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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服务意识极强，时时肩负着天下的使命。由此，孤独亦可分为两种：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前者体认内在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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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主义与客体化的共相主义之间的争斗；后者也反抗客体化的共相主义，但他底气不足，终究要败下阵来。
这两种孤独，也可以区分为内在丰盈、充实的孤独与内在贫瘠、空虚的孤独，或者区分为英雄主义的孤独与“败北者”的孤独，大气运作的孤独与匮乏底蕴的孤独。
一个人若以静观的美感抚慰自己，填补自己的孤独，这属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列夫。托尔斯泰强烈地体认过孤独，即便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中间，他也无法脱出这种孤独。无疑，这是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另外，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和异化性往往导向对虚伪的共同性的屈从。个人主义者会轻易变成教徒，隶属于他完全不能反抗的世界。
这类例子在革命与反革命中，在集权主义的国家中，屡见不鲜。
像个人主义者这种自我的奴隶，太受自身的“我”
的诱惑与奴役，因此完全无力抵御来自“非我”的诱惑与奴役。
唯有个体人格，才是脱出“我”与“非我”奴役的解救。人沦为“非我”的奴隶，总经由“我”和“我”所在的状态。客体世界的奴役力量能铸成壮士的个体人格，但不能铸成一个教徒。教徒的调和顺从作为奴役人的形式，时而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本能，又时而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我”。
荣格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心理类型，即：朝向内在的内倾型和朝向外在的外倾型。
这种划分当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实际上，一个人很可能同时具有内倾性和外倾性。现在使我感兴趣的是：内倾性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自我中心主义，外倾性在多大程度上就是异化和外化。换言之，一个人内倾到什么程度就成为自我中心主义者，外倾到什么程度就发生异化和外化。扭曲的内倾性即泯灭了的个体人格，这是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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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而扭曲的外倾性即是异化和外化。按其本性，内倾性也可能触及自我的深层面，从而进到精神的深刻启示中去；外倾性也可能导向创造人和创造世界的积极性。但这里要谨防外倾性把人的生存向外抛出，发生客体化。这种外化和客体化的产生取决于主体的一定导向。人受奴役也许是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
，太专注自己的状态。当人与世界和他人不再发生任何关系时，人也就完全被抛入外在，被抛入世界的客体性，以致丧失掉对自己的“我”的意识。无论是扭曲的内倾性，还是扭曲的外倾性，均是主体的与客体的相互断裂的结果。当人的主体性太锁闭自身时，“客观的”就疏离、厌恶、否弃和奴役人的主体性。客体对待主体一旦发生这种异化和外化，即发生了我所讲的客体化。被自己的“我”完全吞食了的主体与完全抛入客体的主体一样，均是受奴役。
这两种主体的个体人格都被摧毁，或者说，它们都不能再进行形式化。这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有表现：文明乍起，主要是主体抛向社会群体、环境、宗族等客体，即主体的抛出性占优势；文明进到顶峰时期，更多的则是主体沉溺于自己的“我”
，当然，也不乏回归的潮动。
自由的个体人格是世界生命的奇葩。
但在大多数人那里，它要么滞留于潜在状态，要么分崩离析。个人主义不能拓展和启示个体人格，仅虚伪地搬弄辞藻。个人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哲学，人格主义是精神的哲学，唯人格主义，方可承担重任。
人要脱出世界的和一切外在力量的奴役性，必须脱出自我的奴役，即脱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奴役。为此，人应成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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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内倾化的和外倾化的人，应在创造的积极性中走向人们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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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诱惑与奴役：国家具有两重意象
王国潜伏着巨大的奴役力量，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多年来，人一直行进在它的旗帜下，迷不知返。
历史中，王国诱惑的形式极多，且时时乔装更迭。例如，古代众多的东方帝国、古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拜占庭帝国、莫斯科沙皇政体、彼得一世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试想想，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不存有王国的诱惑？
由此可以发现，人的本性中确实禀有王国欲，而这正是王国问题最令人惊骇和最令人担忧的所在。人不停地寻求自己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并施行自己的统治，到头来人也被铸成了它的奴隶。对此，人不仅无所觉察，反而欣欣然，自觉荣耀之至。
其实呢，真是一个甜蜜蜜的奴隶！
在这条去路上，人完全枉费自己期冀共相性的一片热情，人始终误把世界统一和人类有限的统一等同于自己的王国统一。
能够拒斥王国诱惑的，只有在荒漠上行走的耶稣。魔鬼从高山上走下来，指点耶稣说：“世上所有的王国都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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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荣。“说完，魔鬼让耶稣臣服于他。
①此时，大概耶稣那含蕴着精神的目光扫过了那些王国。正基于这种原因，世上所有的王国，即使是变了形的王国，至今都把自己掩藏在基督教的旗帜下。唯有耶稣拒斥王国的诱惑，摈弃世上所有的王国。后来他的门徒没有跟随他，反而去做了王国的奴隶，甚至还把世界的王国与耶稣的王国相提并置。即便如此，仁慈的耶稣并不抛弃他们，他仍时时召唤他们，启迪他们，让他们首先找寻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无奈，这些门徒始终聆听不到耶稣的声音，他们找寻的只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
找寻上帝王国即意味着摧毁世界王国，他们惧怕这种摧毁，他们置身在惧怕中。这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位宗教大法官所说，是他们修改了耶稣的事业。陀氏在这里对宗教大法官的精彩描述，揭示出王国诱惑的生存的辩证法。这项辩证法是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一块基石。
至于陀氏本人，即便他如此睿智，也没有完全进入自由，而仍受了东正教神权统治的诱惑。
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据此，才能调停凯撒王国与上帝王国的纷争，才能签署两国的协议。耶稣正是为着实现这一目的，劳苦奔波，终其一生。然而耶稣却被尘寰的权杖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疑，要凯撒王国承认上帝王国的自主，这多少有点异想天开。凯撒王国需要的只是上帝王国为它竭诚服务，只企望把上帝王国变成它的工具。唯有当基督教俯首称臣甘为奴婢时，凯撒王国才会签发允诺上帝王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５章。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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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４１
国存活的证书，而为着奖赏驯服，凯撒王国还少不了会给出一些各色各样的特权。国家，按其天性就要集权，就不可能给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以主权。国家还善于掩耳盗铃地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自己能代表一切。集权国家极巴望成为一所教会，以组织和统治人的灵魂、人的良心和人的思想，以摧毁精神自由，以胁迫上帝王国隐退。集权国家蛰伏着人类最大的灾难，这并非某个时代的偶发现象。由此正好揭示出国家和王国的真实本性。
有必要区分国家、王国、帝国。
国家具有某种约束性，它是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认可自己的疆界、构成要素和功能。但国家受人的强力意志的支撑，它像一头怪兽，一经强力意志的发酵，便倾刻扩张成帝国。电子书。当国家演变成帝国时，国家的那点约束性也就随之消失，会更具规模，更显示吞吐一切的万能性。这是国家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国家命定的演变过程似乎也只能如此。例如，英国是一个小国，但它一演变成大不列颠帝国，就拥有普天下的王国。另外，像神圣的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显示这样的万能性？因此，那些时常自诩使命和爵位神圣的皇帝和元首，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扩张分子。倘若国家企盼演变为帝国，那么帝国则企盼演变为大帝国。帝国和王国的扩张性，与其说为了拓展空间，为了做普天之下的王者，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人在天性上对扩张的信仰。那些神权统治的国家同帝国没有两样，全都是集权的。还有柏拉图的共和国也在此列。柏拉图的共和国彰显“绝对的”高于一切，否弃人的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它同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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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和当代集权的国家一样，均从一个模子里铸出。
与此相关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原则和世界意义。圣经中说，“世界的君主”永远行使权力，他是国家和帝国的首领。的确，“世界的君主”不具有任何中立性，即他不置身于上帝王国与魔鬼世界的中间地带。
他穷兵黩武，极富侵略性，他摧毁精神的自由和上帝的王国。
“世界的君主”
在人的客体化、外化和异化的极限上。对于上帝王国与凯撒王国的对立冲突，若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即是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性、精神与客体化的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这正是人受奴役之所在。
个人道德，特别是圣经所揭示的基督教的道德，迥然异于国家道德、王国道德以及“世界的君主”的实践道德。同样，对个体人格是道德的，对国家则完全不道德。国家一律把手段判为最高最好的目的。
倘若要问这目的的质是什么，国家会永远无可奉告，并永远不准非议。其实，路人皆知这项最高最好的目的纯属子虚乌有。这里的悲剧是人类的生活充当了国家的手段。在为着实现国家的最高最好的目的时，人忘却了自身的目的。
国家的一切目的都不可判定，不可释明，国家作为断裂的产物，它实在过于抽象玄虚。
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能判定和释明，蛮横、自我中心、贪婪、仇恨、凶残、暴力、虚伪、阴险，它们为什么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善良、高尚，而对于个体人格却是英难、卑劣。
这是世界历史的最大谎言。
“一切都是可允许的”
——被奉为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标尺。有谁在什么时候从形而上的或者从宗教的立场上审视过国家道德和集体道德？没有！当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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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们想做这件事时，却已被虚伪和愚蠢吞噬。我们听到的只是奴隶道德的声音。我实在弄不清，人渴求走进上帝王国，去接受上帝的祝福，为什么却又步入有组织的谎言、侦讯、暗杀、战争、土地掠夺以及不断增长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仇恨、社会不平等、金钱等？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南辕北辙？如果忏悔和谦卑不失为个人的好德行，那么完全可以说，集团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的忏悔和谦卑，远比个人的这一德行更有益处。集体应由具有忏悔和谦卑美德的人组成，否则，集体也就坍塌下来。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宗教－教会的傲慢比人的傲慢更令人恐惧。集体的自我确定完全不可救药。
这里的症结是：人不仅没有沉思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反而驯服于尘寰的力量。基督教意识不允许人俯就强权和虚荣，不允许人傲视并统治他人。但这一切恶习却正好烙印在国家和民族的身上。它们有恃无恐，所干的一切既得到许诺，又得到举荐和嘉奖。当然，如果国家和民族具有或者朝向个体人格，这又当别论。事实上，当国家和民族不彰显人的道德时，人于其中便受奴役，人的个体人格便横遭摧残。
那种以泛神论的意趣诠释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理论，通常都把国家、社会和民族放在人之上，这实在令人厌恶。政治总离不开谎言，因此道德的基点不仅要立于基督教，也要立于个体人格。这是政治实践导向道德的需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政治对人的戕害。
政治总是人受奴役的传达。
善良、高尚甚至智慧均与政治无缘。被誉为国家的和政治的伟大活动家实在无任何睿智可言，他们老朽、保守、唯唯诺诺、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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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话连篇，重复公众的意见，迎合中档次人的口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连拿破仑也绝不是什么奇才，只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他才有可能攫取到关于世界民主政治和欧洲代表议会的思想。至于拿破仑本人，则居心叵测，他受魔鬼般的强力意志的教唆，做着帝国的迷梦。那种以为拿破仑说了点什么深刻思想的想法，其实大谬不然。列夫。托尔斯泰最知道大历史人物的价值，也最知道伟大历史的渺小。大历史人物的多数以及拥有国家级智慧的大部分人，他们无非仅代表犯罪、伪善、凶狠、残忍。没有这些便造不出政治家，有了这些便产生出国家级的“睿智”。凡此种种，一俟最后审判，定会全部暴露无遗，这类人定会列入末流。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从事社会改革、力图把人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的人，但这是例外。
道德和宗教的问题放在每个人的良心面前。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提问：为着国家的安全和强大，就允许处死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么？圣经中有一句话曾涉及到这个问题，即“一个人为着全体人而死，总比全体人都去死要好得多”。显然，这句话为国家的实践道德留下了口实。国家至今都爱重复这句话，并把这句话奉为国家信条中的信条；而存活在国家中的人，也毫不迟疑地附和此说。于是，人类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如昨，每每处决无辜，便传出基督受刑的声音。于是，国家凭藉着魔鬼般的天性，肆无忌惮地使基督受刑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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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永远回响不绝。
在德莱福斯事件①中，这表现得再充分不过的了。此事件竟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能增进法兰西国家和法兰西军队的利益，就可以处死一个无辜的人。本来，这测试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良心，而法国人却把这视为荣誉问题，以为不处死德莱福斯，就不能使法兰西荣耀。显然，这向我们表明了价值等级的取向，也就是视国家的生存和世界的生存为最高价值。我以为，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最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死也比国家和帝国的灭亡更重要，更具悲剧性。
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上帝是否关注世间的伟大帝国的存亡，但我们却丝毫不怀疑上帝时时都在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每个人的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描写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矛盾冲突②时，展示了个人的人性道德与国家的非人性道德之间的争战。具体说，究竟应维护安提戈涅埋葬自己兄弟的权利，还是扼杀她的这种权利？对此，国家道德当然是践踏这种权利，而个人的道德则总比国家道德更近情理。个人的道德通常都作为人性的生存的道德，以抗拒非人性的客体化的道德。
尼采被当代人塑造成了法西斯主义道德和民族－社会主义道德的奠基者，即塑造成了“克瑞翁”
的道德的代言人。
这
①法国一件历史大冤狱。
１８９４年，在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内发现一篇记录，证明有间谍把法国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政府。于是，法国参谋部将犹太籍的下级军官德莱福斯中尉判为间谍，判处终身徒刑，借此掀起反犹运动。
当时，左拉等一批法国知识界人士积极参加反抗运动。
１９０１年，德莱福斯被释放。
——译 注②见索福克勒斯根据希腊神话创作的悲剧《安提戈涅》。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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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多少违背了尼采的初衷。要知道，尼采曾说过国家是一头冷血怪兽，只有在国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存活。
对这个世界，唯有进行激进的革命的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才可能见到它真正发生一点深刻的变化。
国家把自己的强权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并倾向于无限制地行使强权。
这就是国家的真实性。
国家不是个体人格，不是生存，不是有机体，不是ｅｓｅｎｔｉａ（本质）。国家没有自己的生存，生存和生存的核心见之于人。
人似乎无法抗拒政权的催眠术。其实，国家最终也是人自身状态的外化和客体化的投射。国家政权的巨大诱惑之所以不可战胜，是由于人的特定状态和人的生存的某种特性。
准确地说，这是人的堕落状态。是人自身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创造本能投放在国家的建设中，人不仅企望受国家羽翼的庇护，还担心不能为它竭忠尽诚。人的主要的恶和人受奴役的孽根也正在这里。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在公众生活里具有一定的功能。尽管每个时代国家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国家都主要具有两重意象：可以解救人，也可以奴役人。
国家的奴役作用归咎于人错误地审视国家，归咎于人自身内在的被奴役状态，姑息政权的催眠术，也归咎于人永无休止地做着王国的迷梦。另外国家施行的催眠术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不外乎催眠术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政权总携带着非理性的基因，依恃于非理性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国家在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时需要神话。缺少非理性的象征，国家则不能实现强力意志。即使那些被公认为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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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４１
主的温和型的国家，也一样需要像卢梭所鼓吹普遍意志（ｖｏｌｏｎ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的无罪性神话。这里，最大的险情不是认可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功能，而是有关国家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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