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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嚎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
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革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与沿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然其饥寒交迫、身心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道，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主义算计和“胆小不得将军做”之类亡命徒哲学，便自然而然地分别成为上述两个极端的追求。
善待生命
■ 梅 洁
我发现，在经历了人生太多的苦难之后，我们才会警觉除却人类自身和我们自己的苦难外，我们身边的另一类生命所遭际的苦难与不幸。它们面临的残酷境遇，恰恰是我们带给它们的。比之人类，它们的弱小、它们的无辜都使我产生深深的忧虑。
儿童的天性中是最喜爱小动物的，而儿童的天性中又是最能毫无顾忌地戕害弱小生命的。这是儿童天性伪悖论。我在这种悖论中长大……
蟋蟀“比尔”及其他
童年的夜晚，仿佛遍地响着蟋蟀的叫声，那此起彼伏，抑或是无休无止的声音使夜晚充满了诱惑。
在这些夏日的夜晚，我总是和弟弟、申子哥他们一起溜出家门，拿上手电筒，或顺着墙边、或来到一片长满灰灰菜的生地里逮蟋蟀，我们那时不叫它们蟋蟀，而是叫蛐蛐儿。白天，我们早已做好了各种不同大小的装蛐蛐儿的泥罐子。泥罐子做得精致而光滑，内里掏着一些拐弯抹角的洞，地道似的，我们企图让逮住的蛐蛐儿住进去有家的感觉。泥罐子上面我们做着泥盖，防止蛐蛐儿逃跑；泥盖上留着瞭望口，好观察它们在房子里的动静。
我们撬石搬土，在一些潮湿的地方寻找我们心中的“勇士”。这些“勇士”都是公蛐蛐儿，我们能认出公母，我们甚至能根据鸣叫声音大小来辨别它们的性别和年龄。我们常常能逮住一些被我们称为“王子”、“公爵”的漂亮英俊的公蛐蛐儿，也能逮住一些叫“关公”、“赵云”的英勇善战的公蛐蛐儿。我们不要母蛐蛐儿，因为母蛐蛐儿不会“战斗”，它们从不参与“男人们”的战争。我们有严格的规矩，谁逮住的蛐蛐儿算谁的，装进各自的泥罐儿，以待第二天“决斗”。泥罐儿可以互相赠送，但决不允许相互偷蛐蛐儿，谁偷谁是“美国”，立即不再跟他玩。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人们把坏人坏事都称为“美国”。
有一次申子哥的弟弟偷了我弟弟的“赵云”，且不小心把“赵云”强健的腿弄掉了一只，我弟弟大哭起来。我弟弟的“赵云”剽悍英俊，它有着漂亮的黑褐色，脑袋上两只细长的触须就像大将赵云手中百战百胜的长枪，他还有两条强劲健美的后腿，决斗时两腿蹲得很长，很有力！它的两只尾须翘起，像扇起的两翼黑色披风！夜间，它鸣叫的声音也特别嘹亮，能从弟弟睡觉的屋子传到我睡觉的屋子，“姐，听见了吗？‘赵云’……”弟弟在那间屋子里喊。“听见了……”我扯起嗓子愉快地回答。我和弟弟因有“赵云”而骄傲着。现在，“赵云”残废了，弟弟和我都哭得不吃饭。
申子哥执仗正义，揍了他弟弟一顿之后，随之将他的“关公”赔偿了我弟弟。他弟弟好几天被我们骂成“美国”，不理他。“关公”是我们仰慕敬畏已久的蛐蛐儿，它不仅有黑里透红的身体，而且十分的勇敢顽强，每次决斗，它不是咬断对方的腿，就是把对方的触须给拔下来，弟弟的“勇敢者1号”和“勇敢者2号”都曾在“关公”阵前毙命。申子哥将红色“关公”赔给我们，那一刻，我们对申子哥也充满了敬畏。后来，申子哥成为我们“家属院”十几个孩子的“王”。
一开始，我是认不准公蛐蚰儿和母蛐蛐儿的。有一次，我把自己逮住的一只肥硕的大蛐蛐儿装进我的蛐蛐儿罐儿里，罐儿里有一只弟弟送我的蛐蛐儿，这只蛐蛐儿名叫“比尔”，弟弟给它起的名字——弟弟在看一本连环画，“比尔”可能是连环画里的什么人物。“比尔”在与申子哥他们的蛐蛐儿决斗时，表现得不英勇，总是退让、逃跑，于是弟弟把它送给了我。我想，我那只肥硕的大蛐蛐儿进去后，三下五去二会把“比尔”打得落花流水的。没想到，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大蛐蛐儿和“比尔”非常友好，它们用长长的触须相互碰了碰，然后又很久地碰着不动，像是在紧紧地握手。过了一会儿，它们的身体开始接触，先是拥抱，不久，尾与尾便接在了一起。很久很久，它们都很安详、很平静。不像我在弟弟和申子哥的罐儿里看到的现象：来一个“不速之客”，立即“吱吱”地咬起来，直到缺胳膊断腿。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不喜欢看到这种场面的。我主要是觉着断了腿的蛐蛐儿，身体一定很疼。
我把罐儿捧给弟弟和申子哥看：“看呢，它们不打仗……”我豁着牙嘻嘻地笑着——我直到11岁两只前门牙都没长出来，妈说是我总用舌头舔的过。要按现在的说法可能是缺钙。
谁知弟弟和申子哥他们看完之后，相视着一笑——他们笑得很腼腆很难看的样子，然后说：“母的……”然后又说：“连呢……”我长大之后回忆这句话时，我想他们当时可能是说“恋呢”。说完，他们就不由分说把我的那只大蛐蛐儿捉住，恶狠狠地分离了它们，并一扬手把它摔出老远，他们说：“不要母的……”我那只大蛐蛐儿肯定被摔死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比尔”也死了。它歪倒在罐儿里，腿脚僵直，很痛苦的样子。
我那一天也很难过，其实，也说不清为谁。为我那只母蛐蛐儿还是为“比尔”？还是为别的什么……
黄儿
黄儿是舅奶奶家的一只母狗。我看到它时，它已很老了，没人记住它的年龄。它有点枯瘦如柴，肚子总是吸得扁扁的，脊梁的肋骨很突出；尾巴也不蓬松卷曲，总是有气无力地拖在身后，一点也不好看，像只可怜、孤独的老狼。我跟它开始有感情是在小妹生下之后，小妹拉巴巴后，只要母亲唤一声“黄儿，喔——”，它就迅速地跑来，把地上的巴巴舔得一干二净。然后走到门槛外边，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望着我们。有时它望我们望很久，有时，我发现它眼角有泪水流下来，很苍老的泪水。
“妈，黄儿在哭……”我对母亲说。
“它想它的孩子……”母亲说。
我们住的这山里，人烟很稀，好几里地才有一两户人家，没有人家就没有黄儿的同伴。黄儿这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是山里那个卖货郎路过舅奶奶家时，他随身的那只雄健的公狗和黄儿相爱了。后来，黄儿就怀孕了，生了三只小狗娃。黄儿还在哺乳期时，舅爷爷就把三只毛茸茸的小狗娃偷走，换了几烟锅鸦片。黄儿失去了儿女，日夜狂吠不止。舅奶奶拿热毛巾给黄儿敷奶，它的奶因没有小狗娃吃奶水已肿胀得通红。“老剁头的，害死黄儿……”舅奶奶骂舅爷爷。“你狗都不如！你有本事屙啊……”舅爷爷是咒骂舅奶奶不会生养。黄儿终于痛苦不堪，疯狂地出走了，好几天没有回来。夜里，舅奶奶听见它在后山上狂吠，它在找它的孩子。7天后，它无望地回来了，瘦成一把骨头，再没“返醒”过来……“返醒”是鄂西的土语，指“恢复”的意思。
母亲讲黄儿的故事时，很忧伤，这故事肯定是舅奶奶讲给母亲的。我不敢和舅奶奶说话，我感觉她很古怪，很陌生，她有时想和我们亲近，有时却又故意疏远着我们，带着一种敌意。
有一次，我抱着小妹到水塘那边的石坡上玩，回家时把小妹的一只小鞋弄丢了，正着急呢，黄儿叼着那只小鞋“颠颠地”回来了。放下小鞋，它依然一声不吭地蹲在门槛外边望我们，望很久。
有一次，母亲到城里看父亲和哥哥，交代我看好弟妹。当晚山里下起了大雨，雨水从山墙沟流进了屋里，我害怕极了，我让弟妹坐在床上别动，我蹲在木板凳上为弟妹煮了萝卜白米粥，因为我还没有锅台高。我不知放多少水，把萝卜粥煮得很稠。雨下个不停，下成了白雨。屋里的水也越来越深，我蹚着水把饭端到床上递给小弟，又盛一碗去喂小妹……我做这一切时，黄儿一直站在灶前的水里看着我。地老天荒我也不会忘记当时的一种心情：唯有一声不吭望着我的黄儿给我担挡恐惧的勇气。我给黄儿盛了一碗萝卜粥放在地上……
“吃饭了没有？姐儿……”临睡时，舅奶奶从只有三根木窗棂的土窗外问我，她的声音很粗很生硬，嗡嗡的。“吃了……”我战战兢兢地回答。我多么希望那一夜她和我们做伴、睡在一起，但她问完就从土窗外消失了。唯有黄儿蹲在灶膛前……
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
■ 李建军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的情绪。……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他还准确而骄傲地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带有宗教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
显然，契诃夫身上并没有其他俄罗斯作家那样的很强的宗教气质。从这一点上看，他甚至是反俄罗斯的：如果说别的俄罗斯大师都抬头仰望星空，更关心如何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叙述灵魂的罪孽与拯救，那么，他则低了头望着大地，深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草原、河流，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夜莺和鸫鸟的啼叫。平民的出身和早年的不幸，使他更关心的是世俗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生活中的残缺和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性中的庸俗和丑陋的一面，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多以身边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生世相作为写作的资料，但却能赋予它们以丰富的诗意和人情味。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的教养和气质。所以，他虽然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大师那样站在上帝之国俯视人间的苦难，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具有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作家最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关心“生活的意义”，“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同样，面对残缺和问题，契诃夫也向人们提出“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一类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多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假如想了解这一点，你只需读读他的短小精悍的《我们的行乞现象》就够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契诃夫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缺乏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因此，在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那样的著作中，你很难找到契诃夫的名字。当然，这与他过早去世有极大的关系。四十四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确实太早了——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年纪。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爱伦堡才怀着高度的敬意和沉重的惋惜替他辩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在重病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始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
没有拯救世人的宗教家的痛苦，没有洞明世事的哲学家的激情，年轻气盛的契诃夫便将“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必须在“艺术家”和“专家”之间划出一条明晰的界限。他在1888年10月27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艺术家呢，应当只评断他自己懂得的事；他的圈子跟其他每个专家一样地有限制，这是我一再说过而且永远这样主张的。……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准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
契诃夫是诚实的，他确实只写了自己“懂得的事”。他以尖锐但又不乏同情、冷静但又不乏诗意的方式叙写人物的灵魂——写他们的悲哀和卑微，写他们的愚骏和粗俗。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这些小说总是向我们揭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诚的东西。某个妇女陷入了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某个男人由于他的不人道的环境条件而堕落了。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些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她说，“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灵魂是细腻微妙的，容易被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愠怒所左右”。其实，她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契诃夫所写的虽然是纯粹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小人物”的“灵魂”，虽然比其他俄罗斯大师笔下的“灵魂”具有更多的世俗色彩，但也似乎更贴近大地，更令人觉得熟悉和亲切——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谦逊的契诃夫在另一个向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在心情态度上的内在构成。
不仅如此，契诃夫在提高小说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水平方面，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英国小说家毛姆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在最好的评论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已经把所有的小说家都挤到一边去了。赞赏他，是你有鉴赏力的证明；不喜欢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庸人俗子。他的小说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他说的没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是达到完美境界的“正典”（Canon），而包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经验，则意味着启发人们如何正确地写作的方法和奥秘。
那么，契诃夫的小说在技巧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新鲜而完美的经验呢？它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修辞经验和写作策略：赋予简洁的语言形式与朴素的叙述方式以神奇的力量，努力让人物在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生活场景里，显示自己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让读者通过客观的形象和画面与人物相遇，既感受到丰富的诗意情调，又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态度；同时，在他的小说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发挥着巨大而丰富的修辞功能。爱伦堡高度评价契诃夫的“全新”的写作技巧：“他不是在证实什么，甚至也不是在讲述，只是让你看。他把中篇小说从冗长的开场白、说明性的尾声、主人公外形的详尽描写，以及必不可少的经历叙述中解脱出来。……他的描写，用语简练，是和他的处世态度有关的，他不希望表现象征的世界，而是要写现实的世界。”契诃夫也用比喻，但是他的比喻不是那种炫奇弄巧、过于聪明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曲喻”，每每显得出人意料、跨越度很大，像钱钟书的比喻），而是一种朴实的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直喻”）。爱伦堡称契诃夫的比喻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比喻”。他还极其精彩地比较了契诃夫式的比喻描写与屠格涅夫式的比喻描写的不同：“譬如闪电，他写道：‘有人似乎在左边的天空划了一根火柴。’（屠格涅夫写雷雨便是另一种样子：‘……天空上不断闪烁不太明亮的长长的带着分杈的闪电，说闪烁，不如说颤动，尤像一只将死的鸟扑腾翅膀。’）安东·巴夫洛维奇有一次说，对于海的最好形容，是他从小学生作文本里找到这么一句：‘海很大。’”是的，在简单和朴素里追求丰沛的诗意，这就是契诃夫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经验。1899年1月3日，契诃夫曾从雅尔塔写信给高尔基，批评他缺乏“节制”和“优雅”：“人花费最少的活动量而做到某种明确的动作，那就是优雅。可是您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