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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他尽管会气得哇哇叫，但他会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向沙贝拉说些什么，因为那将很难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我们在密尔沃克仍然还有多种前景，他会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馆吃早饭，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们要捞多少多少钱。
我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我改变了主意，还说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个喜剧演员，说：“你他妈的屁出息，一辈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亚！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妈的女朋友！你担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当成儿戏！我们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馆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大声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对坎特说：“托尼，你去和弗兰克联系一下，今天就去，对他说：赌博登记业务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为迈克今天早上刚刚打电话来，他要多尼随时进出纽约，有别的任务。”
他不肯看我，接着说：“到加利弗尼亚去吧，别烦我了。我现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说话。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滨上去吧，等一两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电话给我。托尼，送我到飞机场。”
勒菲蒂要坎特为他租一辆车，以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的名义租用，作为业务报销支出费用。这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典型的方式：尽可能挤进一个营业部门，捞一个星期的报酬，榨取任何能捞到的特殊好处。
坎特对此一直在拖延。我们在反复考虑。我们搞调查研究，勒菲蒂对我们很有用。和他培养感情，让他心情愉快，我们的工作要省许多事。他带我们见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带我们入了伙。如果他没有到密尔沃克这边来，坎特说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们琢磨着：管他呢，就给他租一辆车，让他用几个月。坎特租了一辆褐紫红色雷鸟牌汽车，并且驾车送他到了纽约，把车子交给了他。
迈克·沙贝拉想同我谈话，因为勒菲蒂已经向他说过，我没有接受赌博登记的营业工作。勒菲蒂说：“千万别说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思想包袱已经很重了。他开的那爿旅馆花掉了他60万块钱。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个家伙，差点送了他的命。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那块场地有新的伙计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轮盘赌场。这一来，迈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轮盘赌是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来到沙沙贝拉那里。迈克对我说：“我们在密尔沃克的一切情况只字别提，因为我们不想让纽约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气垫’和尼基也同意，我们只想把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间。弗兰克垄断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我们还想通过弗兰克打进那里面。我们不想让他妈的任何人介入我们的事。”
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告诉勒菲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