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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他对社会现象也像他对待自然现象一样，用一种多少世纪罕与匹比的精确性加以研究。虽然他也决意去发现“最完善的国家”
，但他认识到，我们不仅应当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政制，还应当思考什么是可能的及易于实现的政制。他坚决反对柏拉图的废弃私产与家庭生活的主张。他认为公有财产的监护不如私有财产的那样仔细，而且，“在一切归了公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作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
①妇孺归公的后果则更可怕，下一代将得不到爱护，兄弟姐妹间不再有感情，亲属关系既经消失，败坏伦常的罪行也将肆无忌惮。
②所需要的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更开明地运用私产。在亚氏看来，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仅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良善行为，更有助于造就城邦的稳定的秩序。柏拉图寄希望于贵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最好的立法者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人数较多，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一阶层就能平衡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城邦少受党争之祸。
亚里士多德显然是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把善的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关怀。他超过其老师的地方是他第一次把关乎社会及国家善的政治学与关乎人的行为善的伦理学区分开来。他的《政治学》集中于城邦的起源、性质及城邦社会结构等的研究；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６３ｂ。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６３ｂ—１２６４ａ。
…… 55
８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而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则偏重于对城邦中的人的行为的讨论。依公认的观点，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对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最早的系统阐述。在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ｅｓ，１５８—１６７９）时代以前的约两千年间，几乎所有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启发的。英国经济学史家罗尔（Ｅ。
Ｒｏｌ）说，“在分析一个从农业自给自足过渡到商业与贸易的社会的原理上，没有人超越过他。”
①
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论点是“就其本性而言，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②类似的命题在《政治学》中随处可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亦反复出现，如“人类自然是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③“人是政治生物，天性趋于与他人一同生活，”
“人是为成为公民而生的。”
④所有这些陈述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政治的”
、“城邦的”
、“公民的”
等词语，全都出自同一个希腊词根“ｐｏｌｉｓ”
，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写道：ｐｏｌｉｓ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Ｄｅｍｏｓ（乡郊）相对……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ｐｏｌｉｓ，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近世以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城邦）
，译ｐｏｌｉｓ较旧译ｓｔａｔｅ为“邦”
、“国”比较合适。
……由ｐｏｌｉｓ衍生出几个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中译本，第３５页。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９５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５３ａ。
③同上。
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牛津，１９２１）
，１６９ｂ，１０９７ｂ。
…… 56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９４
重要名词：（一）
ｐｏｌｉｔｅｓ，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
，（二）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
；（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
；（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
，（三）ｐｏｌｉｔｅｏｍａ：（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①
ｐｏｌｉｓ既指城市又指邦国，或同时指两者；而首要地是指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社团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社会及社会一致政治生活。
②换言之，希腊的ｐｏｌｉｓ可以解释为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属于一社会文化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内。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动物”
，意味着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此共同体就是希腊人所仅有且仅知的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亦可恰当地称之为关于城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离开了城邦，就没有什么希腊政治学或社会学可言，对希腊思想家来说，“城邦是文明生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③以下是亚氏城邦社会学的主要观点。
（ａ）
人之所以自然倾向于过城邦生活，是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自足的，只有通过城邦生活，人类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有的智者鼓吹“人不必参加国家生活，个人已是自足的。”亚里士多德对此大加揶揄，“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１０页译注。
②同上，１２７４ｂ以后。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８８页。
…… 57
０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
①他把城邦规定为一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
，是从为满足人类需要的生活发展中自然长成的，他叙述了由家庭，至村落，最后到城邦的人类社会团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家庭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故人们把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称之为“食厨伴侣”
，或“刍槽伴侣”
；②村落则是人们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社会形式，其最自然的形式是由一个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聚落；③到由若干个村落组合而为“城邦”
，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④但自足性并不仅指经济上的，经济上的自足只能解决公民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城邦要满足保证人民过优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全部需要，除了物质的需要，还包括道德的需要。
（ｂ）因此，人必须加入城邦生活，在亚氏看来不只是因为城邦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生活共同体，还因为城邦是实现人类本性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人只有参加城邦生活才能成其为人。一方面，人类有合群的天性，所以能不期而趋于政治的结合；并且由于只有人类具备语言机能及对是非善恶的辩认能力，所以家庭和城邦的结合乃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⑤
另一方面，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城邦所求之善业，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５３ｂ。
②同上，１２５２ｂ。
③同上，１２５２ｂ。
④同上，１２５３ａ。
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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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１５
在于培养公民高尚的行为，造就有文化的君子。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坚持认为良善的人生仅在城邦生活中才有可能。
“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
①
（ｃ）
在个人与城邦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取径与柏拉图相似，也是整体论的和反原子主义的。他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成为城邦的一部分，而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他还指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
，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
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
②他为这一观点提出了两种论证。
一是系统论的，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③一是目的论的，万物皆趋于实现其本性，而事物的本性乃是一个发展过程，只待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其本性或自然。以树为例，树苗的生长就是为了实现树的本性，并且只有长成为一棵大树时，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从个人到城邦可视为由不完全到完全、由基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村落生活使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可能；而以实现人的良善生活为目的的城邦生活则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④
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反对柏拉图过分的整体主义。他认
①同上。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５３ａ。
③同上。
④同上，１２５３ｂ。
…… 59
２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柏拉图那种力求“城邦的过度划一”
决不是一个良好政策，“因为只有内部高度分化从而达到高度自治的城邦才可称为真正的城邦；”
①而执意趋向划一的城邦，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②
他和柏拉图都坚持城邦是由不同分子构成的功能互补结构，但柏拉图强调有机的统一，强调各部分皆须从属于整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各部分的合作，他常以合唱队为例，说明各部分依其本性而行动，便足以促成整体的和谐。这样，各自不但可以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因这种合作得以正常发挥其功能。
（ｄ）在上述的整体观与多元统一观的基础上，亚氏构建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结构首先是一个多维的和多层次的架构，由家庭的集合体；经济阶层的系统（富人、穷人及中间阶层）
；身份集团的系统（平民和贵族）
；类似于中世纪“等级”的特殊阶级等方面所构成。亚里士多德用以分析社会结构的概念极为丰富，但让人费解的是《政治学》这本书几乎完全不曾注意区分自由民和奴隶。也许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只能算是家庭的基本要素之一，故在城邦这样一个自由民的共同体结构中没有其任何地位。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亚氏的错误不仅在于他肯定了这种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
①同上，１２６１ｂ。
②同上，１２６４ａ。
…… 60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３５
见，更在于他为奴隶制的所谓合理性作了貌似学理的辩护，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他的见解远远落后于某些智者。
①
亚里士多德还把社会结构理解为由分工所形成的行使不同社会职能的职业阶层，它们包括，第一，生产粮食的农民阶级；第二，从事各种技艺和制造的工匠；第三部分是商人；第四部分是在田间劳作的佣工；第五部分是武士；第六部分是祭司；第七部分是以其财产资助社会的富人；第八部分是以其才能服务社会担任公职的行政人员；余下的是议事部分及审断争讼者之间是非曲直的司法部分。
②
亚里士多德最为人熟悉的社会结构分析也许是他的按财产的多寡划分社会阶级的观点，这样，上述的多元阶级结构论（它实为一种职业阶层论）就被简化为一种二元阶级结构论。
亚氏更重视后一种划分法，其理由至少有两条：第一，这种划分更具确定性，因无人同时既是富人又是穷人，但既是农夫又是武士，既身为工匠又兼任法官则完全可能；第二，权力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对社会稳定及政制的影响最大。
他力主由两极之间的中等阶层执掌政权，因为这一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它就构成为一种良善的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能避免寡头制和民主制各自的缺点。
③
①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５３ｂ，１２５４ｂ，１２５ａ。
②同上，１２９０ｂ—１２９１ｂ。
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２９６ａ—１２９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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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２４城邦制度的背景与城邦A社会学的视野
柏拉图生当希腊城邦的危机时代；而到亚里士多德时，城邦已经分崩离析。马其顿的兴起，使一切城市国家都成了过时的陈迹，而他们对这一切几乎无动于衷，“全部讨论都谈的是城邦”
（罗素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没有一个设想过不同于城邦秩序的别的社会秩序，他们只是追溯往昔，用灰色的理论描绘已变成灰色的生活，就像“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①柏拉图精心描绘其理想的国家，甚至不关心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现实，但理想国仍是一种理念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十分熟悉许多所谓野蛮部落的生活样式，但他同样未能超出城邦的眼界。正如熊彼特所说，希腊哲学家“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它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
②为什么城邦的制度成为横亘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其顶峰的希腊科学前不可逾越的障碍？探究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希腊社会思想的基本旨趣。
我们认为，造成希腊思想局限于城邦视野的主要原因乃是城邦制度本身。任何思想与知识，均受其所处之社会环境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序言第１４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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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５５
的影响，社会思想尤其如此，因为社会思想不仅衍自其环境，事实上，社会思想更是以社会环境为其基本研究对象。希腊的城市国家与现代人的政治共同体十分不同，就我们现在的论题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诸方面。
（ａ）
城邦是规模有限的社会。
除斯巴达外，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较为广阔并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治理之下的国家，而雅典的面积亦不过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
城邦之间固然存在许多差异，但希腊人毫不怀疑，存在着一定的尺度或规模是城邦不应超越的。他们认为，城邦应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这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能将所有其它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可将国家的所有职能置于其监察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是大到足以自给生活之所需，又要小到观察所能遍及。
①由此看来，城邦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共同体。
（ｂ）城邦是结构复杂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其社会阶层的繁复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的悬殊上。在组成城邦的居民中，自由民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奴隶只被视为物而不被视为人；人数众多的外侨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虽世代居住在城邦内，且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公民权，也不构成城邦的一个基础部分，因为只有那些出身于其父母双方皆为公民的家庭的人才是公民；②换言之，血缘身份在城邦的社会分层中仍保持其极大的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３２６ｂ。
②同上，１２７５ｂ。
…… 63
６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重要性。
（ｃ）
这样，与其说城邦是一种有着共同地域并受治于同一政府的居民共同体，不如说是一种藉出身而享有参与政治事务之权利的特权者的共同体。这样，就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一种同类感、社区感和同胞爱，这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观念，城邦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成分。
ｐｏｌｉｓ一词的原意即为“公民之家”
，希腊的公民并不像现代人那样过各自分离的家庭生活，其日常生活与其他公民是时时发生关系的，他们的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市场犹如他们的大家庭。这种联结城邦公民于一体的纽带是多方面的（如身份的、民族的、宗教的及社会的）和强有力的。对他们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他们的宪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法律结构，勿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希腊一切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旨趣是致力于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
对希腊人来说，关于城邦的理论既是现代狭义的政治学，同时又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
正是这种城邦共同体的背景，决定了希腊社会学的视野。
一方面，古典希腊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起他们之后直到黑格尔之前的绝大部分思想来，包含更多的社会学洞见；另一方面，由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区生活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竟使得大多数希腊思想家不知区分国家和社会，亦不能想象不同于城邦生活的其它生活样式。
城邦文化的一体感和认同感造成希腊思想的城邦狭隘性，“希腊
…… 64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７５
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
①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城邦的和文化的社会一致性，就愈是坚持一种“严华夷之分”的自大态度，自视为“天之骄子”
，视周邻民族为“野蛮人”。
这就难怪他们对亚历山大大帝（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前３５６—前３２３）给地中海世界所造成的彻底变革几乎没有察觉，仍在力图使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城邦回光返照，从而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