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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扣除每年固定支出六十五万，内努实际年收入为一百三十五万。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共计二十五年，内努实际可供支配收入为，三千三百七十五万两白银。”
朱由校狠狠抽了一口烟卷，指节不断敲着桌子道：“按照这里的计算，内努可是拥有一笔巨资。即使太仓空虚，那么用内努补齐所缺也是够用的。可，实际情况呢？
还有，你们一定也很奇怪，为何朕会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大举矿税开始计算内努。这之前的内努哪儿去了？要解决这个疑问也不难，孙教喻，从第三张开始念，那是万历元年后，朝臣们针对太仓收支的奏本。”
孙元化粗略看了几眼，顿时脸色大变。他是万历四十年（1612）的举人，后师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并弃科举功名潜心研究西学。在天启二年（1622），又随孙承宗去到辽西，协同袁崇焕守卫宁远。因此对于许多朝堂往事并不熟悉。
见孙元化脸色有异，熊廷弼也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他虽然入朝较早，却多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视地方。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后，基本都呆在辽东，对于朝堂上的许多旧事，也仅仅是耳闻而已。
傅山年仅十七岁，入京之前，基本都呆在太原学堂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之下，跟随恩师入京并成为皇上的伴读书僮，只怕现在还是历史上那个愤怒的中二。因此他对于这些朝廷旧闻，也是兴趣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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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化看了众人一眼，咬咬腮帮轻叹一声后，便开口道：“万历四年（1576）正月十二日，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毕锵上疏言：太仓旧有老库、外库之名，老库关门不放，外库支放。
查嘉靖二十三年（1544）老库银除动支八十八万九千两外，尚贮银一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两。至隆庆三年查兑，则仅贮银一百万八七百六十九两。
国家财赋岁入有定额，或遇灾伤不得不减；岁出亦有常数，或遇兵荒不得不增。今以万历三年旧贮、新收合计得银七百零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七余两。宜将老库增银一百万两，编号封贮，积之数年。使外库渐赢，老库益实，此为亿万年无疆之利。
但今外库止剩三百九十万余两，而各边主客兵年例、修城、赏赍、京官俸薪、商人料价、官军布花等费，皆取给其中。而各钞关轮年征折本色少银十五、六万两；停止开纳事例又减银三十余万两。故须痛加节省，以绝后顾之忧。神宗得疏，赞赏其议。”
听完此段，除了朱由校面色如常外，另外三人都是面面相觑：原来早在万历四年，国库就已经出现了隐忧。怪不得大臣们一直闹着让皇上拨发内努。
朱由校皮笑肉不笑道：“万历三十五年的时任太仆寺少卿，将嘉、隆年间的太仓余银，加上万历初三年间的新收税赋，以及万历三年当年支出的银子，合并在一起，得出了‘嘉、隆间，太仓旧库积银至一千余万两’的结论。这手段高明的很啊。孙教喻，你继续。”
孙元化清了清嗓子继续念道：“万历七年户部报，五年收入银四百三十五万余两，六年仅收入三百五十五万余两，比去年减少八十万余两。五年支出银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余两，六年支出增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余两，比去年多出四十万两。
八年（1580），神宗多次下诏减免各省钱粮，各地所减，俱因灾伤，地方困疲。
十年（1582）户部报：旧例，岁征金花银一百万两，续增买办银二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皆供皇上赐赏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数多，已借过备边银计一百余万两尚未补还。
十二年（1584）八月十三日，文书官刘恺口传内阁拟旨，取户部太仆寺银三十万两充赏。大学士申时行等反复请减，语甚切至。神宗准减其半。
同日，神宗又令户、兵二部：因秋祭山陵赏赐各项人等需要，征取太仓银五万两、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兵部复持不可，神宗不听，只好如数送呈。”
朱由校轻咳一声，看了看三人道：“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国库日渐空虚，地方拖欠内努。神宗连赏钱都发不出来，只有挪用各部库银。当然，精彩的还在后面。孙教喻，继续。”
孙元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初三日，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外传张鲸广献金银财宝给陛下，多方请免治罪。
内外臣民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会爱金银财宝。及见陛下明旨允许张鲸照旧供职任事，才相信献宝为真。张鲸继续横行不法以售其奸，国家之祸将从此始。
十八年（1590）六月十四日，户部奏：去年因灾荒严重，数行减免，岁入仅三百三十九余两。而出数比入数多一百万余两，赖老库发银一百八十万两。今年入数不下四百余万两。除已发之外，见库仅四十余万两，老库仅一百七十万两。诸费何从出，犹少一百余万两。”
朱由校揉了揉太阳穴轻声道：“是啊，诸费何从出，只有从内努出。一国之君，都被逼得行受贿之事，足见国朝经济之困境。孙教喻，把后面朕整理的支出资料念一念。看看内努到底用到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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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一日，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奏陈：朝廷每年所入仅银四百万两，而所出动至四百五十万两以上，原已出大于入。
西征宁夏啺荩�1592）费银一百六十万两；赴朝鲜东讨日本（1592…1598）费银五百六十余万两；万历二十七年（1597），为边饷拨发五十万两；伐播州杨应龙（1599…1600）拨发三十三万两，后追加百万两，连川中凑办共计二百余万两。
皇长子婚礼珠宝等项约九百三十四万三千余两，传造袍服四万一千余匹；皇长子婚礼传买段一万二千七百余，约银十万多两；磁器口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二十余万两。
修浚三山口赵家圈等处，费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省直因为灾伤，欠段价料银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余两，积之亦既二千一百余万两。因边饷、官俸及军饷每年递增，导致太仓库入不敷出，以上所费均由内努补足。
除王德完奏陈外，其余支出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户部请拨内努百万两；另，二十九年工部以皇长子大婚及册封诸皇子，请拨内努三十五万两；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请拨内努三十九万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因北疆兵饷告急，拨发内帑一百二十一万两；三十二年，再拨边饷一百万两；四十四（1616）年，拨银三十万增九边边饷；四十六年（1618），因太仓不足，神宗以内努拨付边饷一百万两，后又追加边饷二百万两。
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皇子（朱常洛）同意户部尚书李汝华所奏，以库银一百六十万两犒赏边军；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黄克缵上疏，请发库银二百万两修皇极殿，光宗允其请。以上，合计一千零八十五万两，具由内努拨付。
内努可支配收入虽为三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但综合以上两项支出合计，自万历二十年（1592）讨平宁夏啺菘迹撂炱粼辏�1621），内努一共支出三千一百八十五万两。扣支后，尚余银一百九十万两白银。再扣除历年奖赏，内努实际余银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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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个字从孙元化唇边念出，众人虽坐在温暖如春的屋内，却感觉置身寒冬冰窖。朱由校沉默半响后，凄然笑道：“万历四十八（1620）年三月，神宗第三次下令加征全国田赋，时任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冒死谏止辽饷加赋。
他说，辽东为肩背天下为腹心，肩背患病，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如果腹心先溃烂，危亡必立至。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
内庭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
朱由校缓缓站起身道：“好一个‘内廷库积如山’，到朕的手里，只有百万余银。御史们只盯着内努，却忘了太仓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朝堂所需都是内努在补足缺额。可如今，内努也补不上了。你们知道朝廷每年用度缺额多少吗？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李汝华说：太仓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万两，支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两，其余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两，出大于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以辽饷不足，神宗从给事中、阅视辽东兵马的姚宗文之请，下令再加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万余两。
是年全国田赋总八百万两。其中，辽饷三百二十四万两，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并加紧制造器械。辽东饷司每年用银达五百万两以上。
天启三年（1623）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陈兵饷太巨：辽东战起，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约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只山海一关，每年即需四百万两。
此外，近年于登莱、天津、京师、通时、密云、张家湾以及海上共增新兵九万一千多人，岁费需九十万两；蓟镇旧兵议增饷，每年约数万两；其他操赏、牧马、舟车、俸廪等费，每年需十余万两。总计各处新兵岁费一百二十万两，与山海关四百万两合之，共五百二十万两。
每年加派之四百八十五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山海关内外，仍缺三十五万两。而实际上，山海关一带每年尚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五年以来，累积缺饷近九百万两。
明军与后金屡战屡败丢城失地，后金所获粮食、马匹、武器、辎重等，价值超过数千万两。不仅辽东军备为之一空，辽西军备也大为堪忧，因数年来亦是从速补给，积欠各地良多。
方才，朕已经告诉你们，朕出京前内努曾获银五千五百万两，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填了这些窟窿。这还不算，有些银子朝廷至今还拖欠着，朕都不知道怎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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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土司兵精整可用，上疏请征调湖广宣慰司士兵八千人，四川永宁宣抚司兵五千人、酉阳宣抚司兵四千人，石砫宣抚司兵三千人，往援辽东。十一月，神宗令征湖广永顺宣慰司兵八千人、保靖宣慰司兵五千人援助辽东。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熊廷弼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神宗从其言。此方略需新召募和征调官兵十八万人、马九万匹。每名士兵年饷银十八两，该银共三百二十四万两。马每匹日给豆三升，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每日一束十五斤，该用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三日，饷司杨嗣昌奏言淮北及镇江、苏州、松江等府大饥；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奢崇明反；秋九月，黄河在灵壁、黄铺一带决口。
天启二年（1622）正月，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六百里杀掳数万人；二月初七日及四月十六日兖州府、济南府、东昌府地震，倒坏民居无数；二月土司安邦彦反；
天启三年（1623）五月，黄河决口于睢阳、徐、邳一带，上下一百五十里内悉成平地；今年二月京师滦州地震波及甚广，七月黄河徐州决口难民无数。所需甚多，甚多！！！”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朱由校努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三位，这些都还只是一部分。朝廷实际用度根本不止于此。如果再行加派粮饷，百姓必反大明必亡！！可钱饷从何而来？
因此，朕决议以三角振兴计划为方略，外行海外贸易，内整官僚胥吏，从局部开始改革。以求延续大明国祚。这第一步，就是整顿税务理清税收，把该收粮饷的都收上来。”
孙元化和熊廷弼一听，心下凛然脸色微变：皇上这是…这是要对士绅开始收税了？这…这可有违祖制啊！！万一激起士绅不满，那…大明岂不是再起内乱！？这…
傅山看了看两个神色大变的教喻，心里暗暗有些鄙视：皇上以前说过，既得利益者总是屁股决定脑袋，如今看来就包括这两位。一说到缴税，就跟死了爹妈一样！！！
傅山随即起身，拱手肃然说道：“皇上，您就直说吧，怎么收拾这帮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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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万历朝后期，因为军费、赈灾等大大增加，神宗加大了征收力度。因此本文引用时，采用了一个平均值，并非说万历朝一直如此征收。另，本文将明朝时，云南每年上供的约四万两白银，算入了杂色收入中，特此说明。
皇店的内容较少，但也能通过一些记录查到模糊的数字。明朝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惠，在其《酌中志》中提到，万历年间，京城有六家皇店，由“提督太监掌控，年征白银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考虑到古人有‘藏拙’的习惯，本文采用‘皇店年入10万两’，并非说朝皇店一定是年入十万，特此！！
注2：金花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公元1436年（正统元年），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折银征收，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其后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后，每年又增银二十万两，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及内监宫女的日常费用。
这金花银看起来很多，实际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拖欠。这也导致，皇帝对于军队约束的减弱。毕竟皇帝差饿兵，饿兵就要找奶妈。于是，文官集团以上帝的模样出现了。一方面通过舆论和道德指责皇帝胡乱花销，另一方面通过军饷卡住武将集团，而背地里，文武却心照不宣地分饷、分土地。庞大的明帝国，就这么被非洲二狗而倒塌。
ps：这几章我写得很艰难，艰难之处在于，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罄竹难书。明末的士大夫阶层和武将阶层，行为做事之猖獗和肆无忌惮，乃华夏历史上所仅见。
这几篇，我写了删，删了又写，直到最后成文，都依然不能让自己满意。呵呵，文笔有限，还请各位将就着看。
这一段列举了大量数字内容，看起来有水的嫌疑，其实不然。以往很多明末的经济状况都是一笔带过，或者列举的内容并不详尽。笔者就补上这个缺口，让大家有更实际的感观。
客观来说，当时的士大夫及武将阶层，采取掏空明朝一切的做法，只不过是延续华夏数千年来，家族集团制生存的模式而已。站在今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义愤填膺，但就当时而言，就连皇帝在内都觉得无可厚非。
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本，在于农耕社会的利益蛋糕只有那么大。到了极限，就要重新划分。这与海洋文明有根本的不同，这些我都会在以后提出来。
文中针对历史史料的核定，耗费了大量功夫，我仅仅是挑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史料。文中关于朱由校与大同官吏的斗争，我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描述。因为如果这么写下去，就变成了《十全老人下江南》的明末大同版，这与本文的初衷是违背的。
但这也是为随后留下伏笔。激烈的朝堂斗争及关外战争，且容我后续道来。当然，后面还有针对西方的一系列动作。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思想大变革的前夜，嗯，朱由校怎么着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第七十九章 筹谋（4）内疏外通（）
傅山出身官宦世家（注1），家学渊源。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原本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应该是个喜好飞鹰走狗的标准纨绔。可傅山却不同，少时就重气节、有理想、有抱负。这与其严格的家庭教育有关。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傅山对于官场的猫腻并不陌生，可谓洞若观火。受当时舆论的影响，加之本身才华横溢心高气傲，傅山甚至还有点“仇皇”的心思。
国家发展的好，那是因为有圣明君主的存在；国家发展的不好，那是因为君主的荒谬。臣子痛骂皇上，那是忠心为国一身赤胆的表现，会被民间和官场所崇拜。
明朝如傅山一般的青年才俊有很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早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一言一行之中。面对朝局的混乱与胶着，他们内心迸发出朦胧的国家与民族意识，于是开始自发的寻求解决之道。
但碍于时代发展的阶段和信息的不对称，他们空有一腔热情却不知从何入手，于是很自然的从民间舆论中寻找突破口。他们学会了标新立异，他们开始愤世嫉俗，他们积极投身于明朝的各类社团活动。
他们希望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变得更有意义。他们渴望被社会认同和接纳，而不是‘二十年后，终于还是变成了自己的讨厌的那一类人。’但明朝固化的阶层和僵化的思维模式，始终将他们压抑的无法呼吸。
此时，敢于喷吐口水，狂骂皇上的东林出现了。年轻学子们眼前一亮：对，堂堂大明变成今天这样，都是皇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