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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亢、雄辩的话音在宽敞的客厅四壁间嗡嗡回响着。终于，顾璘将“十不可立”的依据逐一罗列完毕了，客厅归于沉寂，那些朝廷大员都拈着胡须，沉思不语，看他们那痛苦的表情，似乎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巧言令色，狂悖之至！”随着一声怒喝，这种令人难受的寂静终于被打破了，众人一起寻声看过去，原来竟是坐在户部尚书韩赞周下手的兵科都给事中李伟业。
李伟业的年纪不过四十出头，是各位官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又是张履丁的门生，论辈分要比其他人都低上一辈；论品秩，也不过区区七品而已，但他的座次却与礼部侍郎冯石麟并列，还在正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顾元勋之上，乃是因为他所任的六科给事中一职十分特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历朝历代都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率领百官对抗皇帝之事，遂废除宰相制，将相权分置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设立了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的六科给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和监督。六科给事中每日轮班随朝听政，记录皇帝发给六部的诏令，随时督察进展情况，每隔五日向皇帝做汇报并参奏得失；而且对皇帝的诏令，给事中若认为不合律法规制，则有封驳退回复议之权。也就是说，六科给事中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谏议权，还有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一封奏疏往往能致内阁学士、六部九卿于死地。因此，论官秩，六科都给事中只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只是从七品，却食正四品的俸禄，上朝班队之中站在二品大员之后，平日即便是见到那些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也只需行拱手之礼，位卑权重可见一斑。
因为六科给事中主要监督的对象是六部，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保留了除了内阁之外的全套政府班底，但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职。以六部为例，只有掌管江南粮储的户部侍郎握有实权，因而六科廊中，也只有督察户部并掌管后湖黄册（明朝户籍）的户科给事中有实权，其他各科给事中也都无法与北京那边的同僚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六科给事中毕竟是言官，无论在南京还是北京，官场上最不安分最能折腾的就是他们这种人，而且许多朝政党争都是从南京而起，南京六科廊的给事中经常充当着挑起事端的马前卒的角色。因此，李伟业此刻骤起发难也不容小视，叨陪末座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不禁为恩师顾璘担忧起来。
顾璘却不动声色地微笑着说：“李给谏（给事中的别称）有何指教，还请明示。”
或许是因为太气愤的缘故，李伟业一张圆滚滚的胖脸胀得通红，一对八字胡也在厚嘴唇上一翘一翘的，听到顾璘应声，他当即侧身拱手，冷冷地说：“后生小辈不敢称指教二字！但有几句话盘鲠于喉，不吐不快，还请顾公见谅！”
客气话说完就不必再讲礼数，李伟业站了起来，几乎是吼着说：“须知‘少不越长，疏不越亲’是纲纪伦常、祖宗家法，若谓当今妄行**士林之新政是悖逆纲纪伦常、祖宗家法的失德乱政之举，我辈才愤起靖难以正朝纲；那么如今以亲以长，都应轮到益王主政南都，我辈就该恭恭敬敬地拥戴他，如此方为公正无私，方为信守纲纪伦常、祖宗家法。若然随心所欲，于我有利便遵之守之；于我不利则弃之改之，那么普天之下之民众，乃至后世之人，便要不禁问上一句，诸公当日靖难，所为何事？今日立君，又为何事？”
到底是言官出身，久历党争，李伟业的言辞无比犀利，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虽然因为他毕竟是后辈，碍于礼数没有直接指责顾璘弃“益”拥“辽”之举是出于私心，但锋芒所指，依然是十分明显的。顾璘或许是自知理亏，也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道：“那么，这‘十不可立’之事又怎么说？莫非圣贤教诲、祖宗家法曾有说过，立君当以不孝？当以贪鄙？当以荒淫无道么？若是如此，靖难大局，乃至大明中兴之伟业焉能有望？”
李伟业自然知道，公启之中所罗列的益王的那些劣迹是不容否认的，但他能在六科廊占得一席之地，也绝非不学无术、浪得虚名之辈，见顾璘避实就虚，他也如法炮制：“我学生倒要请教顾公一句：天地间的大义是什么？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我辈士人君子生于世上，又为何而来？不就是固守、揄扬这纲常大义，使之充塞于天地间，长存于千万世吗？是故益藩纵然有十不可立、百不可立、一千一万个不可立，只要于纲纪伦常、祖宗家法当立，便是当立！只要苦节坚行，捍卫纲常大义，纵使日后靖难不成，乃至亡国、破家、灭身，亦无所憾！反之，若是毁弃纲常，改易祖宗家法，则社稷邦国即使侥幸不亡，我辈身家性命苟且得保，亦不过自毁魂灵，成一仅余躯壳之行尸走肉而已，更必为千秋万世所唾骂！”
李伟业越说越激动，不禁睁圆了眼睛，那两道八字胡也抖动得更加厉害了，显然，他对于自己所恪守的“天理”有着绝对的自信，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捍卫之。所以，在他大声疾呼的时候，倾注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愤和悲壮的情绪，不但使得那些官员频频点头，就连已经做出抉择并在公启上签名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的心里也悄然发生了动摇，不由得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啊！尽管李伟业说的这番话，听起来十分的迂腐可笑，但在他们这些自束发以来便受孔孟程朱圣贤教诲，又被灌输了太多太多“忠君爱国”思想的人的心目中，却又是无比正确的。如果光推出“十不可立”，而不能从纲常大义上找到理论根据的话，拥“辽”弃“益”的主张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接受并身体力行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都竖起了耳朵，等着听顾璘如何应对这个诘问。
“哈哈哈哈哈！”顾璘突然发出一阵大笑：“敢问李给谏一句，可是奉了当今圣上密旨，要来劝降南都诸君子吗？”
众人一愣，都将诧异的目光投向了顾璘，想知道他为何这么说。
第三十九章舌战诸公（三）（）
李伟业强压着怒火，紧盯着顾璘，反唇相讥道：“我学生言辞多有不当之处，还请顾公见谅。但不过直抒所见而已，顾公乃是文坛祭酒、士林领袖，何必如此有失礼态，对我学生恶语相向！”
“岂敢岂敢！”顾璘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那么，李给谏方才倡言‘立君以昏’，并谓因此而使靖难中兴功败垂成，甚或亡国破家也在所不惜，此非甘言巧辩，意欲为朝廷招降南都，又是什么？莫非李给谏竟不知道，一部二十一史，只有诛九族，惟我大明，却有诛十族。若非已得朝廷恩旨，李给谏怎能如此有持无恐，说出‘靖难不成’的话？！”
听出顾璘话语之中隐隐流露出的威胁之意，在座的各位官员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当然，他们心里都明白，历朝历代，谋逆都在十大不赦之罪之中居于首位，一旦举事不成，千刀万剐、抄家灭族几乎是注定的。因此，诸如什么“靖难不成、亡国破家”之类的话，若是由在座的张居正和初幼嘉这样二十郎当岁的青年士子说出来，或许还能当真；而由李伟业这样有家有口，且已为官多年的人说出来，不过是一句赌气的话而已。但是，所有的官绅士子都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为了家国社稷，为了维护纲常大义，纵然粉身碎骨也无愿无悔，因此，这层意思是只可意会，却是不可明说的，顾璘以此相威胁，未免在论争中已落了下乘！
果然，李伟业把两片厚嘴唇轻蔑地一瞥，冷笑着说：“原来顾公弄此玄虚，无非是欲与我学生辩难。我学生虽庸碌不学，更不是顾公这样的文坛祭酒、士林领袖，却也知道‘立君以亲’是纲常大义、祖宗家法，当此家国之难，名教祸变，我学生为维护纲常大义、祖宗家法而身死，遗骨浮名便能留香于煌煌史册，岂止无所憾，实乃平生所愿也！”
顾璘毫不留情地说：“哈哈哈，遗骨浮名便能留香于煌煌史册？非是老朽小觑贵驾，只怕贵驾当无此幸！”
见顾璘已经出言不逊，侮辱到自己的门生，张履丁怒气冲冲地说：“顾东桥，在座之中尚有后生小辈，你我身为师长，当注意仪态礼数！”
顾璘回过头，对张履丁说：“淡心兄（张履丁的字），弟此前闻说贵门生李给谏即将出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你师弟二人执掌宪台，当真可喜可贺啊！”
张履丁怎能听不出顾璘话中的嘲讽之意，更加恼怒：“泽望（李伟业的字）久在六科，能思敢言，便是升迁宪台副使也是众望所归，你不必耿耿于此。”
“不敢！”顾璘冷笑道：“只是弟不知为何淡心兄却一力反对此议，倒是魏国徐公、诚意刘伯力持此事？”
顾璘所言不差，张履丁为人迂直方正，对自己的这位门生平日好攀附权贵多有不满，加之李伟业升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就是走的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等勋贵的门路，令他十分生气，便坚决反对此事。因他是部院堂官，配备佐贰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他还与李伟业有师生之谊，他都不同意，旁人也不好随意置喙，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师生两人为此还几乎闹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若不是为了说服顾璘，只怕到现在还坐不到一张桌子上！
但是，这个时候张履丁是断然不会把师生之间的矛盾暴露在外人，尤其是顾璘这个“敌人”面前的，便冷冷地说：“诚如华玉兄方才所言，弟念及与泽望有师生之谊，共掌宪台于朝廷规制不符，更招致别有用心之人侧目腹诽，为避嫌疑，弟不得不委屈泽望。”
“哦，原来如此。”顾璘笑道：“弟还以为是淡心兄不齿李给谏一万两银子向那些权贵买一个宪台副使的位子，才要秉持正义，力阻此事呢！”
“你！”李伟业气得面红耳赤，但他为了升迁，当日确实送了总计一万两银子给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等人，如此隐秘之事既然已被顾璘侦知，他也不好当众否认。
李伟业纵有千错万错，毕竟是自己的门生，他如此被人当众羞辱，张履丁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便生气地站了起来，跺着脚说：“顾东桥，我等今日前来，是好意规劝你遵从纲常大衣、祖宗家法，你若东拉西扯，我等只有告辞了！”说着，对李伟业大吼一声：“不成器的东西，还不快随老夫走！莫非还要自取其辱吗？”
奉了监国令旨前来与顾璘谈判，怎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即便不说延误国事，在监国面前也无法交代！许子将赶紧出面打圆场说：“淡老且息怒，都是几十年的老友，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说的。何必如此，让后生小辈说我等有亏行止”说着，又转头对顾璘说：“泽望贿赂权门之事，纯属捕风捉影，华玉兄不必为之义愤。但他方才所说却是正论，‘立君以亲’是纲常大义、祖宗家法，确乎不容改易”
在这么一阵语言交锋的同时，顾璘已经整理好了思路，便起身向张履丁深深做了一揖，道：“弟久居乡野，不察真相，言辞之中多有得罪贵师弟之处，还请淡心兄见谅。我们还是接着谈下去如何？”
张履丁也自知肩负责任重大，只好顺坡下驴，一边回礼，一边坐了下来，气哼哼地说：“你说！”
顾璘说：“方才贵门生所言‘立君以亲’，确是纲常之至理、祖宗之家法。但祖宗定此法之时，正值天下承平，四海咸安，朝多贤良，野无遗民，夷狄有臣服之心，匹夫无桀骜之志。当其时也，人主可以垂拱无为而治。是故为合天亲、息竞争，定下立君惟亲惟长，而不必惟贤之法。今则不同，因当今悖行变祖宗之成法、乱春秋之大义之新政，导致天下大乱、四海腾波，国家危急存亡，已是间不容发。倘若不速择贤君而立，以系民心、振士气，必致靖难大业功败垂成。我辈屡受国恩，身死国难固不足惜，无颜于九泉之下见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并列位先帝，此为不忠；祸延家室，必及父母，在世之身势必难存，辞世之人坟茔也万难保全，更无人日后祭扫祖坟，使先祖不免若敖馁鬼之祸，此为不孝；王师南下，必在江南推行虐民之新政，致使百姓流离失散，无以为生，此为不仁；新政之祸，尤在士林，名教裂变、士林蒙羞，我辈圣人之徒更无颜面对天下士人君子，此为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还谈何纲常大义？！”
顾璘一番痛心疾首的陈说，为“立君以贤”的主张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更为“立君不贤”描述了一副可怕的结局，那些官员都觉得他的话不免危言耸听，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辩驳的话来，只得默然不语。李伟业似乎也没有防备，急切间张了几次嘴，竟也答不上来。
初幼嘉更是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禁为自己刚才那突然生出的犹豫而感到无比的羞愧。他也知道，在这种达官师长济济一堂的场合下，自己只能是叨陪末座，虚心受教而已，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但他一心想为恩师出力，要以自己的所学所思声援恩师，就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顾公所言说得痛切！国危则立君以贤，本朝亦早有先例。衮衮诸公岂不记得当年‘土木之变’”
正在说着，他突然发现在座诸人都面色大变，不但恩师顾璘，就连身旁的张居正也露出了尴尬之色，不由得愣在了那里，下面要说什么话，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初幼嘉所说的“土木之变”，是九十多年前，英宗正统皇帝在位期间，蒙古瓦刺部落首领也先率军入寇，英宗御驾亲征，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仓促成军、又有权阉王振从中作梗，五十万明军一战尽墨于土木堡，英宗皇帝也被俘虏。也先挥军南下，围困京师。受命御敌的兵部尚书于谦见形势危急，在皇太后孙氏的支持下，与群臣商议，秉持“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之理念，毅然放弃年仅两岁的太子，改立英宗的弟弟郕王为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终于稳定了局势，统帅全国军民在北京城下大破瓦刺军队；继而又挫败了也先挟持英宗企图诈开城门，再度南侵的阴谋，最终迫使也先将英宗释放回国。这确实是“立君以贤”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学子，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一片好心，却在无意之中犯下了一个大错误——英宗被释放回国之后，因被刻薄寡恩的弟弟景泰帝软禁于南宫而心怀不忿。八年后，他趁弟弟景泰帝病重之际，在一帮别有用心的宦官和文武大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登上皇位，废除景泰帝帝号，谥之以侮辱性的“郕戾王”，而于大明江山社稷有擎天护国之功的一代名臣于谦也被冤杀，可以说，结局并不完美。不但如此，其后英宗之子宪宗即位，虽然为于谦平反昭雪，也给景泰帝改赠了谥号，并以帝王之礼为他营造了陵寝，但最终还是没有给予景泰帝庙号，也就是说，景泰帝与被自己的叔叔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了天下的建文帝一样，仍不被明朝官方承认曾是皇帝。这一个致命的缺陷，身为南京兵科给事中，最擅长“攻其一点，不及其他”的论争之术的李伟业岂能轻易放过？！
第四十章舌战诸公（四）（）
果然，李伟业冷笑一声：“百般搪塞！故弄玄虚！胡搅蛮缠！我道你们还有什么鬼把戏要施出来呢！原来一唱一和之中，竟埋着这样一篇大文章！”
接着，他转头面向众人，大声说：“大家都听见了吧！顾东桥和他的好学生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无遗了，他们竟是要效法郕戾王等一干乱臣贼子！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狼狈为奸！蛇鼠一窝！”
张居正听他出言不逊，侮辱了恩师及好友，当即也站了起来，气愤地说：“学生倒要请教李大人，何谓狼子野心？谁又是大人所说的乱臣贼子？景泰帝虽多有失政，但宪宗先帝于成化年间复其帝号，追谥以‘恭仁康定景皇帝’，已是承认其有功于家国社稷。为人臣者，岂可再以‘郕戾王’如此不敬之语相称？再者，于廷益（于谦的字）也被宪宗先帝平反昭雪，于故居改建‘忠节祠’，遣外臣内官代帝祭奠英魂。孝宗先帝于弘治年间更追晋其光禄大夫、柱国、太傅，使其位列三公，至人臣之极；并于故里杭城之百姓自发为其在西湖前宋鄂王岳飞墓旁侧所修之墓建‘旌功祠’，至今香火不断，祭扫不绝，还有诗赞曰‘赖得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依学生愚见，李大人这句‘乱臣贼子’之讥，可千万莫要令浙人知晓才是！”
急促地说了这么一大段话，他略微停顿下来，喘了口气，又说：“若这都难令李大人为之动情，学生闻说李大人曾被点为翰林，后又转授编修，既然李大人曾任史官，却不知道怎会不记得宪宗先帝还为你所谓之‘乱臣贼子’于廷益亲自撰写诰语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之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怜其忠。’李大人这句‘乱臣贼子’之讥，将宪宗、孝宗两位先帝置于何地？莫非李大人自持身为给谏，竟要对两位先帝之敕书诰命行封驳复议之权么？！”
李伟业没有想到这个青年士子如此精通国朝典史，更有不凡的辩才，仓促间竟能立刻举出令他无法辩驳的先帝圣谕来为自己的老师和同门开脱罪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眨了眨眼睛，只好缓和了语气：“即便不论景泰帝及于少保之功过是非，以‘土木之变’而论，的确是‘立君以贤’。不过其后的‘夺门之变’不也是由此而来么？可见到底还是致乱之源，祸国之根！”
张居正既已愤然出头，自然不会再给他留情面，当即又抓住了他的话柄，大声呵斥道：“咄！亏你还是两榜进士，给谏之臣，竟说出这等狂悖不经之言！景泰帝圣体违和，英宗先帝俯允诸位大臣所请，复位重掌乾纲，乃是天命有归，万民仰望。何谓夺门？口称夺门、自持有功的阉寺曹吉祥及奸臣徐有贞、石亨等人先后伏诛，乃是英宗先帝钦定的铁案，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