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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任凭这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不良生产方式自由发展，人类生存的基础就会面临威胁。在这一时期，各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们已经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此时，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基础受到严重损害，环境问题已不只是生产与技术层面的污染问题，它已经成为涉及人类本体生存思考的哲学问题。这一关乎人类根本生存的重大问题对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施加了重大影响。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各自领域内开始进行相关的生态思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
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批评的诞生。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美国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缘起，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化。西方社会生产活动的畸形发展倾向对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圈造成了严重破坏，形成了一种生产愈发展、环境愈萎缩的悖反现象。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生产愈快速发展，环境的破坏愈严重；环境破坏的程度愈严重，人类生存根基受到的威胁愈大。而越是接近人类生存根基的极限承受能力，人类在地球生态圈的生存前景就越暗淡。就像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所说，这种恶性循环的社会发展方式是一种“自戕式”发展方式。很明显，环境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人类文明自身，来自于社会生产活动的某些畸形发展，它造成的后果破坏着地球的生命系统。就像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所说，“这颗行星一直拥有的许多最精致的生命表达、尊贵和美，都正面临着危机。”而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负面结果。
事实上，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其内部的某些畸形发展倾向带来的环境反作用日趋严重，在某些方面已经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存活的物质环境基础，开始损害人类本体生存的根基。在人类本体生存面临危险的背景下，环境问题早已超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层次，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正如戴斯？贾汀斯所说，“这些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我们人类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应当孕育世界文明的形式等方面，总之，环境问题提出了伦理上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态思考逐渐渗透进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牵涉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影响到相关制度准则的制定、风俗习惯的形成，使西方社会文化发生基础性调整。简言之，社会生产发展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中没能实现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反而呈现出日益背反的趋势，生存环境的不断萎缩成为牵涉人类本体生存的问题，成为影响西方社会文化的重大因素，引起文化领域广泛的反应与变化。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揭示出错误的生产与技术方式对生物与环境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卡逊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此时，随着生态思考在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渗透，生态考虑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种文化背景与文化氛围中，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绿色思潮的美国生态批评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美国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批评思潮，它的产生和发展脱离不了特定社会生产与文化背景的制约。同时，美国生态批评的产生也拥有自身的思想渊源，当代环境与生态危机背景中蓬勃发展的西方生态思潮就是美国生态批评的思想渊源，生态学思想的崛起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绿色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为美国生态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思想支持。早期的生态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物学的学科分野，它在自然环境背景中研究生物，这种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突破，克服了以往从单独个体出发的孤立的研究方法，将所有生命个体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的组成部分。随着生态学的不断发展，生态学在西方工业化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将一部分重点转移到有关人类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生产与环境背景的变化，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也体现出时代特征，开始完全超越作为自然科学的纯粹生物生态学的范围，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它已经深入到对当代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哲学追问，进入到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的思考。总之，当代社会与环境背景下的现代生态学已经成为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联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哲学。就像唐纳德？沃斯特所说，“生态学被广泛看作是一门极有希望去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学科，一个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世界观。”
当代生态学思想促使人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生态学描绘的是一个相互依存、有着复杂关联的整体的世界；人类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关、共存共荣；人类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有责任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些都是生态学最具价值的思想，生态学这些将人类与周围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的思想在环境与生态问题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学思想对美国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和作为思想渊源的价值不言而喻，就像首先提出“生态批评”概念的威廉？鲁克特所说，这是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一门学科、一种人类视野的基础）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现在与未来的适用性，是我们近年来所进行的所有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
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
美国生态批评所做的生态批评探索与研究多种多样，研究方向和视角各有侧重。这些研究的不断积累和发展逐渐形成美国生态批评的较为明晰的研究视野，并由此逐渐支撑起美国生态批评的较为稳定的、有层次的研究框架。对美国生态批评研究视野和框架的梳理和表述需要一个恰当的切入角度，基于这一点，此处将借鉴美国首位环境与文学教授切瑞尔？格罗菲尔蒂对美国生态批评研究的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甄别与归类，借此切入对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的探讨。总体而言，如果要对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进行一种有层次的梳理，可以是这样一种表述：首先，美国生态批评的一层重要研究视野是发掘并研究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形象或自然原型，它们是文学对自然的一种再现，这些自然形象与原型存在于美国的文学传统，其中包括伊甸园、阿卡狄亚、处女地、边疆，蛮荒、恶沼，等等。这些重要的自然形象与原型构成了美国文学如何对自然进行再现的思想基点，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美国生态批评从较为宽阔的生态—文学视野中对这些自然形象与原型进行考察，发掘其中明显或隐含的自然观，并对其进行生态批评思考。同时，如果按照“在场”和“不在场”的区分方法来考察文学中的自然，那么对“在场”的自然形象与原型的研究一定必不可少，与此相对，自然在文学中的某些“不在场”及其原因也能被纳入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
其次，美国生态批评研究框架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美国自然文学传统的批评性研究以及对包含自然主题的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美国生态批评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美国“自然文学”（naturewriting）的研究上面，因为美国自然文学传统包含着丰富的自然主题，它不仅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然文学传统还是美国生态批评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美国自然文学是一种以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它以自然为主题，在广阔的自然背景中书写自然、人以及二者的关系。美国自然文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7世纪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时代，它真正的奠基是在19世纪中期，一般将19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先驱与超验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视为美国自然文学传统的奠基人。美国自然文学经历了默默无闻的长久发展，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得到广泛关注，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就像美国自然文学的研究者约翰？默里在《自然文学论丛》的前言中所说，“自从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以来，一种曾经鲜为人知的散文体——自然文学——日益稳定地发展并渐得人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一流作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到1992年，不妨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主要流派。”美国自然文学的渊源几乎与美国文学历史本身一样长久，当欧洲移民开始进入美洲新大陆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未开发的神秘的蛮荒之地，美洲的土著居民还处于氏族部落的时代。来自欧洲文明社会的移民自从踏上这片土地就开始面对荒野的自然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经验，自然主题在美国文学萌芽之初就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生态批评将关于美国自然文学的批评性研究纳入自身研究框架的主体部分绝不是偶然，美国生态批评理论思考与文学批评实践都离不开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美国本土自然文学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在生态批评家眼中，像《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作品所关注的是“自然之美的形象”，所强调的是以往存在的“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看到了“灾难性破坏”之前的“田园的宁静”。从更广阔的文学视角来看，美国生态批评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美国的自然文学传统，它自身特有的生态视角与生态意识的敏感性使其非常善于发现众多文学类别中包含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作者，这些被甄别出的文学作品也同样被纳入美国生态批评的一层研究视野。
最后，美国生态批评研究框架中具有统摄性的一层研究视野是生态批评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正是这部分理论研究将前两种研究视野支撑起来，从而形成美国生态批评多层次、多视野的研究框架。具体说来，就这种研究框架的纵向分层而言，理论研究构成美国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基础之上是更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其中包括自然形象与原型和文学作品生态批评；就研究框架的横向分野而言，一是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视野，二是生态批评的具体文学批评视野，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总体而言，美国生态批评研究框架中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生态思想资源与当代生态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的。同时，这些理论研究服从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统领，但相关研究也并非千篇一律，也各有角度和侧重。例如，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研究自然从万物有灵论的主体演变成沉默的客体的原因，重审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人文主义思想，推动建设融入生态智慧的新人文主义构想，等等。此外，生态批评在理论研究中也注意借鉴当代其他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理论话语，用于促进自身的理论建设。例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关于自然与技术的观点、詹明逊的后现代社会思想、巴赫金的文本间性与对话概念、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等等。
无论是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实践，它的主旨都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的追求，威廉？鲁克特就指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生态思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关注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正如大多数生物学家所赞同的那样，是要找到阻止人类群体破坏自然群体——随后就是人类群体自身——的方法。”就生态批评的任务而言，“（生态批评的）概念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旨在发现这两个群体——人类群体与自然群体——能够在生态圈中共存、互助与繁荣的基础。”正是这种追求生态文明的主旨将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研究视野与研究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依靠与促进，共同朝向一种符合未来社会的生态文明前景的目标。
多元文化视野与美国生态批评
美国生态批评在进行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比较重视当代环境危机的生态反思，这些生态批评思考的视阈往往涉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思考这种全球性问题必然需要一种超越国界的视野，所以无论是生态学的科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批评，都必须具有一种跨国度、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这种宽阔的跨文化的全球视野，既是美国生态批评也是所有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所需要的一种视野。
就学科性质而言，生态批评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交叉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流派，因而“生态批评的主题应具有开放性、启发性”，这是美国生态批评家们的一种共识。他们希望生态批评拥有比较广阔、相对宽松的研究范围，简言之，它能够在一种宽阔的研究视野中“包含文学、环境以及二者的相互影响的方式”。美国生态批评在萌发之初就拥有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当时，各种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尚未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作为统一名称，相关研究被冠以这样一些主题名称：如“美国研究”、“地域特色”、“田园主义”、“人类生态学”、自然与文化、文学中的自然，等等。可以看出，美国生态批评产生初期的这种宽泛的研究视野，也是促进美国生态批评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生态批评思考的因素。
事实上，美国生态批评非常关注人类文化中涉及自然、生态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有些生态批评家直接将生态批评定位于对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威廉？霍沃斯就这样给生态批评家定位：“生态批评家是对描绘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人，他赞颂大自然，谴责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人，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行动来逆转掠夺者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可见，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生态批评通过文化来重审人类文化，思考人类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发现造成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现在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扩展到对人类文化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圈的关系的思考，体现出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思考的跨越。
随着美国生态批评的迅速发展，其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一方面需要对当代生态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多的思想资源。美国生态批评的生态思想资源的开发，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发现和阐发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文化中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资源。其次需要跨越西方文化视野，学习和理解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资源。
有些生态批评思考已经开始探索远古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潜在生态涵义。有的学者就在相关思考中指出，“那些与环境维持平衡的土著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的习惯、仪式和宗教习惯对防止人口过量增长和过度利用资源具有暗含的功能。”例如，在生态批评视野中，带有中世纪特征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烈的《基督教城》不仅反映出“一种社会共享的哲学”，而且“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这些中古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思想资源对当代生态批评思考不无裨益。有的生态批评家在古代泛灵论文化视野中进行生态批评思考，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是：随着人类自然观从原始文化到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演变，自然在人的话语世界中变成了一个“沉默无声”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在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自然观却与其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自然被视为“可以言说”的主体，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开发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祈祷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这一种泛灵论文化。参考二者的巨大差异并联想当今的环境问题，生态批评家就对这种古代文化进行生态视角的阐发并指出，古代这种泛灵论文化中包含的生态谦虚态度的自然观，可以为当今人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影响下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方式提供一种启发。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有关自然观的内容非常复杂，包含不同甚至相悖的思想内容，其中具有生态涵义的部分内容是生态批评需要开发的领域。怀特早在《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就开始反思某些基督教狭隘自然观的同时，试图发掘蕴含在基督教“圣方济各”（St。Francis）教义中的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并将其“圣方济各”视为“生态主义者的庇护圣人”。格罗菲尔蒂也指出宗教文化中自然观内容的复杂性及其潜在意义，“社会学家也承认，环境也是一种宗教问题”，神学家不仅将《圣经》中的有关先例理解为“对自然的良好管理”，而且有的神学家“将地球本身视为神圣”。还有一些神学家研究古代地球女神崇拜，东方宗教传统与土著美国人的信仰体系，因为这些信仰包含许多关于自然与灵性的智慧。
与此同时，美国生态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因为生态批评关注的问题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决定人类社会未来出路的问题。当代环境问题已成为萦绕所有国家与所有学科的问题。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来看，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就像唐纳德？沃斯特所说，“中国在科学和哲学上拥有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