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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得有人讲，人的生存不是为着战争，战争的生存却是为着人。
这话难道不发人深省？！
人类社会在战争的循环中流转，在战争中找寻出口。战争堪称集体的催眠术，反过来，战争也有赖于这种催眠术的魔力。在集体催眠术的攻势下，人即便天性上憎恶战争，拥护和平，事实上也很难抗拒战争的诱惑，很难冲决战争的循环。经由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构筑的众多军工目标，人类不可避免地被导向了战争。
战争的问题首先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当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被奉为最高价值，即被视为比人更具有价值时，战争的准则就已确定。
只要为战争所作的精神与物质的准备一旦就绪，战争的到来便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审视战争问题切忌抽象空谈，战争总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精神状态相关联。低等级的价值一旦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精神状态中占据首位，战争就不可避免。此时，抽象的和平主义也就威风扫地。资本主义制度极易繁殖战争，政府总导向战争，在频繁地挥动橄榄枝之后，政府少不了要干些贩卖军火和毒瓦斯的勾当。
战争仅在某种特定的心理氛围中酿造。形成这种心理氛围的方式极多，有时还极为隐蔽。对战争的恐惧的心理氛围会推进战争。恐惧从不引发善良。战争的氛围同战争本身和战争准备一样，都是集体性的和集体下意识的，个体人格、个体人意识和个体人良心于其中被绞杀殆尽。
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不仅是最极端和最无限量的暴力形式，而且也是最极端和最无限量的反人格主义的形式。如果认可战争，那么人不仅丧失自己的个体人格，也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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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６１
失其它的个体人格。军队最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军队中的一切人都趋向整体，都作为整体的部分而被安放在特定的位置上。军队——最酷烈的暴虐者，它首先把人的个体人格挤压在一个模子里和一种氛围中，然后再集体施行暴力和奴役。军队与战争一样，全然不关注人的个体人格，人在那里只是非人性目标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工具。战争作为特殊的诱惑，最长于刺激人的自然力。例如，国家所煽动的人口生产，便纯粹是立足于制造炮灰以满足军队数量的扩充。但令人奇怪的是，国家的这种犬儒主义往往能自诩为最高价值，然后又能在爱国的大纛下名正言顺地干私活。像国家这种低劣的价值取向，岂有不导向人的道德情感的倒错？！
要大众俯首于战争，唯有麻醉大众的意识；而这又需要经由有系统地催眠，进行心理和肉体的毒杀，经由导向战争的恐怖活动。社会的军事风格意味着向人的心理和肉体施行暴力，意味着人受奴役。过去占优势的是军事风格，现代社会对此并未改弦易辙，它除认可暴力之外，什么也不认可。
斯宾塞曾预测工业型的社会将替代军事型的社会，以为这样一来，人类对战争的兴趣也许会递减。
但斯宾塞实在不明白，躁动在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母腹中的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比过去任何战争都更令人恐惧。也许，世界永远无法突破战争的循环，永远会笼罩着战争的劫难。
现代战争和现代的战前准备活动展示了人类的空前残酷，它扫荡个体人格的一切生存。
对战争持浪漫主义态度，等于默许一桩不需要任何根据的有系统的谋杀。现代战争不是恬适的抒情诗，而是一篇恐怖的散文，它会把一切最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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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发挥到极限。当代青年钟情于浪漫主义，这实在过于天真。要知道，前几个世纪的战争还关联着人的个性，而现代战争全然不是那码事。现代国家崇拜强力，受魔鬼的强大意志的支撑，战争一旦爆发，便演成世界之战，人类和文明便毁于一旦。过去的战争分区域进行，有范围限制，而现代战争是无限量的整体战争。以为现代化学战的功劳在于削减世界的过剩人口，这样至少能动摇军队存在的可能，这未免太浪漫。现代战争带有现代文明的习气，已十足地机械化和工业化了。
一场技术战争的扫荡，不再有胜负之分和幸存者。
与现代的军事武器相比，传统的军事武器只不过是儿童玩具。
像这种现代的军事武器一旦操纵在受强力意志支撑和受低等价值诱惑的人手中，有谁能不虑及世界前景和人类命运？唯有凭藉精神的抵抗和振兴人类的道德状态，人方可走出血泊。
聚集成伙的匪徒总小心翼翼地划定圈子，然后严格区分圈内和圈外，并在圈内行使各种道德法则。而导向战争的国家其德行与此极其相近，它们不同的仅是，成伙的匪徒自有所遵循的有关荣誉、公正和道德的种种戒条，但受强力意志支撑的国家却全然没有。现代战争的浪漫主义者喜欢论及战争的悲剧。我以为要认定战争是悲剧，即在于证明战争绝对的丑恶和绝对的残忍。说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实在令人不能容忍。这是道德价值的取向问题，即究竟认可哪一个等级的道德价值，或者说，这已超出了道德评判的范围。过去的战争尚存一息温和与正义，现代战争则完全裸露出撒旦的面孔。因此，战争神圣的观念在过去已是笑柄，更何况今日？
客体化世界中不存有任何神圣物，只存有虚伪的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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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６１
人们所说的“神圣”
，是对世界之恶的阿谀，是受了撒旦的诱惑。实际上，当人们谈论现代性和现代战争时，它们作为世界性的灾难已日显征兆，只是人们尚未发觉而已。有关战争的荣誉的概念与基督教、福音书相悖。现代战争的本身不知比荣誉的概念低劣多少倍，它已远不是当年那种明枪明箭的决斗，而是匿于角落的虐杀。同样，集权的国家也与荣誉的概念相去甚远。荣誉的概念仅关联于个体人格。一切反叛人格主义的，皆无荣誉可言。当一切被视为奴隶或者简单的物体时，荣誉便荡然无存。较之传统的军事社会，当今社会更无廉耻，一切都更赤裸裸地凸现了出来。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正在经由一个向着全新的军事社会进发的通道，这种社会迥然异于传统的军事社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对战争的任何恭维。
自文艺复兴时期，人开始思考什么是意义、知识、科学、文化。那时，书的印刷和出版列为首位，后来的人却远遁了这个方向。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是枪炮，人群中最显赫的是军人。为什么呢？只因为他们是战争最有功效的工具。这是一个怎样颠倒混乱的世界啊！战争的作用无所限制，战争被至高无上的准则指引着，这在中世纪已有前愆，而现在则愈演愈烈。现在，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浑然不分，战争的导入也完全不用宣战。可见现代战争的卑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而由此所传达出的现代文明人的道德水准又究竟是立于哪一个等级。
军事上的英雄主义依旧诱惑着人，其实，这仅仅是一种虚伪的宣传攻势。任何真正的英雄主义都不可能在战场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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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因为英雄主义必须以个体人格的生存为前提。现代战争和现代国家不认可个体人格的生存。尼采曾有过纯粹的英雄主义的观念，它不导向任何目的，不是这个世界生活的延续，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散发着另一番光彩。纯粹的英雄主义摆脱时间的束缚，是沉浸在英勇行动中的瞬间欣喜。像马尔罗①便迷恋上了它。
这种英雄主义拒斥崇拜理性，生存在全新的时间里。虽然战争本身从来不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但对于纯粹的英雄主义的体认却都与战争（民族的或阶级的战争）发生关系。这种纯粹的英雄主义很快在关联于人对自然力的征服的现代科技发明中觅得一席。
人的好战本能无法根除，它仅仅只能移入某一领域和被升华。从积极意义上看，当毁灭世界的军事科技完全不能控制战争时，人的好战本能也就要另寻出路。很明显，历经这种现代科技战争之后，人类最主要的一切将毁灭殆尽。
勇敢曾被誉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美德。然而在实际中，它却远离美德，导向了它的反面。勇敢的现象极其复杂。战场上勇不可挡的人，也许是日常生活中的胆小鬼和道德上的懦夫。渴望强盛的集权国家需要军事上的勇敢，因此，它不仅不会应允道德上和公众生活中的勇敢，还会豢养出大批的懦夫和奴隶。
为着力量的集中化而把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是法西斯
①马尔罗（１９０１—１９７６）
：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活动家，３０年代“行动小说”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人类的命运》（１９３）获龚古尔文学奖。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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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５６１
主义惯用的主要伎俩。壁垒简单对置，尤能煽起人们的相互仇恨，尤能酝酿战争的心理氛围，因而也特别适用于战争。
对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为了达到战争与纷争的功利目的的摩尼教①。人类一旦像这样被划分成奥玛兹德王国与阿里曼王国②，那么战争便随时可待。人类不应作这样的划分。真正对置的两个王国存于每个人的内心，在那里，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自由与奴役常常交织在一起。世界和人类并非像通常所划分的那般简单。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宗教的“敌人”不可能集世界之大恶。他们不是恶的化身，不是被仇恨的“神圣”目标。他们是人，是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宗教的集团中具有人性的人。一切涉及到“自己的”便是善良的，一切涉及到“别人的”便是邪恶的——这种想法和作法，应立即废止。
唯有福音书传出的“应当爱你的敌人”
，才是人类脱出仇恨、报复、征战、邪恶之循环的出路。这意味着世界发生转折，人类进入另一个新王国，意味着彻底否弃客体化世界的一切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神性的秩序与世界的秩序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不可能调和它们，只能改变它们。绝对事物与相对事物之间的差别，是抽象思维的产物。福音书启示的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真理。
这种真理在主体性世界中，
①伊朗古代宗教之一，３世纪由摩尼创立，３至１５世纪在亚、非、欧很多地区流行。 ——译 注②奥玛兹德（Ｏｒｍａｓｄ）与阿里曼（Ａｈｒｉｍａｎ）
：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教义中的善界最高神和恶界最高神。
其波斯文译音为阿胡拉。玛兹达（ＡｈｕｒａＭａｚｄａ）和安格拉。曼纽（ＡｎｇｒａＭａｉｎｙｕ）。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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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不在客体性世界中。这种真理启示上帝王国的自由。上帝告诫我们“勿杀人”
，这既为着每一个人，也为着整个人类。若要人类社会践行上帝的这一戒条，人就应迅速脱出人的生存的客体化，以重返人的生存的主体化。为此，必须转变价值的基本取向，予以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
“敌人”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制造“敌人”这一形象，即是非人性的和非个体性的客体化。在人类社会中践行福音书的道德，即是立足于人的个体人格核心，认可人的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
“敌人”
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于其中完全泯灭了人的形象。
所以，基督教的教会祝福战争，胡诌什么“基督爱军队”
，这是再凶残不过的了。人，当然应成为斗士，应具备勇敢的精神，但是这与军事集团无任何干系。军事集团是奴役性的和奴役人的最极端的形式。
我这个观点与布尔乔亚的和平主义不同。这种和平主义不仅无力遏止战争，甚至自身的状态比战争还低劣。它喜欢风平浪静、无忧无虑，稍遇灾难，便惊慌失措，怯弱得像只蜗牛。确实，用这种“主义”换来的和平比战争还糟糕，在这里和平随时待沽，一有机会，势必会以各种价钱卖将出去。
拒斥战争也是“战争”
，也同样需要勇气、斗志、牺牲。只是。。
这种“战争”
，不戕害与自己信仰不同和与自己阶级地位不等的人，不残杀那些被指控为“敌人”的人。它瞄准的仅是建在不公正的私有制和金钱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和阶级生存。对于构成这种阶级社会和这种阶级生存的任何个体人，即使已被钦定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也不在它的射程之内。
基督给人和平，也给人刀剑，但不给人仇恨。许多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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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由于革命发生流血和残杀，从而恐惧革命，抨击革命，但奇怪的是，他们反过来却姑息远比革命更使人流血和更使人残杀的战争。追究其根底，这关联于价值的取向。一旦认可国家价值和民族价值是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价值，那么为着它而杀戮和流血，不仅理所当然，而且荣耀万分，甚至连这手段的本身也会一并归入同一等级的价值序列中去。
相反，真正的正义、解放和自由以及为此作出的流血牺牲，它们所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却会被打入冷宫。基督教的良心摈弃这种将国家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的价值取向。正义和自由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一切杀害和流血都是罪恶和不幸。革命与战争相比，它也可能造生更大的罪恶。唯有从历史的奴役中净化和解救出来的基督教，才能真确地审视革命与战争的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怎样遇到一个法国敌人，后来又怎样从仇恨中脱出。
当然，这里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仍烙印着受战争奴役的心理，仍是一个为战争而存活的人。战争只能瞄准客体，不能瞄准主体。倘若你面前的敌人是一个主体、一个具体的生存、一个个体人格，那就不容许发生任何杀害。战争意味着把人转换成客体。好战的军队不是主体，不是个体人格。保卫战有时并不蕴含仇恨，会从个体人格走向个体人格。但它一经转入渴血的残杀，便煽起仇恨，便不再走向个体人格。那么一个因仇恨而杀人的人还是不是主体呢？显然不是，因为杀人的仇恨已把他人转换成了客体，被仇恨的目标已不再是个体人格。如果充满仇恨、渴望杀人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敌人看作生存的主体，能够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发现个体人格的秘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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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的仇恨会随之消弭，杀人行动也会随之平息。仇恨和杀害仅发生在人成为客体即人的生存被客体化了的地方。
和平与战争、历史的生活与个体人的生活、客体化的生命与执着于主体性的生命，它们之间的冲突永不停歇。
和平环境中的战争，既指突发性的宣战，更重要的还指战争前的准备活动。诸如军事化的心理、军备的扩充、战争意志、恐战情绪等，都会把人类社会掷进血泊。也许，战争不会真正地到来，但战争的氛围一旦形成，人的生命也就不能再自由地呼吸，属于人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也就名存实亡了。
因此，不仅是战争，而且是战备，正在无声地杀死人的自由。
我们常听见“动员”的号令震天动地，人常处在“动员”之中。这“动员”即意味着人的自主运动受阻，意味着人被外在所操纵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事实上，战争取决于人的意识结构。遏止战争，必须更新人的意识结构，改变人的意识导向，即必须凭藉精神战胜人的奴役状态和奴隶意识。当奴隶意识占据统治地位时，战争就常常是奴隶意识的最恐怖的表现形式之一。
战争所具有的魔性，如渴血、毒杀道德良心、搅乱人的意识等，已毋庸置疑。战争的本性是非理性。战争受人的非理性本能的支撑，但战争生存的前提却是理性化。战备的最高阶段必须理性化，必须实施国家的理性化了的行动。这与战争本性的非理性正好相反。大众极易导向非理性的灵魂状态。战争催生人的爱欲状态。两相比较，战争使人更易呼唤出爱欲的本性，而不是呼唤出道德的本性。恨是爱欲的奇观之一。我们常常发现大众愈容易导入非理性，则愈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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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的纪律和机械化的洗礼。这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与极端的理性主义的联姻。
战争的神话复苏人的美好的爱欲状态，致使人不能不迷恋战争的神话。常常是：有关美的英雄主义的战争神话和有关英雄崇拜爱欲的神话，一齐揉合进散文式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把战争的神话与有关种族的、政权的神话镶嵌在一起。这样，战争神话的奴役功力自然也就更加卓著。
神话在理性化和技术化的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源自集体无意识，又极巧妙地利用了理性。这些神话背离人格主义真理，扼杀活生生的人性，阻绝福音书的精神，同时还把这一切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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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人民和民族
民族主义比国家主义更能诱惑人和奴役人。因为在所有“超个体”的价值中，人极易隶属于民族主义价值，极易把自己许配给民族这个整体。民族似乎是人奉献激情冲动的永在的青春偶像，甚至一切党派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民族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民族主义十分复杂。
民族和民族性的观念都是理性化的产物。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俄国著名思想家索洛维约夫曾激烈抨击野蛮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严格区分利己主义与人格主义。遵照基督教的审视点，索洛维约夫认定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民族主义，并认为民族的利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