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1日又说：“《小团圆》还在补写，当然又是发现需要修补的地方越来越多。”一直到《小团圆》的稿件寄出，当晚她又想到“两处需要修改”。宋以朗发表张爱玲的书信摘录，主要为了证明《小团圆》是值得出版的佳作。有理由怀疑他隐匿了更多张爱玲不满意《小团圆》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通信对象，宋淇邝文美夫妇，也不满意《小团圆》，宋淇更是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宋邝夫妇是好人，厚道人，不过他们的修改意见太过凡庸。宋淇以P。R。（公共关系）专家的身份，用七八十年代港台电影的套路，建议把邵之雍改成一个双面间谍，最后死于非命；九莉和邵的其他女朋友一起觉醒，邵之雍的爱情骗局“穿蹦”……期望这样能够取悦“不可理喻”的“读者群众”。这就如同曹雪芹把《红楼梦》的稿件寄给我，我积多年观看热门电视的经验，建议贾宝玉出家前先像《奋斗》中的佟大为一样赚个两千万再败光；王熙凤则安排卷入国美电器丑闻……凡才可以期望天才，但万万不能参与天才的创作。
宋淇夫妇的厚道在于他们生前没有违逆张爱玲的遗愿，出版张爱玲的《小团圆》。但他们的继承人宋以朗却利用对张爱玲未刊文稿的垄断权力，悍然出版张爱玲生前要求销毁的《小团圆》。根据他宣布的出版计划，未来几年里还会有大量的张爱玲未刊作品出版。张爱玲病逝十余年后，将又一次成为高产的新进作家。以《小团圆》的销售规模计算，假如以后的作品都有那样的业绩，宋以朗每年的版税收入可以高达数百万到千万港元。
但是张爱玲呢？她那么珍惜自己作家的声誉，她同意出版的作品没有一部会有太多的毛病。她出版物的高质量，在于她宁缺毋滥的态度，她可能已经集下几十万字乃至几百万字的废稿，正是这些废稿成就了她的清誉。现在，这个一生都讲究穿戴的女人，尸身被套上一层层被剪坏剪烂的布料，后来不明所以的旁观者，会以为那就是她的正装。对这样一个弱女子，下手有点太狠了吧？
为了“张学”的研究和满足“张迷”的期望，张爱玲的手稿乃至废稿不是不能出，不过不是这种出法。最恰当的方法，是委托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团，负责研究选择出版张爱玲的遗作。而且最好是出手稿影印本。现在这种出法，说不定哪一天你会读到张爱玲号召全世界“张迷”给宋以朗捐款的遗稿。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这是《水浒传》里的一首歌谣。“家木”是宋，“水工”是江，说的是宋江造反。借用歌谣的第一句，改两个字：祸张因家木。一个靠继承权获得张爱玲遗稿处置权力的宋生，对“张学”，对无数喜欢张爱玲的读者，是福是祸，请诸位深长思之。
五十三参终证果
三十年前胡因梦在台湾的艳名之盛不下于当今大陆的章子怡：一线的电影明星，有“台湾第一美女”之誉，作风狂诞，行事独特，1980年和李敖的短暂婚姻引发媒体风暴，至今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娶回美人的李敖用20分钟写下狂喜的急就章——《画梦——我画胡因梦》：“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三十年后她来到大陆，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洗净铅华，返真归朴，再没有丝毫娱乐界的风尘气，她说：“身为演员的胡因梦已经死了。”早在十八年前，她已经毫无留恋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胡因梦此行是来宣传她的新书《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8月第1版），这本书七年前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书名在台湾发行，《生命的不可思议》是《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修订版。
和七年前在台湾的遭遇一样，媒体的兴趣在于她和李敖的情事，辛勤搜刮往日的艳屑。但这本书的真正主题是作者半生的求道记录，一个女人为身、心、灵的自在所作的广大探寻。
佛经里有五十三参的故事：善财童子虽然佛缘深厚，但在修学圆满即身成佛前仍然需要文殊菩萨的指引，不辞劳苦地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学习各种法门，参问诸多善知识，最后见到普贤菩萨圆满证果。胡因梦用“五十三参”来比喻她的寻道之旅。她的经验和“五十三参，参参见佛”的善财童子真有很多的相似。她自小就很有宿慧和佛缘，受过很多仁波切和大师的指点，一经灌顶便内气涌动，她很早就能为别人发功，可是她始终没有完全皈依佛门；她从来不喜欢小说和文艺散文，爱好思辨和玄理，曾经涉猎过大量心理学、哲学、玄学、佛学的读物，可是她一直难以放心，一直难明“身、心、灵”的究竟。她在遍访名师参问诸法的旅途中，很偶然地邂逅了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她自觉一下子被点明，“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就是胡因梦的普贤菩萨。
克老师是印度大名鼎鼎的心灵导师，他在理念上感召胡因梦，他解答了胡因梦的基本疑惑。我瞎猜，克里希那穆提的最大意义，是他的通达和透彻，让胡因梦拼成了完整的身心地图。
胡因梦说：“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她对两性之间的性与爱有着瘾品般的迷恋，“两性之爱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令我着迷的就是那份迷醉、至乐、强烈的爱意，看任何事物都顺眼的高能量状态。人处在那种状态里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吃不睡也不会感到饥饿或疲倦，好像前途一片大好，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想，胡因梦所以没有皈依任何宗教，是因为再松散的宗教对性爱都会有一定的尺度和戒律，但胡因梦绝对不想持戒，不想在自己的生活里失去男女亲密关系。
克里希那穆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开放。我没有读过克老师的其他书，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讲法，但就在最新中文版《爱的觉醒》里（克里希那穆提著，胡因梦等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他几乎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宗教都要我们否定性欲、压抑性欲，因为他们说，性事浪费精力，你必须保留精力找寻你的上帝，可是这种严格禁欲和严厉压抑并遵守某种模式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美好的本能是一种残酷的暴力。这种禁欲比纵欲更浪费精力。为什么性欲变成你的问题呢？其实，你跟不跟人上床根本不重要。你可以选择跟人上床，也可以守身如玉，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你的问题。”
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胡因梦找到了心灵地图最重要的那块拼板。从此，她的省思，她的生命体验，她的感恩，她参与生态保护，她的博爱众生，她的灵修和自疗……与她的亲密关系和谐共存。
胡因梦的人生还没有完成，连她自己都不觉得她现在的人生完美，你也不必认同她的人生观。但就凭她舍弃红尘中的俗艳，毅然转身面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个貌美如花的女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借用佛法的言说，末法时代持一条戒律的功德与正法时代守持所有戒律的功德相等。
旧日风光
抗战胜利，汪政权的高官悉数被捕。审讯处决之前，他们狱中的日子过得还算好，有吃有喝有报看。一天，他们在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说有一女子因丈夫行房时强迫“进行变态性行为”，以虐待之名向法院提出离婚之诉，结果败诉。无聊的汉奸们议论纷纷。金雄白曾经当过律师，大家于是询问他对此案的意见。金雄白表现得像现在电视上的专家那样自信，指点道：法院判决没错。因为夫妇床“第”之私，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变态，法律上既无明文规定，任何人无权干预。大家听了很满意，遂散去。不料站在一边的梁鸿志走上前来，附耳轻声说：你刚才讲床“第”之私，读错了，“床笫”不是“床第”，“笫”音“滓”，非音“弟”。金雄白愕然，还自作聪明地反问：难道这个“第”字在这里念成“滓”音吗？梁哈哈大笑：那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呀。
这段轶事见于金雄白的《江山人物》。我也闹过同样的笑话，把“床笫”念成“床第”，同样被学问高妙的老师当场拿下。师恩浩淼，值得铭记终身。
后人对汪精卫政权兴衰始末有点了解，主要靠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两个人的回忆文字，一个是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另一个是胡兰成。两个人都是汪政权的边缘人物。胡兰成的回忆想法多，感慨多。金雄白记者出身，人脉宽广，记性好，笔头勤，有闻必录，巨细靡遗。金雄白的成名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至今仍然是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第一读本。高阳的《粉墨春秋》就大段大段地摘抄金雄白的回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胡兰成是汉奸里的余英时，金雄白是汉奸里的钱穆。
有意思的是，金胡二人甚不相得，完全没有交情。记忆中胡兰成没有提到过金雄白。金雄白的回忆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胡兰成是无行文人。胡兰成晚年在日本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为夫妻。金雄白说起那一段，措辞特别不堪。他说：胡兰成“曾以吴四宝作为他生平的第一知己，但吴四宝暴毙后佘爱珍抢天呼地，他去扶持她的时候，毫不讳言温香在抱，忽起淫心，可谓恬不知耻。两人侨居日本时，一鳏一寡，难安寝枕，遂尔废物利用，居然结成夫妇”。金雄白在日本和他们多次见到，双方“始终瞠目相视若不相识”。
金雄白说到张爱玲也不太客气。他不满意张爱玲的“涯岸自高，落落不群”，有点高干子女的摆谱（李鸿章之后）。不过他并不抹杀张的才华：“张爱玲文笔清丽，缠绵有致”，“爱玲撰长篇说部，述儿女情怀，深刻不似出诸闺女手笔”。比较而言，他对苏青更不客气。他说苏青长得难看，又吝啬成性，“衣衫不称其体，同业以宁波娘姨（沪称女佣意也）呼之”。
金雄白是上海人，后半生所撰千万言文字中有不少旧日上海的回忆。他笔下旧上海的风光，当下已无迹可寻。如今还有多少上海人知道黄伯惠？他出身金山望族，在上海拥有几家大钱庄和数不清的房地产，在市中心有大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商业设施，在杨树浦有近百幢出租的民房，同时还做美国的橡胶股票，大获其利。以物质资产和比价计算，他的身家之厚，远在现今靠股票市值换算出来的本地首富之上。
黄伯惠与报业向无渊源，但以救助社会公益之心，从狄楚青手中接盘《时报》，从此倾全力办报，一直办到家破人亡。为了办好报纸，他延揽优秀人才，进口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为了抢新闻，增发行，他包火车，租飞机，无所不用其极。他办报十余年，至抗战初停刊之日，投入的现金达百万美金之上，相当于现在的亿万美金。他办报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太太一忍再忍，还是忍不住，提出离婚。黄伯惠却没有任何反应。“在她三十岁生辰的那一天，黄突然假座福州路杏花楼粤菜馆，大宴宾朋，为她庆祝，直到酒阑人散，他悄悄地对她说：很久以来，你就要与我办离婚手续，我之所以迟迟不作肯定的答复，就是要等待今天这一个为你庆祝三十岁整寿的日子。现在我这一心愿已经了毕，预先约定了的律师，正等待我们去签立契约。”
女作家
女作家这两年在国内似乎名声不太好，《上海宝贝》以后，小女子搏出位，身体写作已成正道。有朋友痛心疾首地说，永远不和女作家或疑似女作家打交道，唯恐自己成为她们的写作由头，更担心成为她们的点睛之笔。《万象》主人说得好，能被她们写上20页还不失为一条汉子，就怕200字便完了，一世英名尽毁。
不过，另外一批女作家我是由衷佩服。近些年，一批新潮知识界领袖刊物的专栏女作家悄然到位。扎西多、恺蒂、毛尖、娜斯、沈双……已经成为这些刊物的灿烂卖点。这些女生，初中之前想来都是乖孩子，出道时差不多都有良好的双语教育背景，经过社会生活、知识生活的多次蜕变，终于修成正果。在如狼似虎的当打之年，她们出手了。她们那些叙述生动文字感性见解可靠的文章，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潮引进新知。恺蒂、毛尖、娜斯这些年都有新书问世，虽然比不了前一类女作家大红大紫，但还算卖得不错。经常指点我的毛尖小姐，2003年出了《非常罪，非常美》，当时书市受SARS之累生意清淡，她几十块的书还能卖两万本。这些知识新女性书中介绍的人和事，在国外大概是当地读书人的文化常识，在中国多少有点海外奇谭。小姐们讲故事的本领很大，娓娓动听，东绕西绕，让你不知不觉就意犹未尽地把故事听完了。有时间有兴趣再听一遍，还会觉得新鲜。所以她们的文章在期刊上被人读，结集出书后自有成千上万的痴迷读者还会买一本回去一读再读。
常读这些美丽的文章，真觉得写作其实是非常女性的事业。翻成白话，就是说写字是件特别娘儿们的活。写书读书，简直就是一门of women，by women，for women（女有，女做，女享）的雌性产业。七尺男儿，如果别人向你赔笑脸，不是问你借钱不是要你批条子甚至不是求你去帮忙打架，只是向你约稿，换句话说，别人觉得你有劲的地方，不是你的财力不是你的权力也不是你的体力，只是你的笔力，那你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基本废了。
老板
三联书店复牌后第一本打响的杂志是《读书》，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听说还要出一本《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期很长，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朋友都曾参与其事。梁晓燕是其中的一位。她说有一天他们去见投资人，那位刚刚买下《明报》的于品海。于老板那天兴致颇高，把周刊的账当众演算一遍。梁晓燕出门后对朋友说：“于品海怎么把我们编辑都算做‘成本’了？”那是1992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计入成本的心情，就像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被计入成本的心情一样糟糕。遥想1980年代，当时的知识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从来不谈，转眼之间，知识大佬竟被面目可疑的香港小老板以成本的名义收编，意气难平啊。
过了好多年，我应朱伟之邀，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写稿，介绍新书。到了2003年，三联书店新老板上任。新老板工作热情很高，审看所有的刊物稿件，有一天他终于找到我文章中的毛病。
我的那篇文章介绍的是希拉里的新书《亲历历史》，介绍希拉里难免提到她的夫君克林顿，我说：“我最喜欢的外国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喜欢克林顿有两点理由：第一点他是位好领导，美国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空前繁荣；第二点他是个坏男人，经常犯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热爱生活意志薄弱，显得很有人情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我从香港明星成龙的检讨书中转抄而来，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新老板。听说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句话的要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难道某某某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于是就要修改，如果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把这句话改为“全世界男人（除某某某外）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老板未必会接受我的改法。
最后的修改令我哭笑不得：“全世界有些男人会犯的错误”——姑且承认修改前这句话或许有语病，但修改后这句话肯定是病句。什么叫“全世界有些男人”，用了“有些”，就不应该再用“全世界”，这是最简单的形式逻辑。中国最权威的语文单位的老板犯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这比成龙克林顿加在一起的男人错误还要不可饶恕。成龙克林顿的错误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还会觉得爽，老板的错误令所有的人都不爽。
说两句题外话，朱伟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真是不容易。朱伟是上海人，我觉得他很为上海人增光。三联两本最好的期刊——《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都离不开“在京海派”（沈昌文先生语）的提调周旋之功。《读书》有沈公，《三联生活周刊》有朱伟。
他们都爱刘德华
《刘德华语法》写得不错，让我们这一代老派革命家很伤感，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出那样的题目。以我们当年的眼光看，刘德华，一个明星，一个艺人，有什么值得分析。我们在袁小姐这个年纪，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一般是不考虑的，那时候我们聊得最多的女人是老迈的杜拉斯，最关注的明星是电影《蛇》里那个阴鸷的克格勃。
袁小姐传来的文档题目叫“他们都爱刘德华”，这也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代老人很少说“爱”，有人甚至从不说“爱”。我们是无神论者——连异教徒都算不上，没有任何宗教，“爱”代表了我们仅有的神圣向往，这个字眼太重，重到很难说出口。朔爷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杜梅把方言五花大绑，菜刀架在脖子上，差一步就要弄出人命，方言还是说不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奇妙的是，方言和杜梅这对同居的狗男女其实在相爱，但这个字就是无法言之于声书之于文，仿佛它有着咒语般的威力，说一声就会天崩地裂。哪像现在的孩子，“爱”字成天在舌尖上滑进滑出。而我的好朋友，伟大的小说家孙，就是为了这一字之重，至今坚守着苍凉的孤独。
以上这些和袁小姐的话题无关，说点有关的：刘德华。袁小姐真的觉得刘德华那么值得关心吗？刘德华和我们差不了多少岁，当初他出演电视剧《猎鹰》，他是青年演员，我们是青年观众。他的确不容易，那么多年熬下来，永远一丝不苟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几乎没有负面新闻，就连关于他的段子都在给他加分。我确信他不是装的，没人能装上几十年；我也确信他是个好男人，我如果是个女孩子，也会做梦和他去民政局登记。然而我觉得刘德华最大的败笔，是入错了行。他根本不应该吃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