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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时中央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这些,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756)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773)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一般是长史管财、粮政,司马主军政。
元帅府的工作是重要和繁剧的。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去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行军司马有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赵王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赵王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由当时的户部尚书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职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都是表面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到了如今这大唐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曾经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坊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等。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中央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这么一想,李曜顿时感觉,自己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或者什么什么四面都统,也不是说不过去……只是,真要和朱温再打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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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王业之基(一)
李曜从内心深处来说,并不想现在便和朱温大战一场。这倒不是说他怕了朱温,而是他觉得现在还不是和朱温决战的最佳时机。
诛心一点说,如今李克用仍在,他李曜在地位上的上升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而实权方面,李克用纵然再如何信任他,也不会继续给他加码。
可以看看现在李曜的实力:本镇河中,拥有蒲、晋、绛、慈、隰以及同、华七大州府,另在实际上还占领着大唐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州县,并掌握着迅速崛起,足以与河东军械监抗衡的河中军械监。而李曜如今既是朝廷右相,可以名正言顺地挟朝廷大义之名做很多藩镇无法做到的事;又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实际掌握整个河东集团的后勤体系,其财权之重,也自难以估量。
在军事上,李曜拥有左右开山、左右破阵、左右摧城、左右定远、左右靖远、左右镇远、近卫等诸军,共计战兵约九万。又有左右羽林军实际为他掌握,也有战兵一万四千,如此李曜所直接掌控的兵力,便在十万以上。
另外,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三人分别上任邠宁、保塞、天雄三大关中军镇,三人上任时虽只带牙军,但如今上任数月,也都在李曜的兵威之下,强力整合了军镇内的旧有镇军,建立起了新的镇军,而这些兵马在很大程度上受李曜的影响——其中李曜对他们三人的举荐是一部分原因,私交公谊是一部分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此三镇在财政、后勤上,几乎都受李曜控制。因此,这三镇在大多数时间内,可以算作李曜的非嫡系附镇,其军事力量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李曜所用。
更不要说自从凤翔大败,李曜迅速崛起之后,鄜坊、泾原二镇已然遣使归降,表示愿以李曜马首是瞻。此二镇中,鄜坊兵力有限,李曜也没当它多大回事,左右一两年内就要直接收入自己囊中,但泾原镇,却算得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重镇。当年泾源节度使的设置,按照大唐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防御吐蕃,而实际上是当时代宗朝南衙北司之争的结果,也就是宰相们为了抑制鱼朝恩的势力而设置。但由此而后百年,泾原军还真的发挥了抵御吐蕃的作用,因此泾原军本身作为一支边军,战斗力还是比较可观的。其所缺的,一是财赋,二是兵员。其中又以财赋为最重。
论及财赋,天下谁还能强得过李曜去?泾原张家此时投靠李曜,再没什么可说的。
李曜的实力强大若斯,李克用还有多少手段可以控制他?几乎没有!
论地盘,李克用丢了卢龙、邢洺、泽潞,手中只有河东、大同、振武三镇,却要直面刚刚威服河北的朱温,关中的邠宁、保塞、天雄虽是义子出镇,但离李克用直辖地太远,属于飞地,中间隔了个对他们有巨大影响力的李曜,李克用的命令效用如何,只有天知道,而鄜坊、泾原二镇,鉴于地处李曜势力范围之内,更倾向李曜是毫无疑问的。
论兵力,李曜如今直辖大军以逾十万,且李曜麾下诸军兵精甲锐,近年来几无败绩,士气如虹,而李克用在河北连失时机,直辖的兵力不比李曜多上多少,却士气低落,沙陀精兵这些年来也折损不小,与李曜相比,并无什么显著优势。
论财力,李曜早已玩过一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河东军械监中“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搬到河中,眼下虽然乍一看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实力仍在伯仲之间,但一旦李曜对河东罢手,河东军械监转眼就只剩一个空架子——要不然大唐钱庄的本金是从哪来的?
李克用唯一占有一定优势的方面,是人望。毕竟当初平定黄巢之时李曜还未“出山”,李克用大杀四方的形象还深入人心,在自家军中的威望仍高于李曜。但即便人望方面,李曜也在奋起直追:他出身陇西李氏正宗的“秘密”,早已在公卿高层之中流传,只是李曜自己不提,大家也就都不说破;他从军以来战无不胜,比李克用自己的战绩还要夸张,军中威望也仅此于李克用本人;他与太原王氏交好,近来又与裴氏等关陇集团老牌士族打得火热,在公卿贵族之中的口碑远胜李克用,更何况自《新儒论》横空出世,他一代儒宗的地位已然隐隐确立,是当今名流追捧的对象……除此之外,李曜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年龄。
李克用已是知天命之年,而李曜尚不及二十五岁。如此再过数年,二者局面又当如何?天下人心中自有判断。
好在如今局面虽是这般,但李克用与李曜之间的关系,仍似牢不可破。李曜诸事都向李克用通报、请命,李克用也从不反对、驳斥,纷纷采纳。无人敢肯定李曜是怎么想的,也无人敢于揣度李克用的心思。
这一对义父养子之间,仿佛早已有了某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
事实上李曜对河东的归属,是有过几种盘算的,最好的情况自然是等李克用天年自尽,河东无人能主,李曜自然就能顺理成章地将之收入囊中,一统关中、河东,再现当年太祖太宗“王业之基”。至于最差……李曜虽然也早已有了应对计划,但却实在不愿去想。
他终究还是个讲感情的人,冷血不到那种程度。再者说,为了名声考虑,有些事他也绝不可能去做。
无论如何,河东是李曜确定的目标,终究要将其完全掌控,但李曜也绝不肯在李克用有生之年对他做出任何明面上的背叛之举。
关中、山西,大唐的王业之基,也必是自己底定天下、消除五代乱世的根本!对此,李曜深信不疑。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后世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李曜为何在长安初定之后,立刻作出了打败李茂贞的决定,但却偏偏四面出兵?其中有一个要点,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关中的边缘要地,确保关中的稳定,建立一个牢固可靠的大后方。
而广义上的河东,也就是后世山西,其重要性也毋庸置疑。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历史上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五代中,由河东节度使为叛,最终改朝换代的,岂在少数?就算后周的继承者赵匡胤兄弟,集天下精锐,平定一个据有太原北汉,打得也是那般惨烈!
河东,焉能失去!
只是,既然如此,河东眼下就绝不能被朱温所夺。
虽然历史上李克用守住了河东根本,但也有数次岌岌可危,如今……莫非便是要经过这么一遭了?
他忽然笑了起来,对杨潞道:“县主这个情报,对某极其重要,只是不知县主欲要某如何回报?”
第213章 王业之基(二)
白龙鱼服,吃完鱼脍的李曜踏上回自家陇西郡王府的路,一边走一边思索方才杨潞的话。
杨潞说自己在淮南是净身出户,这一点李曜并不全信,当然也并非不信。按照通常情况来说,在大唐似杨潞这般年纪的女子,的确是该嫁人了,不过历史上杨行密与钱鏐虽然的确曾经联姻,也的确为双方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实在并未来得这么早,而且他们那时节算是双方都“打累了”,才不得不联姻的,因此方才杨潞说出这话才让李曜有些怀疑。
大唐虽然开放,女性社会地位也较以往各朝大有提高,但此时的大家闺秀,毕竟还是在儒家礼教文化的浸染之下长大的,要想脱离家族的桎梏,可仍是比男子大得多了。
而从政治军事的现实来说,杨行密也好,钱鏐也罢,基本上都还处于自己势力的上升期,按说不应该这么快就达成双方之间的妥协才对。
可是如果相信杨潞的话,是不是就说不通呢?也不尽然。假设杨潞方才所言属实,那么在杨行密和钱鏐之间,必然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双方觉得不能再打下去。或者说,这大唐天下出了什么事,足以影响到南方两位最强大的诸侯,使他们出于自己的考虑而罢手言和。
历史上这二人的联姻原比今日要晚,那这提前联姻就只能有一个解释:李曜出现导致了某种蝴蝶效应,天下大局必然出现了变动。
天下出现了什么大的变动?
李曜只是略微思索,便基本可以确定,主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