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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问：“你真看见啦？能肯定？”
郜祥富说他基本能肯定，他随着牛群爬上这道高坡时，正好看见一个小伙子从岗上跳入洪水，趴在一个简易木排上，游走了。从背影看很像是颜哲，至少从衣着看肯定是一个知青，不是本地的农民，但方圆几十里除了咱农场外哪还有知青呢。这么着一捉摸，九成是他。那会儿郜祥富对着夜色大声喊了很久，但那人一直没有答应，也没有回来。我问郜叔叔，那人身上是否背着锯或斧头，他说没看见，但荒岗上留下几根斧头砍断的树桩，肯定是他做木排时砍的。
听了郜叔叔的话，我基本可以断定，他看见的就是颜哲，而那晚确实是颜哲在喊我，他返回农场警告了我，又匆匆离开，用随身带的木工家什扎了一个木排，在洪水中游走了。想到这里，我对他的所有憎恨都化为乌有，泪水在我眼眶中打转。郜叔叔笨拙地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我知道颜哲水性好，不会出事的――可他是去哪儿啦？那会儿满世界都是水，他能去哪儿呢。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郜叔叔见我痛不欲生的样子，心疼地不再问。
我让大伙儿先就地休息一会儿，独自一人摸到那处坟地。我原想八座新坟一定会被大雨冲平的，但没有。可能是雨来得急，大雨点先就把新土拍实了。再加上这儿地势最高，一直没被洪水淹没，所以八座新坟安然无恙。洪水中的颜哲怎么会想起来跑到这儿？是想向他害死的人忏悔？还是在他的衣冠冢前向自己的一生告别？的确，即使颜哲没死，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已经被埋葬，永远消失了。以后，只有一个失去身份的躯体在社会的角落里游荡。
我在他坟前坐了很久，默默地流泪。最后我站起来，向八座新坟逐一鞠躬，然后离开。
我的回忆到这儿加快，像是按了VCD的快进键。第二天上午，县里和公社联合派出的救援队踩着齐膝深的泥浆来到农场，带队的是公社革委会张副主任。他们见农场虽然房倒屋塌，一片狼籍，但秩序井然，人人面色明朗，用他们的话是“斗志昂扬”，感到很是欣慰。他一进农场，就找赖场长和公社知青办魏主任听汇报，我告诉他们，他俩都不在了。这场洪水中共有八个人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天热，尸体没法子存放，我们已经把他们就地埋葬。张副主任一听，脸刷地白了。一下子死了八人，其中包括农场两个正副场长，两个公社干部，两个知青，算得上大事故，他不好向上边交待的。我看着他煞白的脸，于心不忍，但我只能这样说。我原来没打算对外瞒住这场祸事，它太大了，包不住的。不过在它之后恰逢这场大洪水。洪水冲走了一切现场遗迹，也多少隔断了蚁众们的记忆，所以，我做出一个胆大的机智的决定：以洪水为借口，把那场弥天大祸包起来，并且把颜哲也算到烈士中去。
我领着他们吊唁了八位烈士。当他们表情肃穆地三鞠躬时，我心里还在打鼓，怕他们向众人调查八人牺牲的实际情形，虽然我确信全场人都会合着我的节拍跳舞，但人多口杂，难免出什么纰漏。我更怕他们开坟验尸，那就完全穿帮了，因为死者并非溺死，脖颈上都有掐痕，衣服没有水渍，何况还有一个是空坟。
好在这些人没有丝毫怀疑。这也不奇怪，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一个知青农场忽然发生殴毙八人的恶性殴斗，比在洪水中淹死八人更难置信。他们在场期间，有两件小事无意中帮了我。一件事是有人对他们提到了“颜场长”，熟悉农场情况的张副主任奇怪地问：
“什么颜场长？是颜哲吧，我知道他，县革委胡主任临走前还对我提起他。但他咋会当上了场长？”
我反应很快，立即解释说：“赖场长和庄副场长牺牲在前，当时火线上选举颜哲当了场长。他牺牲后大伙儿又选了我。”
张副主任眼眶红了，显然被我们的“前赴后继”所感动。他哑声说：
“很好，颜哲和你都很好。”
就没再问下去。
另一件事是他们发现了岑明霞的婴儿，到农场的当天就发现了。这点没有办法，无法避免的，水灾刚过，道路不通，我没有能力把母子俩藏到农场外的地方。这个小不点儿现在是全场人的打心锤，大伙儿川流不息地来看他，争着想抱抱他，而岑明霞、孙小小等则严密地保护着他，说孩子太小，不能乱抱的。这儿成了灾后农场最热闹最温馨的地方，救援组当然不可能不发现。
张副主任把我拉到一边，阴着脸问：这是咋回事？我已经事先想好了回答，照实说：
“是赖场长作的孽，全农场没有不知道的，老魏叔――魏主任生前也发现了，他原本要向上级汇报的，但被洪水耽误。”我低声加了一句，“不过，赖场长已经牺牲了，我不想再责备他。”［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我这番话大部分是真实的，只有一处谎言：老魏叔向上级汇报不是被洪水耽误，而是被颜哲强行阻止。张副主任盯着我看了很久，不再追问。此后，救援工作组里似乎形成了秘密的共识，那就是不再追究抗洪烈士赖安胜的作风问题，以后没有任何人再问起婴儿的事。他们离开农场时，岑明霞非常不识时务地呆在路口。那会儿她已经能下床了，在路口的树荫下抱着婴儿哄睡，低声唱着催眠歌，用手玩着婴儿的小耳垂，脸上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但救援队全体成员齐刷刷地扭过脸，视而不见。送行的我看着这一幕，几乎忍俊不禁。
不久张副主任带队重回农场，召开一个追悼大会，追认八人为烈士。不过我怀疑这是障眼法，因为这么大的事，县知青办竟然没来人，也没上县里的报纸，这是不正常的。我的怀疑没错，这个追认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也就刮过去了，此后八个人并没有享受烈士待遇。
追悼大会之后马上宣布了解散农场的命令。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农场除了库房和场长室外，已经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如果要保存农场，只能是从头重建。但那时知青下乡的潮流已经过去，开始安排知青回城了，哪个领导会这么傻，在这个当口儿投入大笔资金来挽救这个垂死的农场？何况解散了农场，那场死亡八人的事故就更容易掩盖。
张副主任宣布，鉴于知青农场毁于洪水的特殊情况，县领导在招工指标上做了很大倾斜，农场将有一半知青马上被招工，我、王全忠、何子建、刘卫东、崔振山等都在招工名单中。剩余的知青暂时安置到其它知青点，在招工问题上仍继续对他们倾斜，估计明年能全部回城。对一般知青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想想岑明霞及另两个女知青甘心献出贞节，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甚至庄学胥那么起劲地攫取权力，也不是为了在此处发达，而是能被早日招工，能挑选一个好的招工单位。但对于今天的农场知青来说，解散农场的决定引发了真正的痛苦之潮，说是“泪飞如雨、哭声震地”一点儿也不夸张。没等散会，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哭着拉我，拥抱我，说他们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集体。有人还说：郭场长你别走，咱们都不走，再把农场建起来！咱不在这儿也行，俺们都跟着你，去新疆，去北大荒，去西双版纳，都行！甚至连老农们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郜祥富和老肖老泪纵横地说：秋云，郭场长，你可不能走哇，你走了谁管我们哩。
公社领导们吃惊――不，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绝对想不到，一个19岁的女知青能博得大伙儿如此衷心的爱戴。在其它公社的知青点，开始招工也就意味着知青团体的崩解，为了自己能早点走，互相倾轧、告密、陷害，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出来。哪儿见过眼前的景象？他们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个近乎失控的局面，震惊中开始有担心，因为他们隐隐感到，这个小集体的向心力过于强大，似乎不大正常，发展下去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
处于漩涡中心的我则非常尴尬。这个场面当然很动人，我也很想融进去，与他们同样哭泣，同样倾泻爱意。可惜我的身份是上帝，是他们中唯一的清醒者。我知道这一切都缘于他们身上还未失效的蚁素，而这些蚁素大概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等它失效后，我这群纯洁的“子民”们仍会跌入原来的肮脏，像岑明霞的卑鄙、崔振山的无赖、孙小小的放荡、庄学胥（他已经死了）的奸诈，当然也有郜祥富和老肖的忠厚、老霍的忠诚、王全忠的富于正义，等等。他们此刻对我的感情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但――这样真挚的爱心大半是缘于某个玻璃瓶内微黄色的油状液体，想到这儿，我感到悲哀，甚至作呕。
我无力继续扮演上帝（没有从颜哲那儿学会制造蚁素的本领），也没心思扮演它。这几个月来，“清醒者的痛苦”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平静了情绪，对他们最后一次使用了蚁王的权威。我说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服从上级的安排。这次上级在招工名额上已经非常照顾，咱们不要辜负上级的心意。至于我，是肯定要带头回城的。
大伙儿当然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他们红着眼眶，抽咽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会场。
张副主任显然非常满意我的处理，过来同我紧紧握手，赞赏我识大体，有领导能力。我疲倦地说：别瞎夸我了，我天生不是当头头的料，如今当这个代理场长只是误打误撞赶上的。不过，既然我站在这个位置，就要为大伙儿负责。我对张副主任谈了两点，一是八个死者的抚恤金，即使他们不属于在国家名册的烈士（张副主任迅速看我一眼，我俩心照不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谈），也希望能尽量解决一点抚恤金。张副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二是对剩余知青的招工，希望能把今天的承诺落实，这里特别是岑明霞，她有孩子，招工肯定比较困难。张副主任想了想，说：
“按政策，已婚知青不属招工范围。像她这种情况，虽然未婚，但有一个私生子……这样吧，你劝她赶紧把孩子送人，对外瞒着这件事，招工时我尽量关照她。”
我想张副主任说的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想起这个孩子――想起他身上所寄托的颜哲的希望――心中不忍，但只能这样了。我真心地说：
“谢谢张副主任。张叔，你是个好人，和老魏叔一样好。”
张叔动情地说：“谢谢你这句话。秋云你真不容易啊，危难关头，一个19岁的小姑娘能撑起这个场面。秋云我早就知道你，胡主任和大老魏不止一次提起过你。他们也很器重颜哲，可惜他牺牲了……秋云你很能干，我敢说，就凭你在这场洪水中的处事能力，这辈子一定能成大器。”
我忽然想起老魏叔对颜哲的同样评价，止不住心酸。不过我掩饰了这一点，莞尔一笑：
“张叔你眼力大大地不行，我这辈子肯定碌碌无为，我已经算过命啦。”
一个月后我就回城了，在街道上一个麻绳社当工人。临走前我尽我所能安排了农场的善后，其中对岑明霞的劝说最难。她一听我劝就痛哭失声，说她舍不得孩子，她宁可留在农村，独身一辈子，也要把孩子养大。孩子也确实逗人爱，虽然生下来时不足月，但在奶水的滋养下吹糖人般地长胖了。会用黑眼珠追随大人，大人一逗，就漾出一波模模糊糊的、非常甘甜的笑纹。模样也俊，明眉大眼，只有嘴巴偏大，能看出赖安胜那个蛤蟆嘴的基因。我在劝岑明霞时，小家伙无意中摸到了我的一个手指，就用小手紧紧地攥着，那温暖的小手让我的心隐隐作疼。
我同样舍不得把小家伙送人，但为了岑明霞的前程又只能狠下心肠。我尽力劝了，虽然没劝通她，并不着急。我知道此刻岑明霞还处于蚁素的控制之下，等蚁素的作用消失，以岑明霞的精明凉薄，决不会让这个孩子影响自己的前途。想到这里我不免黯然：从啥时候起我变得这样清醒？对世态炎凉看得这样透？这种看透其实是把双刃剑，与其说伤害别人，不如说伤害自身。至少说，我想回到以往那种透明温馨的少女心境，是再也不可能了。
临走我到八座坟上烧了纸，那时我已经想到，我走后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我洒泪祭奠了魏叔，谷姨，还有林镜，默祷他们在九泉下安息。至于其它四个“原来的恶人”，我为他们是流不出眼泪的，特别是这次横祸间接同他们的“由善返恶”有关。但我也原谅了他们，同样作了祷告，愿他们来世做个好人。最后我来到最东边的那座空坟。颜哲至今没有半点音信，洪水过后我曾在附近暗地打听过，没有发现与颜哲相象的无名尸体，没有发现他的木匠家什。也许他真活着？也许他又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甚至是跑到国外），在那儿重新创建他的利他社会？
不过，不管他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理想，都与我无关了。我很平静地在他的坟前三鞠躬，彻底了结了我与他的缘分。第二天，我和被招工的知青们一块儿坐卡车回北阴。我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里边除了随身衣物外，另外有一个白茬杨木箱子，就是老霍在洪水中抢救出来的那个。我把箱中的钱取出来交给老霍，把箱子带走了。这个箱子曾承载着颜哲的理想，装函着场员们的纯洁无私，我把它带走，多少是个念想吧。农场里没被招工的知青，还有老肖、老初等老农，都聚在农场的砖桥旁，与我们洒泪相别。我没有看见郜叔叔，别人说他钻到半塌的牛屋不出来，不想见这个伤心场面。我让卡车等一下，爬下车厢，到牛屋找到他。一见到他，两人都泪如泉涌。我们就这样哭着，一直到分手，没有说一句话。
第三章 蚁素
生物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因为只有自私的基因才能抉取更多的资源，使其本身延续下去。但自私的基因经过群体进化炉火的冶炼，也会表现为光芒四射的利他主义。首先是生物中普遍存在的母爱父爱，因为生物要想延续自己的基因，必须爱护其后代，这是一种缩小的利他主义。而在蚂蚁、蜜蜂这类单雌繁衍的社会性昆虫中，由于同族群个体的基因极端相似，保护同族群的其它个体即意味着保护自己的基因，因而利他主义得到极大的强化和放大，以至成为这类生物的优势天性。
这么说来，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实际并不是最深层面的天性，而只是“自私天性”的一种显态表现，而其它生物的利已天性，包括科莫多龙的杀婴行为、鲨鱼幼崽在母体内的骨肉相残、人类的互相残杀等，其实只是同样的自私基因的另一种显态表现而已。
我们从感情上喜爱蚂蚁的利他主义，憎恶人类或鲨鱼的贪婪和残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批评上帝（大自然）的设计思想。无论哪一种天性都成功地延续了各个物种，从上帝的角度看，这就是成功的设计。
其实我们不必因蚂蚁的伟大天性而对人类过度菲薄。既然我们推崇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既然我们能对自身的劣根性一代一代地作出反省，那就证明――利他主义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天性中。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蚂蚁朝圣
2006年，55岁的郭秋云离开北阴市一高中的讲台，办了退休手续。比她大五岁的丈夫高自远几乎和她同时从工厂退休。人生真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正剧就结束了，以后只剩下余兴节目。想想临招工前红星公社革委会张副主任对她的评价：你这一辈子一定会成大器，秋云不免摇头，看来这个算命先儿比刘伯温袁天罡差远了。当年知青农场出来的人，颇有几个混成了气候，有在省城当副厅长的，有成大款的，有当作家的，可惜她不在其列；比如颜哲当年的好友王全忠就混上了市委副秘书长，那个官衔很风光，其实是个苦力活，二三十年来都是给一把手写材料，在文字迷宫里打转，从甘蔗渣一样的官样文章里努力嚼出点新味儿。开会时替一把手拎皮包端茶杯，做得娴熟有致。王全忠虽然职务不低，还保持着往日的忠厚，看见农场的老伙计去找他，总要站起来迎接的。他如今大腹便便，那是吃公家宴请吃出来的；办公室里摆设精致，硕大的台湾红木办公桌上放着V字形的国旗和党旗，还有一个漂亮的水晶地球仪，昭示着主人的身份。秋云记着他同颜哲的友情，常去看他，但后来不怎么去了。因为有一次她同王全忠聊起了农场的大字报风波，聊起了给他减工分时颜哲的仗义执言。但王全忠竟然忘了评九分这件事！不是作假，不是怕秋云有求于他而有意否认当年的受惠，而是当真忘了。可他当年在农场时却以记性好著称，能记住所有知青的生日。当然，在秋云的启发下，这件事还是回忆起来了，弄得这个厚道人很难为情，尴尬地连连拍脑袋：
“写了二三十年的八股文章，我这脑子真给弄坏了，成猪脑子了。”
以后秋云就不怎么找他，她与王全忠的生活之路已经分岔，既然如此，干嘛非要把别人拉回他已经忘却的往事中？互相记着往日的友情就行。
何子建和刘卫东在外地，不怎么样，只混了个副科级小头头。冬梅和阮月琴都已退休，当上了专职奶奶或外婆。当然更多人处于社会最低层，甚至每月拿170元的低保金，三餐尚且无继。不久前在街上碰见黄瞎子，秋云几乎不敢相认，因为从外貌上看，他至少比同龄人得初来时，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声，不一会晕头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大了20岁，衣着则落后了20年。秋云同黄瞎子打了招呼，站路边聊了几句。临分手时黄瞎子说：秋云姐，不是你喊我，我决不会主动喊你。郭秋云问他为啥，他辛酸地说：
“咱混得不像人样呗。两年前我在街上碰见岑明霞，珠光宝气的，我喊了她，她看我半天，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从那以后，我再不主动和农场的人打招呼了。”
秋云笑了。不久前她听冬梅说过一件事：岑明霞曾自得地对冬梅说，知青农场里的男知青倒是出了几个人物，女知青中恐怕就我一个混出个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