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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也很聪明，他主动把宝剑交出，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将计就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经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场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回过头来，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为了不被杀死，马汉三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戴笠。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安抚马汉三，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却最终为戴笠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1946年3月16日上午，戴笠从北平出发，登机赶往青岛，随行还特意带上了那把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曾经实施过无数次暗杀行动的戴笠，此时竟然毫无觉察，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走来。
马汉三和戴笠共事多年，知道戴笠风流成性，于是将自己的机要秘书、年轻漂亮的军统特务刘玉珠送给戴笠，美其名曰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漂亮的样子马上就非常喜欢，认为是马汉三想戴罪立功才这么做的。再加上刘玉珠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 “影后”胡蝶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有人认为戴笠急于回上海，是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但是，事后有人发现，在青岛乘机的时候，刘玉珠并没上飞机，因此，就有人怀疑，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戴笠的飞机动了手脚。
人们推测，戴笠启程当天，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很容易地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周围无人之际，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隐秘地安置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3月17日，222号专机在空中飞行时，设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点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一声爆炸的巨响，联络中断了。
3月17日下午，当毛人凤发出“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自己闪电般一击，打翻在地。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销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
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耐人寻味的是，处死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贪污。
美国特工？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大清洗屠杀，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愚蠢的屠杀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过夜、次日飞往上海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
■ 1936年7月，杨虎城将军偕夫人、次子结束欧洲考察回到上海。不久，被戴笠诱骗，由专机载往他处幽禁。做了手脚。这种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戴笠坠机摔死后，一位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斯坦利·
拉维尔（Stanley Lovell）认为，戴笠乘坐的飞机里有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这位美国专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他说：“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
■ 出殡仪式中的戴笠家属
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就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尸体。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4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已经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不过，时至今日，60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一代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之谜，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第4章 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
川岛芳子（1906—1948），又名金壁辉，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间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后来引起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的一系列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赞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再一次走进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长河。
19世纪20年代，在日本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阴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的女学生，就是日后声名狼藉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出生于1906年，是清皇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位公主。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地位举足轻重。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多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显纾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显纾，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显纾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王朝统治日薄西山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焦急万分。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肃亲王善耆（右）与川岛浪速，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心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惜将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日本。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纾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多年以后，川岛芳子已长成了一个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行礼的日本姑娘。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她也因面容姣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她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退学对川岛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全力投入到那种令她痴迷的“男人的运动”中去。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喜欢身穿黑色礼服，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的女子，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川岛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广为流传。就在这时，早已发现川岛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她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川岛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就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东方的玛塔·哈丽”
一身男人扮相的川岛芳子，很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摩擦，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川岛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张作霖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川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但是她并未急于到旅顺看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父亲打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军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其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很快，张作霖军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到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
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又要处理后方事务，又要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得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棺材送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并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皇后婉容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不已，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决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满洲来，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纾——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刺杀张作霖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表现，使她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时尚、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静园溥仪的住宅。这就是秘密来津的川岛芳子。她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里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岛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皇后婉容也在假的灵前致哀，仆人们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婉容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溥仪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此后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上海滩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一·二八”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
日货的海报。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回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