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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187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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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西乡从道不愿傻等,命令部队“进剿”。

    日军兵分三路,分别由少将谷干城、少将赤松则良、中佐佐九间左马太率领,越过四重溪,向牡丹社出发。

    4月2日,中路谷干城一部在石门,与埋伏在此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发生激战,杀死了许多番人,击毙了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日军也有数人阵亡。

    到了4月4日,牡丹社与高士佛社终于派人来求和,声称原先杀死渔民,只是误以为他们是汉人,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失去的阿禄父子身上。

    这些番人既没有中国人或清朝人的概念,甚至也没有台湾人的概念,见日军势大便曲意逢迎,愿意听从日本帝国的命令。

第四十八章 各有顾虑() 
4月5日,终于有一艘“明光丸”赶来,送来了急需的粮草,以及一个惊人的消息:基隆港发生事变,六艘轮船被扣押。

    本来“明光丸”也要进港,因有路过的英国商船通风报信才幸免于难。

    西乡从道听了惊诧不已,此时物质严重缺乏,部队根本无法继续行动,只好在龟山设立都督府,准备长期占据,等待本土补给。

    同样惊诧的还有日本政府,先是英国船示警,后续船只紧急变更计划,随后外务省又接到英国使馆的秘密通报。

    到了4月3日,才有了较明确的讯息:六艘轮船都已被劫往沪尾,基隆港内空空如也,而日本在台北经营多年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已被连根拔起,损失惨重,政府工作人员都被逮捕,生死不明。

    这个消息就像一个重磅炸弹,炸得大久保利通目瞪口呆,政府高层一片哗然。

    这简直是在耍人啊,所有的官员都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辱,激进派与內治派同仇敌忾,一致认为要严惩“那个欺骗玩弄日本帝国的小人”。

    4月5日,东京浅草寺。

    这是一座流传千年的古刹,古木苍翠,环境优雅。

    寺内的一座茶屋里,茶香袅袅,大久保利通与伊藤博文相对而坐,听着窗外的水声。

    茶屋旁边是潮入之池,能将海水导入庭园中的水池,利用潮汐的涨落使得水池产生不同的情趣,是海边的日本庭园常用的设计样式。

    片刻之后,大久保利通一声叹息:“伊藤君,如今局势委实令人心忧,不想那夏云桐如此狡诈,真是太大意了。”

    伊藤点点头:“只怪我等估计不足,太小觑那些支那人了,今后的举措须加倍谨慎小心,万万不可轻易开战啊!”

    大久保利通赞赏地看了对方一眼,他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除了报国的热情,还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一颗冷静的心,而后两点正是现今日本最缺乏的。

    作为他欣赏的政治人物,伊藤博文兼具以上优点,是他心中默许的接班人。

    大久保利通想喝口茶,端起却又放下:“所言甚是,此事一出,万众瞩目,我等当面之敌已非弱小番民,乃是手握实权之清廷地方官员,战争规模一扩大,形势随之便会失控。我等‘內治优先’的既定国策就会被完全颠覆,这对于基础薄弱、国力空虚的日本,无异于杀鸡取卵,将彻底断送掉未来!”

    说着,他愤懑地一拍大腿。

    伊藤博文非常佩服大久保的远见卓识:“极是,极是,只是不需几天,被驱逐的日人一回国,消息立即便会传遍全国,到那时舆论定会排山倒海而来,又该如何是好?”

    大久保利通沉默片刻后,坚定地说道:“我定要阻止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形势已经改变,原先计划业已落空,不可坐视帝国走向错误的轨道,时机不成熟啊!”

    伊藤赞许,又有些担心:“只是若要如此,许多人会视大久保君为国之罪人,在下略有耳闻有些激进份子,正叫嚣要把您列为暗杀目标,大久保君切切留意自身安危啊!”

    大久保霍然起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辈出生入死,才换来今日的大政维新,就是为了奠定皇国的基业,有朝一日能开拓万里波涛,杨国威于四方。秉此初心不改,纵然刀斧加身,我也从容以对。”

    伊藤博文听了十分激动,也站起身,握住他的双手:“我愿全力以赴助您。”

    两人商定,一方面让驻清国大使柳原前光探听风声,而伊藤将亲率使团前往北京进行外交斡旋;另一方面大久保则拜访英国公使,劝说英国出面调解,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同一时间,上海《申报》刊发号外,“日本入侵台南”!

    报道描述日军如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绘声绘色,仿佛亲眼目睹。

    还称为报复日军入侵,淡水厅同知夏云桐,下令扣押日本商船,逮捕日本间谍,其中有外务省官员、陆海军军官等等,言之凿凿,让人不得不信。

    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野沸沸扬扬,官员们纷纷上奏,“蕞尔跳梁小丑,敢犯我****疆域,可击鼓而诛之也”。

    社会也是民意沸腾,也有许多叫好声,称赞夏云桐有血性,好样的。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且看朝廷作何反应。

    4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太监的带领下,前往乾清宫养心殿。

    熹微的晨光爬上大殿的屋檐,整个故宫空旷宁静,路上只有当值太监在打扫着石板路面,一阵阵的沙沙声,雕廊画栋被大红围墙包围着,端庄辉煌,威严而又深沉。

    养心殿的东暖阁本是垂帘听政的地方,1873年2月同治皇帝满十八岁开始亲政。

    但事实上两宫皇太后并未放权,时不时召来大臣商讨政务,重要命令皆出自于此,同治皇帝事实上不过一个傀儡。

    进殿跪拜行礼之后,慈安叹了口气:“什么时候都不让人清静,一会儿英吉利、法兰西,一会儿德意志、俄罗斯,现在又出来个日本,怎么就没个消停呢?”

    慈禧虽然年长慈安两岁,却有个嫡庶之分,只能称其为姐,“姐姐不必烦恼,别急坏了身子。李中堂,外面纷纷扰扰的,喊打喊杀好不热闹,不过事情总还有个转圜不是吗?”

    听这口气就已经软了,她心中有个说不出的理由:同治皇帝快要死了!

    同治贵为天子,但权力都掌握在两位母后手里,凡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连让喜欢的女人做皇后都不行,所谓皇帝有名而无实。

    心情抑郁之下就自暴自弃,纵情荒淫,结果染上了梅毒,年纪轻轻就已经病入膏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

    慈禧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选哪个阿哥来继位,甚至暗中筹划着对付慈安,勾心斗角都来不及,实在不愿在节骨眼上生事。

    这也正遂了李鸿章的心愿,这位权倾朝野的重臣,对自己国家的**无力有着深刻的认识,内心极度悲观,巴不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第四十九章 绞刑() 
慈禧的软弱正中李鸿章下怀,因此他满口称是:

    “太后圣明,长毛、捻、回之乱初平,国家元气未复,实不宜与邻邦交恶,凡事还需仔细斟酌。前日据日使柳原前光所论,日本确有和谈之意,使团随即便到,可见诸事还是好商量。”

    慈禧大喜:“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嗯,听说你那女婿脾气不小,扣了日船,还抓了不少人,办事太毛躁,你可得打个招呼,可别把事儿给搅黄喽。”

    李鸿章汗都下来了:“是,是,为臣立即去电,让他放人放船。”

    “好好说,别吓着小家伙,这些日本人也学着洋人来挑事儿,也确实可恶,年轻气盛的也难怪。与日使会谈就由你全权负责,只要事情办得体面,给点银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唉,乏了,跪安吧,唠着这些挺烦人的,姐姐,咱们还是去圆明园散散心吧。”

    此时日本国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国民愤恨之极,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计算到底损失了多少,天天都有人跑太政官署前面抗议。

    政府十分尴尬,大久保利通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总不能明说日本与夏云桐签有秘密协议,结果被对方给骗了,说出去荒唐没人信,要是大家信了,就更加证明日本政府多么白痴了,真是情何以堪。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伊藤博文此时正在北京谈判,如果承认煽动清朝地方官独立造反,这事摆上桌面就是十足的理亏,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呢?

    大久保只能顶着各方压力,期望着伊藤能谈出一点东西,让日本能找到下台阶,体面地解决此事。

    4月11日,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正式会谈。

    伊藤上来就大肆狡辩,宣称出兵是为了惩罚那些杀害渔民的凶手,并索要500万两白银军费。还说夏云桐抢劫日船,绑架日人,才是真正破坏两国邦交,要求清政府予以惩办,并赔偿一切损失。

    至于日本为什么悄悄派一堆官员到淡水厅活动,伊藤却只字不提。

    自己侵略还说别人破坏邦交,如此颠倒是非,让李鸿章也觉得难以忍受,和谈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但就在此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突然介入,劝说李鸿章做些让步,让事情和平解决,“维护东亚和平与人民福祉”。

    这就打中了李鸿章的要害,他最怕的就是事情多边化、复杂化、国际化,只好妥协下来,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起来。

    同一时间,夏云桐还在做着紧张的备战工作:

    储备的大量物质被存放在数十个大型战备仓库;

    初步完成的公路网纵贯整个淡水地区;

    扣下的6艘日本轮船全部驶入沪尾港,泊于淡水河;

    军械局的地雷则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小部分送往沪尾港,绝大部分送往月眉山。

    战争气氛浓烈,夏云桐却在4月10日突然接到了两封电报,分别来自李鸿章和盛宣怀。

    电报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求夏云桐冷静克制,放人放船,避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影响正要进行的谈判。

    李鸿章透露说,这也是两宫太后的意思;

    盛宣怀则是利诱:理财生意做得很顺利,最好别节外生枝,耽误了大家发财。

    夏云桐一声冷笑,将两封电报都撕得粉碎,只当是线路技术故障,什么都没收到。

    哼,李鸿章以为搬出了两个太后,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压力,哪知道自己忙活了许久,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其中的战略思考、历史责任、利害关系、千秋功罪,岂是李、盛之辈能够明白的了?

    现在时机到了,两国使团准备商谈,日本人无非是找些场子,好压制国内的好战气氛,自己要做的,就是再加点刺激,让日本实在下不了台,除了全面战争别无选择。

    4月12日,沪尾港红毛城,一个偌大的高台被搭建起来,上面立着绞刑架,两旁红旗招展,张灯结彩,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仿佛一个盛大的节日。

    正面的观礼台上坐着被邀请来的外国领事、记者和商人,大家共襄盛举,来看一场好戏。

    夏云桐一到场,民众都高呼元首,场面十分热烈。

    他拿着喇叭讲了起来,什么日本入侵台湾,犯我中华领土,凡我中华儿女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我辈正当舍身忘我,抛头颅,洒热血,展现我不屈的气节,哇啦哇啦一大堆。

    台下一阵阵欢呼,那些外国领事听得也很佩服:这个人很有演说天赋,各种煽情各种爱。

    这时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夏云桐高喊起来:“我们将用钢铁般的意志来回应敌人的暴行,我们将向傲慢的日本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我们决不妥协。”

    说完,一个面色苍白的日本人被押上了高台,正是那花房义质,这时大家才明白今天要干嘛。

    观礼台上的英国领事班克斯以手加额:“哦,我的上帝啊,这太疯狂了,这下糟了。”

    很快花房义质就被绞死了,临死前喃喃自语:“他是个疯子,疯子。”

    接着被绞死的是岩崎弥太郎,一直在摇头骂着“八嘎”,不知是在骂别人笨蛋,还是在骂自己。

    涩谷荣一十分淡定,被套上绞索时还对刽子手说了声:“麻烦你了。”

    清水右兵卫临死前一直叹气,显得很郁闷:“死得真冤啊。”

    接着是水野遵和桦山资纪,两人都无法自己行走,是被刽子手架上来的。

    日本人有个不好的习惯,每逢大战前,高级将领都会跑到敌国亲身侦察,打台湾是桦山资纪;甲午战前是川上操六;日俄战前是福岛安正……,对手如果机灵点,这简直是送大舌头上门啊。

    现在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就是最好的情报来源,自然都遭受了酷刑拷打,在袁世凯的军法处,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审讯员”,只要是人,就无法保持沉默,再视死如归的武士也不行。

    水野遵被绞死时沉默不语。

    倒是桦山资纪已经崩溃了,堂堂正正的威严模样荡然无存,哭得像个小媳妇儿,让后面的别府晋介实在看不下去了,“桦山君,给日本人留点脸面吧!”

    别府晋介是最后一个被绞死的。

    在武士文化中,如果到了非死不可的程度,最好是剖腹自杀,这是一种光荣的结束,但夏云桐偏不让他们如愿。

第五十章 舆论如山() 
4月15日,北京。

    经过几番会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共识,伊藤也将索赔的金额大幅度降低。

    会谈间隙,李鸿章的心情很好,这次外交风波总算又被他糊弄过去了。

    他正轻松地喝着茶,干儿子盛宣怀跑了进来,脸上满是震惊和无奈。

    李鸿章很奇怪:“杏荪,何事惊慌啊?我教谕你多次,居移气,养移体,修身内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要点城府好不好……”

    没等干爹说痛快,盛宣怀赶紧将最新的一份《申报》递了过去,上面斗大的标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副标题是“淡水厅昨日绞死七名日本官员”。

    李鸿章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手中的茶杯掉到地上,“当啷”摔了个粉碎……

    与此同时,日本《时事新报》也以号外的方式,报道了发生在淡水的惨案,福泽谕吉以极为悲痛的笔调,评述了事情的经过:

    “这七位大和民族的英杰,在这民生多艰的时代,前往异国他乡,为帝国,为子子孙孙开拓着未来,最后却横遭绞死。

    尸身被抛于荒野,任由野狗啃咬吞食,而他们的祖国还在空言座谈,与支那无休无止地谈判斡旋,如此懦弱,如此无能,怎不让仁人志士扼腕痛惜,涕泪长流呢?”

    他还将这殉难的七人称为“七君子”。

    社会氛围就像蓄势待发的火山,舆论众口一词,一定要为“七君子”复仇!

    不断有人跑到太政官署前抗议,甚至有人剖腹或****,刚建成的东京上野公园,数万人集会高喊着:

    “为七君子复仇!”

    “打倒无能政府!”

    “圣明的天皇,请谅解这赤子之心吧!”

    愤怒的民众甚至烧掉了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宅邸,大久保利通更是被视为“****”,人皆曰可杀。

    ……

    如此情势,让身在北京的伊藤等人十分尴尬,现在牡丹社事件已经无关紧要,夏云桐成为了焦点,不能解决掉此人,所有的谈判都毫无意义。

    伊藤博文提出,必须严惩夏云桐,其余的可以徐徐商量。

    李鸿章也很恼火,但现在要治夏云桐的罪可不容易,倒不是因为翁婿关系,他恨夏云桐横生枝节,还说什么技术故障,根本没收到电报云云,分明是在狡辩。

    可偏偏舆论翻转,朝野一片力挺夏云桐的声音,清流派大声叫好,大部分官僚都觉得扬眉吐气,称赞夏云桐好样的,有血性。

    甚至一向与李鸿章势同水火的左宗棠,也公开称“生子当如夏云桐”!

    民间知识分子更视其为民族英雄,最妙的是连满清贵族,也纷纷为夏云桐说好话,说他“情有可原,其忠可嘉”,当然是因为买了夏云桐的理财产品,怕他万一有个好歹,投进去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进步势力与腐化堕落势力同声叫好,舆论如此一边倒,可以说前所未有,连慈禧也不得不保持了沉默,他李鸿章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惩办民族英雄呢?

    对于伊藤博文的要求,他索性双手一摊,一推四六五。

    这段时间,夏云桐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上,不断有人来信来电,鼓励支持赞誉居多,还有人捐款捐物。

    德国领事克劳奇也很高兴,在他看来夏云桐是听取了自己“主动出击”的建议,同时也善意提醒日本可能的报复。

    英、美领事则显得态度冷淡,不过夏云桐也无所谓,政治无非是相互利用,朝秦暮楚,早在意料中。

    此时的日本仿佛一座愤怒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大久保利通就是堵住火山的人,他强力压制朝野舆论,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4月19日,伊藤博文从北京发回的长电,介绍了双方谈妥的《清日北京专约》草案内容: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清政府“不以为非”;

    清朝给予日本白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作为军费,40万用于购买日军在台南修建的道路和营房;

    淡水厅地方官员处置失当,相关赔偿细则可另案讨论。

    这个条约承认了日本出兵的正当性,变相给了日本吞并琉球的借口;

    同时承认淡水厅的过错,另案讨论等于是暂时搁置,李鸿章和两宫皇太后对夏云桐的自作主张非常不满,但希望等舆论冷却下来再“秋后算账”。

    伊藤博文坦言,这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大久保咬牙切齿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份草案,尽快了结掉争端。

    但这时,条约的内容已经传了出去,不要说激进派无法接受,连內治派也觉得这样太过窝囊,抗议声不绝于耳。

    但大久保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为使条约顺利签署,不惜得罪任何人。

    两天之内,反对最激烈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司法卿江藤新平、参议后藤象三郎和大木乔任等,相继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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