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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的明星，最好既能表演，也能表现，说得简单点：不但会演，而且会现，现世的现。尺度放宽，不会演光会现的也行，在娱乐性上可以和光演不现的刘德华打个平手。譬如我就很喜欢看帕丽斯·希尔顿小姐装腔作势十分欠揍的样子，她真是一个bitch，不过就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说——Men LoveBitches，中文应该怎么翻：男人爱贱货？
业报
5月22日戛纳之夜注定属于中国。
美国一家艾滋病基金会当晚在那里举行慈善募捐晚宴，云集戛纳电影节的国际巨星联袂而来，晚宴门口的红地毯比电影节开幕式铺得还要长。红地毯上的第一个八卦来自章子怡：她在宴会门口被挡，要她出示邀请函。自从这位中国明星左手戴上十克拉的钻戒以来，她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数的保安。所以整个晚上她的心情都不好，一直黑着脸。
晚宴上最出风头的女星是莎朗·斯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慈善义拍的拍卖官，她自己捐出的拍品保时捷跑车拍到近百万美金，整个晚宴筹到千万美金。当她举起香槟豪放地露齿而笑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生涯末路已经从门外的红地毯上开始。
两个小时前，她在红地毯上接受一家香港媒体访问，她的那一番言论一经播出马上引发轩然大波；她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害的冷血态度在中国网络上反应空前激烈，差不多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程度。一个星期后，她代言的法国化妆品公司宣布终止与她在中国的合作。有人给她算过，她在戛纳红地毯上几十秒的讲话，给她带来八位数美元的折损。
她的受访言论现在贴遍中文网络和中文媒体，原初的访问视频至今仍是YouTube里的大热。仔细覆按她的原话，平心而论，她讲的并不像中文译稿那么恶毒。她并没有说“地震很有趣”，那个关键的“报应”，原文是“karma”——来自印度的佛教名词，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业”，或者“业报”——听上去也没有“报应”那么冷酷。不过那也只是语气上的小出入，她不必感到有多少委屈。面对一家中国媒体，地震中丧生的7万亡灵不远，她居然没有一个字的吊唁和慰问，被别人误解了也算活该。
另外，她算是一只声像业的老鸟，但根本不懂如何在电视里说话。记者问她对中国地震的感想，她劈头一句就是：“这很有趣”（It’s interesting），观众十有八九会把“这”（it）听成指代地震，只有仔细地、一字不漏地听完后面几个从句，才会发现“这”（it）是虚拟主语，指代的是后面从句中叙述她自己的思想转变。当年玩票写电视剧的时候，这一行的前辈就指点过我：电视里的台词，句子一定要短，意思一定要浅白，重点一定要明确。而莎朗·斯通的那段话，左盘右旋，七缠八绕，不是听的人不明白，她自己没有说明白。无怪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她再看一遍视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莎朗·斯通是个艳星，提起她应该想到的是另一个源自印度佛教的名词kama（情欲女王）。此卡（kama）非彼卡（karma），kama要去玩karma，结果是不知所云，自陷地狱。我比较相信莎朗·斯通的错误更多的出于无知和愚蠢。
学究气地补充一句，她那个karma的用法也不对。正统佛典里业报都发生在来世：作业今生，果报后世。现世报是民间佛学里的野狐禅。
北京人，上海人
大概地说，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上海人不解幽默。
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导演听烦了，对服务员说：“把喇叭关了。我都听两小时啦。”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已经听两年了。”
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还是那位导演，还是去饭店吃饭，小姐送上菜单，导演胡乱翻了翻，问：“有什么东西免费？”小姐很厉害，笑吟吟地说：“微笑免费。”“快笑快笑。笑完了埋单。”
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一咬感觉满嘴面粉，一气之下幽了一默，他问售货员：“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柜台后的两个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侬吃过雪糕伐？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介戆的闲话。乡下人。戆佗。”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反被抢白了一顿，在上海卖弄幽默，往往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二三十年前，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第一次来上海，穿得干干净净。他妈妈是南京人，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不是以貌取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势利。火车到上海，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那是个夏天，陈导演有点口干，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我要两个冰棍儿”，他很自信地说。卖棒冰的微微一愣，问道：“你一个人。”“是啊，一个人，要两个冰棍儿。”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候，背后飘来三个字：“乡下人。”
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两根棒冰，他们先买一根，吃完了，再买一根。
上海人不解幽默出自上海人事事讲究功利，出自上海人计算的人生观，不耐烦虚言调笑的浪费。上海人的计算和经济，使上海方言里严重缺乏抒情的感叹词，没有实际功能的词汇也日益减少。在京沪两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名著《城市季风》里引用过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做爱时，北京女孩情到浓处会高喊“我爱你”一类热烈誓言，而上海小姐则红着脸说“侬牢结棍格”（你好厉害啊）。“我爱你”是广告性的空虚赞叹，“牢结棍”是实务性的质量验收。男人喜欢哪种表扬？
不敢来上海
台湾来的张先生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父亲是很有声望的老作家。他倒没有在文化圈谋生，安心地在苏州工业园里打制照相机镜片，他不是文化人（台湾的文化人也太多了），只是一个磨镜人。
和他约在阳澄湖吃大闸蟹。席间，他连连说：“上海厉害，上海厉害。我不敢来上海，我在北京住了四年，现在来到了上海的门口，还是不敢进去。”
桌上的上海人受到鼓舞，忙着追问他上海厉害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有毛尖姐姐，文章写得飒爽英姿？他有点困惑地摇摇头：“未曾领教，那肯定是厉害的。不过我见过的第一个厉害的上海人，是我以前的老板，皇冠的平鑫涛。他赚钱赚得真叫漂亮。他做书，与图书界交往反而不多。他的本事就是找作家，捧作家。捧一个红一个。”
想不到他原来也是个文化人。座中客问：现在上海有什么厉害？他说：“什么都厉害。只有上海人敢把内衣内裤晾到马路上。开玩笑，这就是气派。什么没见过。一切都在掌握。”
举座默然。大闸蟹丰腴的膏脂似乎把大家的嘴同时封住。上海人一时听不清爽他是挖苦上海人还是表扬上海人。他又说：“我到过上海。音乐学院边上有一家小小的乐器店，橱窗里有八只喇叭。我仔细一看都快疯了。我玩了几十年的喇叭，我懂，这八只是最好的喇叭。一只不多，一只不少。开玩笑，这就是上海人。”
举座释然。酒气烟气人气重新升腾。他点了一根烟，慢慢地说：“家父原先也在上海住过。他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上海人。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上海人，生意做垮了，要去自杀。裤袋里摸出最后几只羊，买了一根绝版的雪茄，在轮渡上仔细地抽完再去死。开玩笑，厉害不厉害？”
“几只羊”是老上海的俗话，几块钱的意思。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未必知道这些俗话。大家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便把上海的话题搁下，开始追问他在苏州工业园和江南娇娃的艳遇。
临别时，上海人客气地邀请他来上海做客。他笑着摇头：“不敢不敢。”
不热闹，大不好
上海最有名的路叫襄阳路，因为襄阳路有一个最有名的服饰小商品市场。那里八九百家小商铺，每年能做5亿元的生意，上交税收2000万。这些数字并不惊人，那里最惊人的是它超旺人气，它每天的客流量5万，70％的顾客来自海外，它是上海各旅行社最看重的旅游景点。那么多人赶去襄阳路，那里能买到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仿冒名牌。
在海外，襄阳路有时候几乎与上海齐名。欧洲的一个副首相到上海做官事访问，主人问他想去哪里看看，他脱口而出：襄阳路。但是，2006年，襄阳路市场在上海消失，不是搬迁，而是消失。政府决定关闭这家全上海甚至全中国最有名的商场。理由很简单，襄阳路市场已经成为最集中的国际知名商标侵权地。国际大品牌的上海标准已演变成：在纽约第五街，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有专卖店，在襄阳路有冒牌货。在襄阳路，差不多是有名皆冒，无货不假。
改革开放二十年，上海民间最有创造力的古怪作品大概就是襄阳路市场。大多数上海人对陆家嘴金融区、新天地酒吧街并没有什么认同感。只有在襄阳路，他们才可能与偶尔光顾的国际明星和大公司高管一起分享新上海的变化。我见过两位在上海艰难谋生的搬运工，一个人戴着劳力士，一个人戴着江诗丹顿——都是从襄阳路买来的冒牌货。远隔五米，你看到他们的腕上尊贵竟然不下于李嘉诚和比尔·盖茨。
2006年以后，上海不再有这样一个市场。政府的一纸禁令，实在太没有想象力。曾国藩当年光复南京，首先恢复秦淮河的管弦夜游。他手下两位处世方正的理学名臣见秦淮妓船日多（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想要禁止。他们去见曾国藩，问：“日来河下甚热闹，公闻之乎？”曾知其来意，慢吞吞地说：“信热闹邪？不热闹，大不好；热闹，大好，君等第遣人弹压，无致滋事可矣。”这两位理学名臣是真君子，默然而退，深长思之后再无异议。后人评价曾国藩：“疑谤所集，亦所不顾，要唯以行其心之所安、期于民之有益而已。”
今人的胆识，怎么能和古人比？
荷花大少
读杂书闲文，常常读到“荷花大少”，而且用法不一。台湾名家柏杨做作文时就很喜欢用“荷花大少”，他笔下“荷花大少”专指有钱有势的浮浪子弟，“不可一世，权震公卿”。和大多数望文生义的作家一样，柏杨的“荷花大少”错得离谱。
“荷花大少”一语来自老上海的风尘界，来自当时的高级情色俱乐部长三堂子。长三堂子的姐妹阅人多多，她们交往的嫖客不仅有富甲天下的大老倌，也有“穷星未退，色星高照”的“空心大老倌”。“她们称一班假阔少叫作荷花大少，因为冬季的衣装，重裘貂褂，非常人所能置备，至夏季则绸衫一袭，所值几何？即穷汉亦是翩翩。又说：‘枇杷黄，大少藏。’‘糖炒栗子，难过日子。’盖枇杷黄时，已在端午节边，而糖炒栗子上市，则中秋已近也。堂子中人真是看透了洋场中的一班‘空心大老倌’。”
以上引文，见金雄白（笔名朱子家）的《春申花事》。金雄白是老上海的奇人，晚年潦倒，靠回忆文字疗饥。《春申花事》是他的回忆录之一，“回头败子写嫖经”，说的是作者数十年欢场跌宕的往事。
按照金雄白的说法，老上海嫖亦有道，绝非一味专讲肉欲。风尘界的名言是：“我们做的是下等的职业，而有的是上等的规矩。”长三堂子标榜的是卖唱不卖身，20年代公共租界禁娼后，堂子门口钉一块洋铁皮牌子，上书SING SONG HUOSE，非常好笑的英文，可译为歌院，中文自称书寓。嫖长三堂子想要升堂入室，必须经过叫堂差、打茶围、做花头（在堂子里花钱宴客）种种步骤。人情已够钱亦够，才能变熟客为恩客，姐儿才肯灭烛留髡。最后关头之前，短则数周长则半年，客人只能眼皮供养心底温存，连动手动脚都被看成不懂规矩的鲁莽粗俗。总之，旧社会嫖妓比新社会谈恋爱的成本要大，难度要高。
如果可以选择，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向往老上海。因为那时候最不堪的只是荷花大少，而如今最时髦的却是芙蓉姐姐。
花园洋房
上海人一向比较势利，眼睛又毒，能让他们心悦诚服的人和事不多。不过谁要是有一处老式的花园洋房，一般上海人都会佩服他，觉得他既有钱又上品。
上海的历史遗产不多，比较拿得出手的只有建筑。花园洋房是老上海建筑中的极品。买下一处或几处花园洋房当然体面，如果你能买下有典故的花园洋房，更意味着你占据了一部分上海的历史。不过对不起，那些房产是非卖品。丁香花园、太原别墅、东湖宾馆、上海市少年宫……那是真正的花园洋房，无愧豪宅之称。虽然旧日堂皇大屋眼下未必都有很好的管理，经营成绩也一般，但概不出售，识相的上海人想都不敢想买下那样的公馆辟作私宅。现在任意流通、放给平民百姓玩的都是二流以下的洋房。
面向一个二流的市场，你的认识水平也不会一流。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国营大公司的副总（公司每年创利5000万），当选过本地的青年精英。他一直梦想买一套花园洋房。有一次去香港，东道主请他去自己家里玩，那是半山上多层的私屋，大花园，装潢比好莱坞电影的景片还要华丽。王精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发现自己的梦境还不如香港老板家厕所来得有情调。他算了一笔账，他从现在开始存钱，不吃不喝，即便再加上自甘堕落，放手贪污受贿，这辈子还是买不起这样风光的豪宅。买不起第一流的物业，他干脆放弃了花园梦。如今人活得特别踏实。
另外有一家大公司，租下占地五六亩的花园别墅，花了几千万将房屋装修一新。不过迁居不久，员工就纷纷抱怨，天天被蚊虫追着叮咬。公司老板没想到，花园洋房的管理，花园管理是主菜，而花园管理绝不是铺几块草皮那么简单。他目前的状况是花了一大笔钱，为自己的公司买进一个集团军的蚊子。
对花园洋房的狂热，不少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很可能就是受到本地怀旧文学的煽动。其实那些怀旧文章的作者，99％以上没有在花园洋房中像像样样地生活过，他们连花园洋房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姨太太、保镖、大司务、花匠……都没见过。上个世纪的花园洋房，到了本世纪，硬体犹在，软体难寻，程序全错了。
俊友
全世界现在到处都有那种花花绿绿的杂志型周报，以报道冶闻艳屑隐情秘事见长，发行量可观。前几天读美国人的文章，学到了一个片语——英语里这类周报可以称为“weeklythrowaway”，看了就扔。上海人缘最好的weekly throwaway是《申江服务导报》。
Wekly throwaway的基本读者是女人，年轻的女人和心情年轻的女人。它们是女人的临时男友。
《申江服务导报》的品格真像上海籍的男朋友：干干净净体贴周到一丝不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带得出去拿得出手——看到你在读《申江服务导报》，保守的朋友不会责备你品质不够，时尚新进也不会嘲笑你太过老土。
按照一般的理解，weekly throwaway应该是女人们无话不说没话找话的腻友，包打听，甚至不妨说一些让一般女人脸红心跳的故事。《申江服务导报》这个男朋友有点不一样，它虽然已深入闺房，却偏偏像上教堂那样有教养，从来不说脏话粗话下流话，闻风传言的事有过，独爆猛料的事没有。这一点也像很多上海男人那样出色——出离于色，能陪女人做头发吃小笼汤包去襄阳路淘便宜货，但并不言及于乱。
世风刚猛，英雌当道，按理说这么清洁的男人不应很受欢迎，岂知世事难料，几乎所有的小报都办得比《申江服务导报》激动，但在上海市场待遇最好，最讨女人欢心的还是《申江服务导报》。它陪女人逛街聊天，市场开给它的出场费连续几年顶破一个亿。
把《申江服务导报》放到其他地方，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世界各地专取下三路人气旺盛的小报，无论是daily throwaway还是weekly throwaway，都在走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邪路，像英国的《太阳报》、香港的《苹果日报》、美国的《国民询问报》。不过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上海的姐妹淘就是喜欢装腔作势一本正经花香型的男生。她们只认《申》报是俊友，只挑它做自己的Mr。Right。
老克拉
稍微熟悉上海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老克拉”（或者叫“老克勒”、“老狄客”）。不过老克拉可闻而不可见，谁敢说他是老克拉，或者说现在还有老克拉，谁就会自取其辱，被认定一点都不克拉，一点都不懂经——这是上海话，用北方人的话形容叫一点都不靠谱。
今年本地有家书局选征“上海老克勒”，当时就惹恼了小说林里的程乃珊大嫂，她一手摊出五条标准，要那些自命老克勒的轻狂老汉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能不能翻过她的五指山。
她的五条标准的大意是：老克勒1）要在老上海工部局认可的男子学校学过英语、音乐、马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2）英文要好，对西方文学史有较深的理解；3）对英文老歌要熟悉，言谈举止典雅，风度翩翩；4）从事的职业应该是医生、工程师、教师，绝不能是蓝领，就算是八级技工也不行；5）太太必须是淑女，“关于上海的淑女，我会另外出书对她们进行描述”。
除了第五条太太是淑女外，程乃珊自己倒蛮符合她的标准，因为前三条离不开英文，第四条必须是老师，她过去就是中学英文教员。可惜老克勒必须是男人。那些“歪戴着帽子”、“倒立着身子唱歌”的选秀老克勒固然离题万里，但程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