说中坑塘的泉眼呢？自动消失了，还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给牢牢封住了？
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边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起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面对这些，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些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忽视掉一年里的艰辛与眼泪。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似乎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我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
走进北方村庄，对这散落于平原之中的村庄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有许多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是深深浅浅的大坑。不用说，这肯定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建造的砖厂，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
梁庄的砖厂背靠村庄，前靠河坡。80年代初期，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厂干活，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
小时候，为抄近路去河里洗澡，我们一群孩子常常从砖厂中间的大砖窑旁穿过去，陷入那隐蔽的土堆和草丛的深坑里面。砖厂是一个神秘并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我曾经做过噩梦，现在还隐约记得：砖厂成为一个城堡，门紧闭着，吊着索桥，想要冲进去，必须得经过无数的机关和陷阱。
梁庄砖厂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厂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旗杆。电线杆前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对面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机井，圆形井身的一边也深深地裸露着，和电线杆遥遥相对。父亲说，连上砖厂，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
环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是紧靠河坡。因为挖土时太靠近树，有些树已经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曾经像城墙一下挡住汹涌的河水的河坡，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了。
我们在机井那儿查看的时候，老贵叔远远地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一看是我和父亲，笑了，说：“我还以为是谁又来调查呢。”老贵叔的腿有点拐，他患风湿病好多年，皮鞋的后跟已经快被踢掉了，沾着些泥。身上还穿着薄夹袄，黝黑的夹袄脏得有些发亮。老贵叔也是梁庄有名的“刺头儿”，脾气火暴，看不惯歪风邪气，看见当官的骂当官的，村里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会跑去骂一通，他的辈分高，谁也没办法，和谁都合不来。所以，当年他承包砖厂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废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
这个砖厂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取利。
1975年夏天开始，建轮窑。地是村里的，乡里来建设，占耕地两百多亩，利润全给乡里。合同上写着每年一亩地免四十块钱，免两百斤公粮，从来没有兑现过。也不知道村里到底要到了没有，反正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年年都有人为这事去闹。1985年周贵天半承包经营，乡政府投资，他交利润，干了三年。咱梁庄人挤对他干不成，因为公社过去承诺的一直没兑现。俺们队里那年交公粮，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为啥？目标是为砖厂合同这么多年没有兑现，我趁机把村长梁书定整下来。
大队部欠你老五爷（老贵叔的父亲，曾经是村干部）的工资，到你老五爷不干，一直不给。当时正打麦，我见书定时说：“你爹干的时候不给，你干的时候可应该给了吧，你们能欠我们几辈人？！”他傲慢不得了。我骂他：“日你妈，你娃子能吧，你喝的还是老百姓的血，你等着吧，我非给你告下来。”我就告到乡里，乡里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砖厂的事。他跑到乡里给专案组说，梁庄麻烦事多，可不敢去。专案组一听觉得有事，就来了。结果是书定被整下来，为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1988年开始干的，干了三年。1989年的时候，就干不成了，跟大队干部弄不到一块，老来查我，想等着我送礼，我就是不送，到最后都不送。头一年承包费四万。后来我亲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着我卖砖给当官的，我出去一趟，回来砖就少了，问我那个四弟，说被人拉走了，回头给钱。给他妈那个脚，要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拿着账本去找拉走砖的人，当着他的面算账，让他给钱，把他给气得像吹猪＇1＇哩。估计也是从来没人敢这样。当个小官，就把自己当回事了。那算啥人！
后来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赔钱。他也背时了。那几年雨也多，砖根本晒不成。咱们邻村承包窑的，最后想不开，跳井死了。后来，宋承信接手干到1995年，他发了。那时候形势好了，盖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来回拉砖的，在村南头煤建拉煤的，人多得很，咱们村里有庆家还开了一个小吃店，办干店，也都发财了。
后来，地弄得深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老贵叔用手指着机井），井底变成地面了。原来，这井根本看不见，井盖还低于地面好多。那头那个电线杆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几丈深。
中间停有两年。窑停了之后，公社给村里三万多块钱，说是退地还耕，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耕，还能耕吗？已经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没有营养了，再说，哪儿有土把这儿填平？现在建设这么快，到处都在买土卖土。后来韩家河娃又干了两年，主要就是靠卖土赚钱，现在这坑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