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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市里的各个里弄，车子在停车场停过，在车库里停过。我把钱的事完全给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开始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连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记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龈龉。
这毕竟只是暂时现象，因此情况可以容忍下去。就几个月的隐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动计划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我还没有接触到高层次的党徒。可是，没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间，在小意大利区和布拿诺家族成员墨拉及鲁吉埃诺联系上了，他们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人。我的隐蔽工作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动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进展使我感到很舒畅。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要设法记住发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记什么或写下什么——我只能记在脑海里。像谈话中讨论的某个刑事方面的活动，俱乐部里新来了什么党徒，各种买卖，各种抢劫，与此有关的各个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尽力记住。联邦法庭最终审案将要根据我记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决。
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工作，而且还要有点技巧。比如记车牌执照号码，记武器的系列序号三位数、三位数地记。麻烦的是我不能问许多问题——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就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所记忆的东西有许多是听说的，这些情况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说给我听，而且我认为需要核实的情况也不能问别人。抢劫来的赃物进进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细过一下目，不能问从哪里抢来的，或送到谁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谈这些情况。我要尽力摆出姿态，装作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样子。
集中精力谈话也很伤脑筋。大部分谈话纯粹是海阔天空，以及一些琐碎事——理一次发、买一双新巴利鞋；迈特枪和杰英特枪怎么使用；中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邻里；卡迪拉克牌轿车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轰炸伊朗；应该怎么样烧死强奸犯；等等。每个党徒都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怎么把变节者拖进来，自己又怎么顶上去。这帮党徒大多数人毕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从里弄里长大的歹徒。
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买卖的线索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所有活动之中。他们的买卖就是偷盗、凶杀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谁浮谁沉，谁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谈论某个大地方买削价的牛排，实际上同样的一句话指的是一次凶杀；要么是某个人入了盟；要么他们又收买到了某个政客。这些趣闻会使谈话连续下去，但随时都会改变话题，谈过也就烟消云散。如果我不随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记住的东酉。我又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插问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队长是不是买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还得使自己的谈话方式和他们相一致。有时候我要改变话题，或者在他们谈论可能是政府感兴趣的刑事犯罪话题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从桌子旁慢慢走开。这样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对此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趣。然后，我还想把原来谈的话题再谈起来，或者在以后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再作些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对于长期隐蔽工作来说这个策略很有必要。
我还要记住情况事实、名字、面孔以及数字等，直到我能向联络特工汇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个晚上。要家里人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们又不能说明白。
8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店铺里，忽见他们从外面作案回来，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紧张，那种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对着他，警告他说，他要是不开保险柜或者想什么别的点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来，他开了保险柜。我们把他和那个女人铐了起来。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他显然在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抢劫活动他经常参与。
他们把黑色公文皮箱打开，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对于我也挤在中间观看，他们并没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宝——戒指、耳环以及项链，还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储蓄公债、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积蓄的硬币、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发。
箱子里还有几副手铐，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买到的一种，还有可能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偷到的纽约警察部门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枪。
“我们以警察的身份进了住宅，”帕特希说，“把那个牧师的情况对他说说吧。”
索尼说：“我待在逃跑的车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对面，车子的发动机还在转动。巧得很，车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车里等伙计们出来，这时教堂的牧师走了过来。他停住步，还在说话，‘这不是好天气吗，’牧师在同我说话，还说个不停。我打发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计们是不是出了门，是逃走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那牧师还在同我谈什么鸟儿、天空。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后来，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当伙计们出了住宅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递给我一小包东西，说：“把这个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顿时扔到垃圾桶里。”
这包东西是抢劫来的，他们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这儿里弄一带被发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钱包，里面有饰针，相配的耳环，几幅裸体照片，还有一份美国护照。
我想要的是枪。这是被偷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枪支追查到抢劫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吉里一伙。我们始终都想从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枪支。
我对吉里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枪支弄出手，我倒有个朋友。我曾经把得手的枪支卖给了他。说不定他对这些枪支倒有些兴趣。”
他说：“每支枪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况，打听一下。”
他把枪支交给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枪；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枪，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罗姆特制手枪；一支0。22鲁杰自动手枪。无论枪的主人是谁，他拥有这些枪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两支枪的编号已经注销。吉里一伙在得手这些枪支以前，枪已经是被盗之物。一般情况下，注销了编号对我们来说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盗贼大多数注销不深，不可能把印压痕迹全部抹去。我们的实验人员能用酸性物质使编号复原。
第二天，我把枪支放在纸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园，我的联络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纸袋交给了他。我们商定试图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枪支买下来，在交易中绝不能对方提出多少你就给他多少。首先，这里用的是政府的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第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有强硬手段的人，不是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乐部，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这不够，”帕特希说。“你说过，你能卖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说试试看。我那朋友坚持800美元。”
“不好。”
对于有些买卖，我就会说，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枪的问题上我不是这样。我不想把枪再还给他们。“你们看，我处理了枪，身上有800美元。你们要么拿钱，要么别拿。”我把钞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们看到绿花花的票子会动心的。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
帕特希说：“换一处卖，还能多赚些。”
“哼，如果你能多赚，把他妈的枪拿到别处卖得了。可是谁肯付出超过200美元，买1支可能注册过、被偷的又注销了编号的枪呢？你以为我不想多卖点价？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们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钱好了。”
“好吧，”吉里说。他收起了钱，给桂多、弗兰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为他们的一份。我从中转卖，也给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给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枪花了联邦调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说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纳入了盟。他提到了两个人：阿里·鲍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鲍伊就是阿尔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①的儿子——有时候也称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诺·朗格拉，后来成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狱以后，成为代理大老板。
①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数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说。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杀比别人干的多，而这是能不能接纳入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还没有徽章。那个小子阿里·鲍伊是个浓包加笨蛋，他连一次凶杀也没有干过，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纳入盟全仗他老子是个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说。“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停，谁听到谁说什么，都难测。你这样胡乱议论老板的公子，这种话要记录在档的。”
在小意大利区玛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鲁吉埃诺的交谊俱乐部门口。这时候，托尼·墨拉走了过来，要我开车送他到布鲁克林去。
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间来往，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终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尽快地依附某一个人，他们就以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是个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鲁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进行某种较量？
在车上，墨拉对我说：他和斯拿克有个约见。
我猛然回想起许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铺里，我认识的那个曾经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终于把我识别了出来？桂多对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鲍伊·帕希科所发的一顿牢骚话，是不是传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头。他们是不是要盘问我关于吉里一伙人的情况？问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话，会不会逼我泄露出说怪话的人是谁？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车子已经开过了布鲁克林桥。我尽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对策。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卖别人，那就会毁了我的行动计划，因为无论怎么说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卖他人，我尽量采取顽强的态度，以观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要试探一下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会经受住考验，而且会使我更加坚强。
当然，他们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谈他们会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纳斯运河里，等着有人来认尸。究竟他们要干什么谁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声。车子驶向第三大道到达布鲁克林公园住宅区的卡罗尔街道，离普罗斯帕克特公园不远。我们停车等人。卡明·帕希科乘着白色有折篷的罗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车子是新泽西的牌照：佛罗里达444。我从照片上见过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光景，身体敦实，稀头发，长脖子，鼓胀胀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从罗斯车下来，朝墨拉走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墨拉回到车子以后，说：“和他一道来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鲍伊。他刚刚坚定了自己。”
“坚定了自己”就是接纳入盟。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汤米·拉贝拉可能要成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说，“不过那只是名义而已，因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谈到了一桩放债的买卖，我们正设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诺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间要合伙干一桩放债的买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大事。我一时倒有点沮丧。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沮丧。
和这帮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任务是大还是小。
我有点发急，因为吉里这一伙的线路似乎无法延伸。我的任务之一是要搜集证据，好使审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情报，好使政府部门可能用在别的调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时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报有用，哪些情报可能没有用处。对任何东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回想起来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向上汇报。你还集中精力作出选择，该汇报什么人、汇报什么事。你所选择的情报作用大小，取决于你的经验、灵感以及运气。
1977年的仲夏，我们在拦劫、盗窃及抢劫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足以在任何时候对吉里一伙进行搜查。但是我还没有打入到上层去。我在小意大利区与墨拉、鲁吉埃诺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联络已胜过我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对黑手党采取直接袭击？
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我们俩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甚至难得冒了一次险私下里会见，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顿餐店共进午餐，那个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馆，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们重新估价了我们的目标。这个问题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对于盗窃集团的上层头目，我只要能勾到一个，也就勾到了全体。但是，黑手党有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练党徒，那我就有机会对党徒内部作出重大的渗透。
这就意味着局里要承担更大的义务，增加了风险和压力。就我们所知，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制定过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党内部的计划。
最后，机遇压倒了其他一切顾虑。放弃布鲁克林的上层行动计划，直接“深入心脏”，与小意大利区的党徒周旋，这么干值得一试。
我想一个人单独行动，不需要保护性的监视。小意大利区是个壁垒森严的居住区，好像与世隔绝。一辆单向玻璃的车子停在那儿的街道上不能超过5分钟。我执行行动计划也不用隐藏的录音机或发射机，因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随时有被打下去的危险。调查局在小意大利区有知情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不想因为我认识某个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举动，也不想别人对我有不同的举动，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冒险性。
虽然作出了决定，我还不能贸然从布鲁克林一带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鲁克林的党徒作为我信誉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区的心脏那里迟早有人要和布鲁克林方面的人调查我的情况。我也不想让吉里一伙的任何人说我突然失踪。我想逐步游离。
我和墨拉及鲁吉埃诺混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吉里一伙人越来越少。渐渐地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只和吉里通个电话。8月份，我全部时间都在小意大利区了。
吉里仍然效忠于家族。特工们照例要露面，和像吉里这样的党徒谈话，还把感兴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给他们看，看你会说些什么，也让你知道他们还继续在监视你。有这么一次，特工来找他谈话，拿出几张照片给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这些特工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们对他说：我是个珠宝盗贼，他们得到情报，我就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想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说法。
吉里不承认他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那时我已经不到那一带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点风声。
两年以后，吉里遭到杀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带驾车，因交通红灯而停了车。有个骑摩托车的家伙在他旁边停了下来，向他射了两发0。38的子弹。这是党徒的常规凶杀。我们的情报说，他们认为吉里告了密。其实他没有。
第七章 托尼·墨拉
约翰·埃德加·胡佛①不想让特工从事隐蔽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很肮脏，可能玷污特工的声誉。时代不同了，如今隐蔽工作在执法部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约翰·埃德加·胡佛（J．Edsar Hoover 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年任调查局（即后来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7个月后任局长。他建立了检查和培训工作人员的严格制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指纹档案、科学侦察犯罪实验室及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训练全国各地优秀的执法官吏。他终身任局长，没有一个总统有过撤换他的打算。
知情者很有价值，但不可靠。他们是骗子，用情报来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靠谎言和夸大事实来换得较好的待遇。从事隐蔽工作的政府特工，得到津贴，立下誓言要捍卫法律，在法庭面前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可靠。但从事这项工作很危险，可能受到玷污，可能受到杀害。
并不是个个特工都能从事隐蔽工作。你要具各坚强的人品。“坚强”意思是纪律严明，有克制能力，富有信心，并不是要大声疾呼，生硬粗暴，或者招人耳目。这意味着你的人品能够抵挡得住工作中惯常的特殊挑战和诱惑，你有坚强的自我，足以使你有内在的承受能力，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还意味着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一天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忘记：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办案特工。
你要有显著的独立能力，一个人干工作毫不在乎。你非常孤单，比独自一人还要孤单。你时时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