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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快熄灭的烟头扎进报纸里，用力摁摁，然后把报纸卷成一团塞进离晚报社不远的垃圾桶中。
现在的这些记者为了抓噱头找卖点，不惜将汉字胡乱组合，也真够损的了。
报道这个消息的有四个署名，名列第一的张罗我认识，这倒未必是他亲自采写的，无非在标题上做做文章，然后堂而皇之地在稿件前添上“张罗”这个名字。
张罗和我的交情始于我读大四那年，他那时在城郊一所中学教书，某天拎几十本自费印刷的诗集来我们学院文学社找销路。在那个狂热的文学年代，写诗的人特多，自费出诗集的人少，我冲他的勇气第一个掏了腰包。他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够哥们儿。他后来在南城的商业黄金年里毅然从学校出来做了几笔亏赚相当的生意。生意几年不见起水，赚钱没花钱快，脑瓜子精的他又找关系混进那几年记者吃香喝辣的南城晚报社。
作为朋友，他的夸夸其谈和见风使舵让我对这份友谊并不感冒，只是碍于其他几个朋友的撺掇而走动着。这种走动局限于饭桌上和酒吧里。有次在饭局上，据说可以和张罗换老婆的死党，酒喝多了些，就闹着给张罗取外号，你不是喜欢在别人的稿子前加上自己名字搞谋私吗，我们就叫你“剽记”算了。众人附和，一语双关。我蒙在鼓里，旁边一人就低声说，他还是个玩女人的高手。
我和这个高手上次照面是在多久之前，已经记不清楚了。拨通了他留在通讯簿上的电话，我想告诉他我就在报社楼下，顺便问候一下。这个电话真是奇怪，我居然听到两个说话的声音。一男一女，好像他们在谈笔什么生意，为此还争论不休。我连着喂了几声，然后看着自个儿读着秒的屏幕，三十秒钟之后电话自动断了。我抬头看看那些透明玻璃里面走动的人影，阳光在玻璃上闪动着无数白点，折射的光刺痛眼睛，我赶紧低下头来。
电话里的男声我敢肯定就是我的这位剽记朋友，他在发脾气时就喜欢“他妈他妈”地重复。我已经走过报社门前那块淡绿色的草坪了，想了想还是没有进去找他。走到前面拐角那家银行时，我猜他的电话该打完了，再拨过去，一个娇美的女声告诉我：您拨的电话是个空号。我一下子蒙住了。
回到住处，我还在想着那开始拨出两个声音然后是空号的电话，百思不得其解。
见鬼了。我从那台二手冰箱里拿出一个梨，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在刀的问题上有麻烦了。是的，刀不知被丢到哪个角落了。我常这样丢三落四，真令人气愤。我发疯似的在厨房客厅里翻寻，但寻找的事实告诉我，刀不见了。这把从超市买的跟随我两年的不锈钢水果刀不翼而飞了。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找刀这件事情上不知不觉地花掉了一个多小时。当我确定是找不到的时候，我只有把梨子重新放回冰箱，并考虑是否再去买一把。
我不喜欢在楼下经常打照面的店子里买东西，真的是没什么原因。在做许多事情上我让人感觉都是怪怪的。我走了很远的路，差不多一个小时。天这时已经黑了下来，城市灯火零零星星地亮起来，而湘江南路的得胜夜市开始人声鼎沸，数不清的小摊小贩们一窝蜂地从城市四方八面的角落里钻出来，这些人大多是下岗工人，无业游民，也有不少喜欢凑热闹的人。
不少摆好临时衣架的妇女跟我打招呼，她们总是以同一种腔调与路过这里的人群对话，即使路人睬都不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便宜的真货哩！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高。我漠然地穿梭在逐渐多起来的人群中，肚子里的咕咕噜唤醒了一个人对饥饿的意识，我找了家卖馄饨的摊点坐下来。当我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完一碗馄饨正准备抹嘴离开时，视线刚好落在斜对面窝在一个不显眼的木柱子下的老头身上。他的那种气定神闲让我大吃一惊，我不是第一次来夜市闲逛，可还是第一次在吵吵嚷嚷鸡零狗碎的夜市上遇到这类气质甚佳的老人。
凑近老人的地摊打量，他是卖药材的，一些根须奇形状颜色深浅不一的东西摆在那块三尺见方的灰麻布上，另一边摆着些碎玉，几颗大大小小的印石，三把随处可见的普通藏刀。有意思的是老人一味地坐着，身子端正，不见吆喝，眼睛很锐利地转溜着经过的人们。
我在那堆碎玉里翻拣了一阵，辨不出真假，也没发现那种一见钟情的。老人从腰际抽出一把短刀，在一块人参样的东西上切下薄薄一片，塞进嘴里嚼起来。他把刀收回腰时，这把锋芒一闪而过的刀，立即把那种强烈的占有欲点燃。
我嘿嘿地朝老人笑了笑，递了根烟过去，说，看看您的刀，行吗？
老人身子警惕地收了收，烟没有接过去，一只手护住了腰，口腔里的运动也戛然而止。
我又嘿嘿地笑了笑，我只是想看看您的这把刀。
你就看那几把藏刀吧，比这把好。老人嘴巴几乎没动。我却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
我眼睛瞟都没瞟，我只是想看看您的刀，没别的意思。
老人的手几乎是僵持了好一阵，才略显无奈地摸索着解下了刀。我努力压抑着对这把刀的占有欲望，面色平静地说，这刀您用了很长时间了吧。
老人点点头。我想买这把刀。隔了好一会儿我开口说，听得出来在“买”这个字的音上咬得不容置疑。您开个价吧。
老人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下去了。小伙子你先看看，有些东西喜欢是喜欢，并不见得你有了就是件好事。
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是想吓唬我不敢买这把刀。我从棕色牛皮套里小心地拔出刀来，趁着附近路灯的光仔细地打量着，刀柄手感很好，是那种说不上名的好木，雕刻着一些凹陷着的花纹，长时间与手掌的磨合使得花纹更显神秘之美；刀身大约二十厘米长，锋利的光芒在转动手柄时晃得厉害。
老人的话和对刀的零距离接触再次让我的血液沸腾起来。我的眼神再一次咄咄逼人地迎上前，您老开个价吧。老人垂下了头。
我没想到，老人开价只要了三十元钱，还随手捡了块月牙状碎玉，说玉可以养这把曾经喝过血的刀。这话里的玄妙被我的好心情忽略了，交过钱我就迅速地离开。我是真担心这个傻痴痴的老人醒悟过来反悔不卖了。
主持人语
■ 陈 村
塞壬歌声的本职工作是当图书编辑，她有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读了那么多的经典，力气却用到了网上。她用这个海妖的ID出入天涯等论坛，在那里欢快地唱歌。
女性在网上易受关注，最出名的是脱衣的那几位女侠，无数网民赶去看佳话或看笑话。这巳成了自然规律，过段时间定会产生一名新人。网上更多的是才女型的写手。她们多半高学历好职业，自尊自爱，不屑靠色相召唤人气。用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玉照打动别人。她们写读书，写电影，写旅游，写动物和植物，当然带着一点点情感生活。她们一般不参与网上的武斗，哪里打起来了立刻走开。她们是网上的绿化，平衡生态。没有她们就没有互联网。
塞壬歌声写过许多花，那组带图片的帖子，很招人喜欢。她爱看电影，我印象中别人提到的新电影她都看过，看到好的就写个帖子推荐给网友们。近期她写过顾长卫的《孔雀》，贾樟柯的《世界》，还有许多法国电影。这些文字，尤其是写《阮玲玉》、《胭脂扣》等，其实也是写自己吧，女性容易在其他女人的故事中读出自己的人生感悟。
她有天贴出一张穿晨袍梳妆的照片，有家常的况味。过了一天觉得不妥，要我撤下。我可惜这图景，遂把照片做成浮雕，省略细节保留下那个早晨。
塞壬歌声睡得很晚，我常半夜三更见她上菜园东张西望。她也跟我一样，感叹一天又将逝去而舍不得睡觉吗？
小饭是“八○后”，排队的时候他算一个，以写小说露脸，出书十余种。他认真，送大作《父与子》给我时，一再交代是让我读的，不是给我儿子女儿读的。他在网上跟吴亮争论，吴亮耍一小小诡计，他还是认真着，令我看了于心不忍。我见过他的老师，老师与他互以对方为骄傲，其乐融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99读书人公司打工，不久为写小说辞职。他们这辈人不怕辞职。有关小饭最新的消息是他结婚了，在菜园贴出婚姻登记按手印的照片，得到众人的贺喜。他说发布消息是请大家监督，他有一副忠实于爱情的样子。
小饭真心热爱写作，因此勤奋到一点不叫苦。他羡慕前辈们的往日，那时男女老少都愿意买小说读小说。他跟有些“八○后”不同，贪心地希望不是自己同龄人的读者也读他的书。前天跟朋友去喝啤酒，我提出一个在论坛“炮打八○后”的创意。这些年轻人已写得很多，但未被认真批评。但愿能集合起一支炮队，等到开炮，我的头一排炮弹要落在小饭的战壕里。打他就是爱他。
塞壬歌声本名赵荔红，2003年6月开始网络写作，在天涯的闲闲书话、散文天下，以及“新散文”受到网友的喜欢和追捧。散文《爷爷和花和故事》被陈村收到《2003年新文学大系》，一系列“花的故事”，将花、情感和故事糅合在一处写，也很受网友喜欢，后来《花事四语》（四篇）被收到冉云飞主编的《2004年新文学大系》，并以《花事三题》（三篇）参加“99读书网文大赛”，入围获优胜奖。其他诸如《到处都是野花的诱惑》、《一个人住，在冬天，在二十层》、《琴课》、《早安，上海》、《亲爱的，雪在哪里呢》等也相续发到纸媒。因为喜欢电影，就在《海峡都市报》和《星期八》开了两个专栏，每周介绍时兴的好电影及经典电影。最近刚完成一本书《孔子——公元前551年》，不久将出版。
小饭本名范继祖。1982年4月出生于上海，200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梦境与心事》，中短篇小说集《不羁的天空》、《毒药神童》等。是所谓“八O后五虎将”之一，曾获《上海文学》新人短篇奖。2000年开始触网，赶上了网络文学论坛的战国时期 （榕树下已经没得好玩了），厮混在“北大新青年文学自由坛”和“暗地病孩子”，刚混出点模样当上斑竹……两个论坛相继关闭——那时的ID是“石普”，之后易帜“小饭”。在新兴的“黑篮文学网”玩闹几年后，去年挂单于优雅和气的“小众菜园”。
赵臭猫的二三事
■ 塞壬歌声
我在电车上神思恍惚的时候，就想到了赵臭猫的事儿，想着在合适的时间，将赵臭猫制造出来。但这个文字的赵臭猫，是不是我记忆的？或是现在的、或是我愿意认为的赵臭猫？其实关于赵臭猫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这期间，春天来过，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傍晚，我推开一个卖旧洋货店的沉重的门，屋里的四个人陷落在黑暗里，打开的门带来的光，让他们露出吃惊的神色。我在蒙咙中看中了一对天青色的玻璃花瓶，其中一个人告诉我，那是40年代的洋货。就是吧。当年是那双细润的手擦拭过它们，将它们放置在五斗橱上，且插了一枝玫瑰的？我抱着报纸包裹的花瓶出了旧洋货店的门，拐进一家云吞店，老板娘干脆利落地抹了桌子，拿出皮子，包了云吞，下在锅里，冒着热气端在我面前，眼睛亮亮地说，我说只要5分钟就只要5分钟。她的手在围裙上抹来抹去时，我就开始吃那碗云吞，吃一半时，一只黄底白条纹的猫悄无声息地蹭到门扇边，它躬了躬身子，大张了一下嘴巴，就盯牢了我看。我想起我的赵臭猫来了。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可是我的赵臭猫还是没被我敲在电脑洁白的屏幕上，没被挂在网上，还没转化成一堆铅字，天可怜见，它还没被挑剔的眼睛瞄来瞄去，好像它是一件挂在橱窗的衣服。不，它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它压根就没存在过，只是我的一个幻觉。或者其实和猫不相关，它只是个由头，一个机缘，一个过程。它其实就是我自己。我再次将它忘记了。我愉快繁忙地做了许多事情：和十几个人齐心协力地看完一本1000万字的书稿，将可能的错误掩藏在一些技术的角落，提心吊胆又暗自得意地捧回国家图书奖；和一帮2000年的故旧去到杜鹃花开的地方，将40斤红米酒灌进15个胃里，并齐整地呕吐起来。吐到半夜，终于有人发了一句正宗的感慨：人生如梦啊。次日坐在竹筏上，看到一条蛇在水里昂着头一点一点地游动，我也不觉得害怕，看到树都立在水中央，甚至觉得亲切。直到在延村，在拐弯的尽头，两扇开启的木门，一抹青砖垒起的半墙，墙下蛋白的豆荚花浓密吓人地开，就在那里，一只灰色的猫，立着，或者说蹲着，总之它三个脚着地，一只脚不知藏在哪里。它有点懵懂似的呆在那，好似魂灵儿给太阳晒得迷糊了。我又想起我的赵臭猫来了。
和赵臭猫相关联的，是时间，是1991年。
那个地方叫排下。从福州市区出发，过闽江大桥，再车行三十分钟，在福厦公路排下站下车，拐进朝南的一条林阴路，林阴路通向螺州镇。林阴路左边面向福厦公路的，就是省工程技术学校。199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此。学校依山而建，白墙土红瓦，在绿树中，甚是明丽。但此地原是个枪毙犯人的处所。后来听学生说，到山上玩耍，常会看到森森白骨裸露着，认真挖掘下去，能挖出好几层白骨来。教师们也传言，说这里常有野猫出入，晦气、阴气。男人阳气盛，能够抵御，对女人则不好。说来也怪，报到那天，我坐在小楼自行车后去赶公车，却莫名摔下来，新换的月白裙子全弄脏了，大腿也被刮出一道道血痕来。人事科的人看着我包扎的膝盖就说，前年来的一个女教师，第一天上课，骑的摩托车莫名其妙就翻到沟里去了。这些鬼话，我当时全不信。只是当小楼转身出了校门，我就陷入绝望之中了。好似被孤单地扔到一个小岛上，所有的船只都离开了。
既然是工程技术学校，专业教师多来自各种工程大专院校，开设诸如技术管理、工程质量检测、测绘、养护之类的课程，学生十六七岁，毕业了是预备做技术工人的。校方让我上的课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好在我发现了自己具有讲故事的天赋，在那些枯燥乏味的教条中，不失时机地塞人诸如俄狄浦斯弑父、阿加门农王这样的故事。看到下面黑黑的脑袋上圆圆的眼睛，被我吸引和牵动，心里才多少有点成就。但我既然认为那些专业课教师语言无味、兴趣狭隘，学生的素质也乏善可呈，便自命清高起来。总显得落落寡合。上课之余，我没有好心情与学生攀谈，也懒得混迹于办公大楼；教务长总是尽可能地贴近你，他的嘴角也总含着浮白的唾沫，那唾沫星子会不失时机地溅到你的脸上；总务长有个酒糟鼻子，他总是用混浊的眼神盯着你，被盯的部位便好似裸露着一般，他用那只潮乎乎的手握着你的手不放，说，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和我说；校长有圆且大的肚子，印象中我没见过他几次，第一次在报到时，他说，你怎么这么瘦。末一次我为了考研究生开证明请他签字，他倒很爽快，刷刷刷地签好字，说，我知道是留不住你的，你早晚是要走的。
22岁，尚有资格来苛刻地对人，包括自己。我几乎将自己幽闭了起来。除了上课，大多呆在宿舍里。爱情在遥遥无期的上海，未来陷落在这个文化沙漠里。难道注定我的一生是要和这山上的白骨、杂树、蠢笨的学生、语言无味的同事为伴，而容颜随时间慢慢变老？没有可交谈的人，连电影都看不到，如果不看电视、报纸，不进城探望一下秧子，我几乎是生活在月球上。诸如此类的念头，足以激发我摆出叛逆的姿态。那时让我入迷的是黑塞的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我如海绵吸水般吸取他那孤独自处的快乐，像一匹荒原狼。还有米兰·昆德拉。深夜里，我脱光自己的衣服，如萨宾娜一般戴了帽子，站在穿衣镜前。这个举动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纯粹的模仿和换位的想象。有时候我坐在阳台的栏杆上，听凭烟头一闪一闪在满周身的黑夜里。这样的扮酷很矫情，但当时我自认为与众不同。只是夜半三更，醒转过来，听风在窗外呜呜的，间杂着野猫的叫声，那声音如婴儿响亮的啼哭，一声紧似一声，便不禁将头蒙在被子里，簌簌地发抖。
对我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是到门房取信。每两天我就会接到土豆从上海寄来的厚厚的信。一道铁门后是门房，师傅一成不变地叼一根烟，烟灰半落不落的一大截，好些烟灰已掉落在前襟上。他凭什么夏天总是一件白衬衫里面透了红的背心，冬天一件蓝的中山装，四个口袋都翘着袋盖，风纪扣开着，露出油腻的领子，总是皱的。我那时很酷，对这样的老头不怀同情心，接了信转身就走；他则每次都乐呵呵地递给我信，满脸理解和探询。我在路上抚摩着那信封上的字迹，很生气那老头的手也摸过它们，却又没奈何。然后我就走到操场去看信。这个椭圆形操场，中间的柏油跑道用白粉划出四根跑道，中间是水泥浇筑的篮球场，四周是逐级升高的看台。只是不知是基建的质量还是这里的土地太肥，杂草总能从柏油跑道的缝隙里，从篮球场的水泥缝中钻出；甚至有一处地方，草都长到膝盖高了，如果过了假期回来，操场上的杂草几乎要将水泥地和柏油跑道都盖没了，便只能发动学生来拔。但那个时候，我经常坐在台阶上，看土豆的信。学生们晚饭后预备着自修了，有家庭教师的都回到城里去了，留在学校的单身汉们缩在宿舍里。操场上几乎没人，风呼呼地，如浪拍打海岸地吹动山上的树，那些杂草随风摇动，远处的公路上只有车，半个人也没，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消退。我打开土豆的信，想着土豆会那样敲敲我的脑袋，说，亲爱的臭猫，便哭起来。因为没人，我尽可肆无忌惮地掉泪，甚至号啕大哭了。哭累了，便发一会儿呆，听一会儿风，夜色如墨水般渐渐地浸润着周围的一切，蒙咙之中，会有一道黑影或灰影，飞快地窜过操场，我都来不及看，它就消失在半墙之外的土堆和杂草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