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历史上这二人的联姻原比今日要晚，那这提前联姻就只能有一个解释：李曜出现导致了某种蝴蝶效应，天下大局必然出现了变动。
天下出现了什么大的变动？
李曜只是略微思索，便基本可以确定，主要原因必然是自己进入长安，称王关中。
这显得有些奇怪，李克用——或者直说李曜——与杨行密的数年来一直不差，尤其是在对抗和限制朱温方面，双方虽然南北相距万里，但却有着几乎一致的共同利益。
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取向。这个道理李曜一贯深信不疑，但如何解释杨行密的举动呢？
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是李曜这数年来总能料敌致胜的一大法宝，在思索这个问题方面，也同样重要和好用。
大唐朝廷虽然依靠江南贡赋，但在大唐时期，北方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仍是全面超越南方的，而如今北方的争霸，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少小的“诸侯”，都已经被大诸侯兼并或者臣服。随着两件事情的发生，这种情况已经十分分明：其一，朱温威服河北，整个河北、中原，除了李克用之外，再无一人不在朱温的利刃下俯首帖耳；其二，李曜击败李茂贞，称王关中，出任首相。
如此一分析，事情就简单多了。首先，北方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梁晋双方已经成为大唐北方最强的两大势力集团，大唐北方的归属，必然在梁晋双方之中诞生。其次，汴军在河北表现十分抢眼，李克用沙陀大军的杀伤力在朱温的强大恢复能力面前，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再次，河东集团内部因为李曜的闪电崛起，出现了“双王”的苗头，对于河东集团本身的稳定性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河东集团很有可能因此分裂，甚至走向对抗，而这必然是对河东集团整体的巨大打击，同时是朱温一统北方的有利契机。
李曜觉得，这应该就是杨行密对当前北方形势的主要看法，虽然李曜自己知道，自己终李克用一生，绝不会与其兵戎相见，但这份心思外人却未必相信，出现上面这种判断是寻常事：为了霸权，人们无所不用其极。
李曜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对李克用的确抱着相当的感激之情，可以说，纵然自己是穿越者，有几项人们没有的优势，但如果没有李克用的器重和信任，他今天决然走不到这一步。
但，这并不是他决心终身不与李克用为敌的全部原因。
至少还有一点，是他着重考虑过的：名声。
任何一个成功平定天下的人，无论是开国皇帝，还是名师大将，都必然有着巨大的名声。而这名声是好是坏，有时候相当重要。譬如秦始皇，当他还在世时，六国余孽虽然满腔怨恨，可谁敢站出来与之为敌？没有人。而这种天下皆恨，却无人敢反，靠的就是霸名，秦始皇三个字代表的，是无上霸业！任尔诸侯再多，也只有被扫到一边的下场。
然而李曜所走的，却从来不是秦始皇的这种霸业之路。
他以经济之道崭露头角，以用兵如神闪耀河东，以君子儒风名动天下，以十万大军坐控关中……而这些，在仅仅数年之内，就被完成。可以说，迄今为止，李曜在大唐的“档案材料”堪称完美，近乎神话。
然而高处不胜寒。越是前面的路走得顺，后面的每一步，就越加步步惊心，只要行差错步一次，这种种的一切，就都要化为乌有。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就算李曜心里再如何想给王莽平反，但在这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大唐，周公永远是圣人，王莽永远是小人！没有人在乎汉帝禅位之前全天下之人皆称王莽为在世圣人！没有人在乎！没有！
所以李曜现在对自己的名声的维护，也是格外小心。左边是悬崖，右边也是悬崖，唯有一步不错，正朝前去，才得彼岸。
挟天子以令诸侯？还不是时候，走一步，就是逆臣贼子，下场与历史上的朱温无二。
恃强不服李克用？私底下有些小动作无伤大雅，但绝不能如李存孝一般举旗造反，否则他的结果也就是自己的下场。李存孝有他李曜前去相救，保住了一命，可他自己若是如此，届时身败名裂之际，却有谁能来救他？
当然，这些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南方的两大军阀，杨行密与钱鏐只能站在政治军事的当前局面来分析和确定自家行止。北方局势如此，在他们看来，朱温的崛起已经是毫无疑问，掌握了整个中原之后，朱温的军事力量即便两次受到李曜的无情打击，但却恢复极快，如今已经在统一中原地区的基础上威服河北，想必此前杨潞那个情报，这两家军阀也都知道了，朱温正准备再次出征河东，意欲趁李曜主力大军远在关中之际一举抵定太原。
也许朱温或者说他的智囊团队认为如今的李曜，早已有心自立于太原之外，因此判断在汴军出征太原之时，李曜将不会出兵救驾。那么按照河东方面最近的表现，只怕这一次就要大败亏输，丢掉根本重地。
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在原先的历史上，李克用也被朱温大军兵临太原城下之后一度犹豫要不要放弃太原而走。但因为李嗣昭等人的坚持，以及刘夫人的劝说，这才决意死守太原城，最终为将来李存勖击灭后梁留下了根基。
而在现在，死守太原最坚定、最得力的部将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史建瑭等人，皆不在河东境内，而河东军械监现在几乎被李曜掏空，兵甲军械的储存实在算不得充足。偏偏生产方面，也被李曜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之留下技术含量较低的部分，无法在短期内生产出可以迅速改善战场攻守局面的大杀器。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这一次朱温的准备足够充分，李克用的情况将会极其严峻，甚至很有可能使河东本镇一战而衰，从此一蹶不振。
如果李曜如常人所想，在崛起之后巴不得李克用本镇实力大幅衰落，以便自己取得整个河东势力集团的领导权，那么此次朱温出兵河东，李曜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甚至让河东军械监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一旦李克用战败，本镇衰落，太原根基丢失，那么以当时李曜的实力，应该足以统一河东集团。
统一河东集团绝非易事，在这段时间内，朱温完全可以大军南下，拿下他梦寐以求的河中，夺取盐池，从此与李曜划黄河、潼关而治。但如果李曜丢失河中，则只是第二个李茂贞罢了，杨行密与钱鏐似乎正是出于这个判断，认为河东集团已经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而不自知，这才忽然决定联姻，届时联合抵…制对抗朱温可能的南侵。
虽然杨行密是顶在前头的，但唇亡齿寒的道理，钱鏐一方豪杰岂能不知？淮南丢了，两浙还能守住不成？中国千年至理：守江必守淮！
连远在南方的杨行密与钱鏐都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北方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方，朱温厉兵秣马，李克用枕戈待旦，唯独作为关键一角存在的李曜，除了大练三军之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显得格外诡异。
实际上，戴友规此前就曾为李曜的改革向杨行密表示：“陇西郡王在关中变法，又一手推起新儒风潮，弄得人尽皆知，所为不过掩人耳目罢了。”
杨行密连忙请教为何，戴友规解释道：“自古变法之难，难如登天，陇西郡王此番变法，多涉俗务，更是繁杂不堪。若河东有难，陇西郡王大可以变法之际，无法脱身为由拒绝出兵相救，待汴军击败沙陀，他在视情况反击——或者固守。如此天下人无罪责可加于其身，河东诸将各军为求自保，又不得不向他寻求庇护。如此他不费一兵一卒，便将一统沙陀诸镇……这岂非陇西郡王的一贯风格？”
杨行密听完，又惊又急，问道：“那他就不怕朱温一统中原河北之后，天下再无敌手，他自己纵然一统沙陀，可只剩大半个关中，又能如何？须知今日之关中，并非千年前之关中，以一关中而制天下，谬矣！”
戴友规踱步分析道：“陇西郡王此人，外谦内坚，兼之数年来未曾一败，只怕他并不认为自己先固守关中，今后就一定不能击败朱温。大王请看此番陇西郡王被拜为右相之后所行的诸般新法，几乎都是围绕复兴关中而设……”
杨行密大冬天里额头冒出冷汗：“你是说，李存曜早有预计？”
戴友规笑而不语。
杨行密顾不得冷汗，问道：“这便是说，李存曜此番将坐山观虎斗，借朱温之手，除掉李克用，然后以救世圣人之态，收揽沙陀余部并予整合，从此与朱温以大河潼关划地而治，如北周北齐般鼎立？”
戴友规点点头：“唯有如此，才能使陇西郡王获利最大。李克用一死，沙陀唯有以他为尊，才能继续。而以李存曜之能，纵然一时盖不过朱温之势大，但他有陆有潼关、水有蒲津，麾下将士也愿为其效死，更何况他本身便是少见之帅才，只是守住那关河四塞的关中，想来却也不难。”
他微微一顿，又道：“他此次在关中所行变法之策，均是以河东、河中之力来复兴关中，未尝不是作此一想，他兴复关中，所为不过是……”
“是何？”杨行密见他卖了个关子，直接就问，很是配合。
戴友规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复兴关中，王业之基。”
第213章 王业之基（三）
长安城，崇义坊，陇西郡王府。
熏香缭绕，帷幔轻垂，虽已初春，春寒尤在，因此王府花厅中的地龙仍然烧着，以确保屋里足够暖和。李曜虽然厉行节俭，独处之时从不允许烧着地龙，但他做足了礼贤下士尊文重贤的派头，但凡与人议事，却是毫不吝啬。此时他正与李袭吉、李巨川、冯道三人围坐一团，正在议论着一件大事，这地龙自然不能省。
按说如今朱温威服河北之事已然传到长安，长安城中多少高官贵爵正在等李曜做出态度，好决定他们的立场，今夜在这陇西郡王府中，李曜也该召集幕僚诸将，统一思想才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李曜他们今夜谈论的大事，却偏偏不是要不要出兵援助河东，而是在谈“土地改制”。
托当年被制度所迫，勉强也算熟读毛邓的我党干部之福，李曜多少还是记得毛太祖的某些观点。农业时代无论国家制度如何，土地问题都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几乎可以说土地问题解决好了，国家就自然安定，而一旦土地制度败坏，那么国家也就必将衰微，这一道理万古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
今日李曜召集三人，绝口不提出兵援助河东，甚至没提增加河中兵力，反而提出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大唐的“贵富集团”霸占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贫者无立锥之地，当初黄巢之乱，就有许多迫于生计之辈加入乱军，为祸天下，如今我等既然当道，却该如何扭转这一局面？
这个问题虽然看似简单，但为了这个问题，李曜着实也思索观望了很久，才终于在今日向李袭吉、李巨川这一对自己如今真正的谋士提出。至于旁边还坐着的冯道……李曜既然收了他做关门弟子，也是希望他今后能为国家宰辅的，这次才一并叫来，让他感受一下这种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的气氛，引起思考。
李袭吉与李巨川二人，一个平和儒雅，一见便知是敦厚长者，一个笑里藏刀，显然是心机甚深之辈。但面对李曜忽然提出的这个问题，莫说李袭吉，便是李巨川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李袭吉最近被加了检校左仆射之衔，李曜甚至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候让他接手三司，对他也有过暗示，因此他最近很是恶补了一下财政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花大力气研究了一番李曜近年来在“经济之道”上的作为，以期将来不会辜负大王一片期许。但这个土地问题，以前李曜很少提及，在河东、河中两地，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今日突然提及，李袭吉虽然也早就知道这土地过于集中是个大问题，却也没有思考该如何解决——这问题根源太久了，多少先圣先贤不也就这么含糊过去了么，难道真有解决的办法？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个谨慎持重之人，没有太大把握的提议，他也不太可能说出来，因此李曜一问，他便沉默了，只是思索，却不答话。
李巨川与李袭吉略微不同，他虽姓李，甚至算来也是陇西李氏出身，但家道中落久矣，在朝中全无靠山，贡举自然没戏，好在才名还算有些，当日落第之后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辟为书记。王重荣死后，王重盈对他兄弟重用的文士不上心，李巨川只好再觅良木，可他贡举落第，又哪里好找新东家？只去了杨守亮处做个记室，明珠暗投。后来杨守亮跟着杨复恭败落，被韩建所擒，巨川械以从，题木叶遗建祈哀。韩建这次干了件聪明事，将李巨川释缚，置于幕府。其后李巨川才华渐展，韩建能骗来李晔，挟天子而白拿了大唐贡赋许久，便是出于李巨川献策。至于韩建这种货色毕竟是稀泥巴扶不上壁，不听其劝，杀王胁君，最终把事情闹大发了，惹出李曜进平关中，那就怪不得他了。
李巨川的家世比李袭吉还要不如之甚，因此对土地兼并之事感切尤深，但偏偏他最为擅长的，并非这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庶政，于是被李曜一问，也难以迅速理清头绪，只是下意识蹙起眉头，看着李曜的眼睛，沉声道：“大王此时要对这些公卿贵戚开刀问铡？愚以为时机恐怕非佳。”
李曜微微一笑，轻轻摆手：“问计于尔等，未必表示我立刻便要动手。你二人只管将心中所想说出，至于处置此事的时机，我自然心中有数。”说完想起冯道，又笑道：“可道，你若有甚想法，也只管说来。你是我弟子，对于执政之道，更要潜心钻研，为此，不必拘于上下礼节。”
三人闻之，恭然应了。
其实按照李曜的习惯，既然他提出了一件事，这就说明他对此事基本已经有了定论，他征求幕僚的看法，一方面是对幕僚的尊重，一方面是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他们的观点中来完善自己的思路。
李曜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呢？他觉得中国在漫长的帝制时期，由皇亲国戚、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等两位一体、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合流结成的“贵富集团”，是长期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个“贵富集团”既“贵”又“富”——既有权有势，又有资有财，显然是一个统治阶级上层的强势利益集团。
而在像大唐这种王朝国家时期，贵富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这也是李曜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至少要有效遏制的。
何为恶性特征？譬如在社会经济领域，大致从一个王朝的前中期，贵富集团就开始依凭其政治权势和经济优势，上吞国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下侵广大个体农户的小土地，迅速积聚其土地资源，形成大土地私有以及大地产经营。同时，这个集团还不断突破“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等政策法令，从事多种工商业经营和高利贷剥削，攫取巨额工商业利润，贪婪积累资产财富。结果，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贵富集团手中，而国有土地锐减，王朝财政困难，广大下层小农则无立锥之地，为佃为奴或者破产逃亡成为流民，生活饥寒交迫。等到了王朝末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形同云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下层小农“乞为奴仆，犹莫之售”，穷困潦倒，转死沟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只能被迫以造反的方式群起反抗，用暴力手段剥夺了贵富集团的财产，连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并进而推翻王朝国家政权统治。
纵观若干帝制王朝国家的衰亡过程，李曜觉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大地产兼并积聚的恶性膨胀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巨大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并激起了那些所谓的“农民大起义”，最终葬送了本集团以及本阶级的整体统治。这种情形在中国帝制王朝国家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多次重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他如今所在的大唐，就是中国帝制王朝国家的一个典型，大唐贵富集团的存在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并有多方面表现。譬如他今天提及的大唐贵富集团大地产经营——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就导致了巨大的恶性影响。
具体来说，大唐的“贵富集团”包括贵族、官僚、宦官、地主、富商大贾、佛寺道观等。大唐贵富集团的田庄经济，无论是其发展途径、膨胀方式，还是作用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基本上而言，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发展途径和膨胀方式，主要是违法买卖、兼并、掠夺均田农户的小土地以及侵吞国有土地、山林川泽和逃税避役等，可谓途径不正、方式违法。而其作用影响，则是既殃民、更祸国，可谓荼毒生灵，流恶无穷。最近他与各大世家交从甚密，对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膨胀发展历程，比之前更加清楚，也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这些恶性特征。
大唐土地制度的根基，原本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国家等级授田制，按照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力等级）高低授予数量不同的田亩，其中对于贵族官僚“永业田”的授田规定了很高的数额：“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而且，“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规定他们授得的永业田有永久的继承权，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大唐还推行赐田制，赐给贵族、官僚们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确的私有权。同时，又有不同顷亩的职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