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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又女扮男装，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川岛芳子也因此越来越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川岛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谦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川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一·二八”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川岛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川岛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拉笼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的川岛芳子，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安国军总司令”
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政府安插了许多亲信及本国人员，其中便包括川岛芳子。
有一天，川岛芳子找到养父的得意门生崛田武胜，希望他帮助自己招兵买马。
原来，有一天，曾在张作霖的拜把弟兄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跑来向川岛芳子提出：愿组织一支安国军，拥戴她为总司令，去参加刚爆发不久的热河战役。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川岛芳子的心不禁怦然一动，她想：如果把各路土匪联合起来，由一个能干的满洲人指挥，那么，大多数反满抗日的匪徒也会欣然倒戈反击，这对于维护满洲帝国的统治、进而恢复清室在全中国的帝制一定十分重要啊。川岛芳子的大胆想法，使崛田大吃一惊。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昔日师傅膝下娇姿万千、而今被誉为“军中一枝花”的川岛芳子有自己拉杆子搞部队的念头。惊愕之余，崛田还是按照川岛芳子的意思为她东奔西走，招募人马去了。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2月，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总司令”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伪满洲国的上空释放了一颗“原子弹”。日本《朝日新闻》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的正中，还登载了一张川岛芳子身穿军服马裤，头戴军帽的姿态飒爽的全身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常被各方面所引用。而川岛芳子这时候却自称金壁辉，据说此名的来由是因思念她远在日本的二哥宪立而顺，其化名金壁东。以金壁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国”安国军，就像一阵风似地在前线及日本本土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采取了同意川岛芳子参加热河作战的措施，并利用这个事件作资料，对日军进行大肆宣传。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军士兵崇拜和向往的女性偶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很快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此刻，川岛芳子正在东京闲居，她一听这个消息，便急忙打电话给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了东条英机。
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消息的准确性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川岛芳子来到北京之后，便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和谈”之事宜。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岛芳子的谍报才华，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
但是，川岛芳子的社交手腕和“美女政策”最终没有取得成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走向末日
随着投放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已经彻底走向了末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川岛芳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有人曾劝她逃回日本或逃往内蒙古，但她没有同意，仍然与她的秘书小方八郎等人住在北平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家中。
1945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川岛芳子被捕了，随后她被押往位于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也就是原来的日本占领军陆军监狱。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川岛芳子被捕后当局却对她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给她戴手拷，据说是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在关押时，川岛芳子很想见到日本人，所以装作不会说中国话，她甚至要求找一个日本人来给她作翻译。
川岛芳子在第一监狱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此后她被移送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羁押，等候审讯。1946年7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主要内容如下：
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意味着，川岛芳子将会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而审判，也就是法庭会把她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审判。起诉书刊登之后，围绕川岛芳子的相关报道便频频见于各种报刊，川岛芳子的名字短时间内闻名全国，她复杂的身世和经历吸引了人们大量的目光。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北平天安门西侧的司法部街，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地的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国民政府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由于公众的好奇心太过强烈，致使法庭无法控制秩序，只得将公审改期。
10月15日，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开设的露天临时法庭上，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二次公审。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解到了被告席上。目击者说，川岛芳子当时略施脂粉，中等身材，体态丰盈，宛如一个中年男人。在法庭上，自命不凡的川岛芳子对审判充满了蔑视，似乎对判决的结果并不在乎，甚至经常让人感到狂妄和自傲。
在公审时，川岛芳子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但坚决否认自己叛国。川岛芳子明白，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准备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人们看见，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她还刻意地左顾右盼，频露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据说，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为了不以汉奸罪被处死，川岛芳子开始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地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对于川岛芳子的求援，川岛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川岛家乡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回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川岛芳子一直认为自己在日本有户籍。她6岁时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来到了日本，最初是在东京赤羽生活，但是因为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区政府所有的户籍资料都在大火里烧毁了。那以后他们搬到了松本市来住，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进行户籍登记。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并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当时仅有6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份由其养父提供的材料，才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即便她曾委托律师提起上诉，请求再审，但她的上诉最终还是在1948年3月14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驳回，法庭依旧维持原判。
行刑后的争论
这起国内外瞩目的川岛芳子案件，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川岛芳子死亡的怀疑。
枪决川岛芳子的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说死刑届时将在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进行。然而，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大门关上后，行刑便开始了。枪响过后，监狱的大门突然大开，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后来描述道：“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
这样一来，记者们更加怀疑了，他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这些情况一经记者报道，社会舆论立刻沸沸扬扬。
中国《大公报》立即刊发了报道，对川岛芳子是否已死做出了大胆猜测。他们认为，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更多疑点。
有人提出，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她至少可以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让人们猜测不已。另外，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其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但是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诸多疑问，让人们议论纷纷。事后不久，就有人公开承认川岛芳子被调包，一家报纸甚至发表某人声名说自己的姐姐被买来替死，后来因为钱款未付足，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公布。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一些人认为，川岛芳子被关押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视死如归，暗地里却又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推卸罪责。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项，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少校接着说道：“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
川岛芳子对此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新闻界对各种传说大肆渲染，有人甚至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有人说她本人早已潜返东瀛。甚至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手法，耗费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将川岛芳子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得知川岛芳子被行刑时的真相。然而，对于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东方魔女”来说，无论是被以汉奸的罪名处死，还是被秘密营救后苟且偷生，都已经失去了往昔呼风唤雨的“女谍风采”。
第5章 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
上海滩，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东方乐园”的称号。这里的十里洋场，风云变幻，机会与风险并存，成为冒险家施展自己的能量、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场所。“流氓大亨”，是1949年解放以前，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一些善于投机的流氓头子，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上海滩秘密势力的霸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惟恐躲闪不及的老百姓称为“流氓大亨”。而在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名第一的，当推黄金荣。
上海滩第一“大亨”。
黄金荣的家族没有一点显赫的背景，他们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年轻的时候是余姚衙门的捕快，后来来到上海的漕河泾种地。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喜欢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当时，张家弄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从小和这些人接触，耳闻目睹，也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在法租界捕房起家发迹，打下了伏笔。
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姐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给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就把黄金荣送到附近的庙宇内做些零碎事情，混口饭吃，因此周围的人就叫他“和尚”。后来由于上海流行一种传染病，黄金荣也被感染，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脸上却生出麻皮，因此后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庙宇内做和尚杂活之后，仅仅勉强维持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