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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把他所谓的父权与政治权力区分开来，很少有人完全地意识到这种区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他的契约论的标准（男权）解读把重点放在他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与私人家庭世界的区分上，前者是由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普遍契约关系构成的新的公共世界，后者是由自然关系和自然从属秩序所构成的。
父权被视为自然从属关系的典范。
自然从属关系在约定俗成的公民社会没有位置，因此，父权领域消失在理论和政治的视野之外；没有人注意洛克在这种语境下对“父亲的”一词的使用。
在说明国家能够合法地以公民的一致性行为为基础的局限性时，我曾经赞成“父权主义”一词的现代用法。
父权主义语言是对洛克把隶属关系等同于父权的持久力量的一种贴切的描绘。
我想反对的并不是洛克认为父权不是政治性的主张，但是这并不能推出父权就是自然隶属关系的典范，而一切自然隶属关系都是非政治性的。
与公民社会同时出现的“父权”领域中包含着另一种自然隶属关系的例子；在洛克看来，父亲也是丈夫，他的妻子是他的自然附属品。
把“政治的”这一术语限于成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
婴儿全然无助地来到这个世界，完全依靠他们的父母，即使在当今出现了不少可替代母乳的东西，但他们对父母或其他成人的依赖还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自然事实。
古典男权主义把孩子依赖父亲的自然事实说成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政治事实，从中可以推导出一切。
然而，在公民世界里，孩子的依赖除了表明父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之外，没有别的政治作用。
如果孩子长大成人，父母必须向孩子提供的保护自然就结束了。
孩子长大成人就会独立，这时，他就成为与父母平等的人，在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他们交往。
成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大相径庭。
政治关系没有成长和成熟的自然模式，它没有必要采取从属与优越（“保护”）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广为流传，以致很难设想自由的政治社会是什么样子。
政治关系可以完结，但是，它们通常不断得到更新（在当代，投票被视为个体能够借以达成一致、更新协定、被统治的合法方式）。
并且，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被一再地重新认识（当然，对于非成年指什么，人们常常各持己见），但是，尽管——也许就因为政治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所以它们很难被识破真相。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就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否是政治这个问题争论了至少一个半世纪。
不过，这个问题至少被搬上了理论和实践的议事日程。
然而，它们所构成的另一种关系至今仍很少被认为是政治性的，男权仍被广泛地视为具有自然基础。
当父权被视为自然隶属关系的体现时，把性别关系和婚姻关系视为自然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就被轻易地抛弃了。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9）
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猜想对于认识现代男权制的工作机制很有意义。
第一眼看出，洛克的故事就像是社会起源于家庭的传统父权故事的一个翻版，只不过洛克与古典男权主义者相反，他否认父亲在家庭里的统治产生于他的生育力，他否认他的统治是政治性的。
父权不是政治权力；只有公民社会才是政治社会。
洛克的猜想认为“世界起源的最初几个时期”，家庭里的父亲成为君主。
当第一批儿子成熟之时，一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了。
如果家庭成员想要和睦相处就必须进行管理，儿子们意识到除了父亲再没有人更适合来保证“他们的和平、自由和财富”了，因为父亲在自己未成年时曾经如此细致地照料他们。
洛克强调指出，父亲成为君主并不是因为他是父亲，而是由于儿子的同意；“儿子们很容易，并且几乎自然而不可避免地默认父亲的权威和管束。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4～76节。
洛克的故事，用达德利·迪格斯的话来说，似乎也是同意和父权主义的一种奇怪的联盟，并且它更为奇怪。
洛克对母亲在父亲转化为君主的过程中的位置只字未提，但她必须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而且她不可能是儿子。
实际上，洛克告诉我们原始社会并不是由父亲和儿子构成的，而是由男人和妻子构成的：“第一社会是由男人和妻子构成的。
”第一社会也起源于同意，起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自愿的和约”。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7～78节。
但是，这个和约的内容是什么？洛克同意菲尔默的说法，“妻子的隶属地位具有自然的基础。
”因此，洛克的丈夫就像亚当一样在他成为父亲之前也必须先行使对于妻子的婚姻权。
在丈夫成为君主时，洛克认为没有必要提到妻子。
她臣服于他的统治已经通过一个早期的协定而确立了。
（问题是，如果妇女的隶属地位与儿子的隶属地位不一样是自然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签订一个契约呢？）最后，洛克认为社会状态改变了，父亲君主的统治不再理所当然。
有关洛克的猜测的这一方面，参看我的《政治义务问题》，第4章。
儿子具有杀父倾向（只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事实上的），他们收回了对父亲权力的同意，宣布自己是生而自由的。
这时他们缔结了原始契约，创立了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这种社会分两个领域。
在公民社会的起源之初，自然隶属的领域被视为非政治的领域而被划分出去。
洛克把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组成关系标识为“父权”，从而使它们的非政治地位得到肯定。
性权和婚姻权这种原始的政治权力被完完全全地掩盖起来。
这种掩盖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当代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可以“忘记”私人领域也包括——它就起源于——两个成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在现代男权制下，妇女与儿子不同，她们从来就没有站在与男人相同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里起作用，而他们对这一事实居然全然不感到奇怪。
妇女之所以不能与男性在同一基础上进入公民社会，是因为妇女缺乏成为公民个体的能力。
那么妇女到底缺乏什么？我在前面讨论过的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在这一点上极其含糊。
普芬多夫说男性具有“优越性”，洛克说妻子的“隶属”地位具有“自然基础”，这种“优越性”和“自然基础”的意义远不是不证自明的。
他们所能精心炮制出来的东西也只不过是认为男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更强大，他具有更强大的体力和智力。
契约论的假设与借助与生俱来的力量之间的矛盾真是一目了然。
个体自由和平等的学说如果成立，那么这种根据自然属性而获得的统治地位就是不可接受的。
玛丽·阿斯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要把智力上的强大与身体的强大联系起来，那么“难道最结实的公猪不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吗？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奇怪！”阿斯特尔：《对婚姻的若干反思》，第86页。
到1825年，妇女要求政治权力的呼声已经延续了四个多世纪，威廉·汤普森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男人们把知识和技能都用于增加马、象和所有强壮的动物的快感吧。
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所有的投票人能读会写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用来保存智力的旁门左道都统统取消吧；让男人和女人为行使政治权力而设置一个简单的测验吧：看他是否能扛起300磅的重物。
W汤普生：《人类的一半妇女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及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slavery），第120页。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健康和体力状态都有所提高，科技也日益发达，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男性更有力量，但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0）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男人仍然在利用“强力”即暴力来维护自己对于妇女的男性权力。
妇女的从属地位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男性具有更强大的自然能力，这种观点一出现就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
例如，1696年，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为伊丽莎白·罗维（Elizabeth Rowe）的诗歌所作的前言中就宣称，男人已经占据了力量和习俗上的优势，但他们还想垄断感觉，而无论是感觉，还是学习，还是智慧，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所有这一切都被傲慢的男性所剥夺；……但是我们要请他们原谅，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变得像哺乳动物一样完全被动，逆来顺受……（我们）要向全世界呼吁，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对于生而就自由的英国妇女的自由的践踏吗？引自哥洛（AGoreau）：《一个女人的全部义务；17世纪英格兰的女性作家》（The Whole Duty of a Woman； Female Writ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第290页。
自17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就认为缺乏教育导致了妇女的无能。
男性之所以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是因为妇女缺乏教育，这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社会（男人）造就的。
如果两性都能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同样的机会来发挥才能，那么男人和女人在能力上就不会有什么差别。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女人是否具有与男人一样的能力，女人是否能胜任男人所能胜任的一切事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需战斗，战争还未结束，但是争取这块阵地的战斗具有一个先决条件：妇女所具有的男人所缺乏的那种能力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
古典男权主义者与古典契约论者之间的理论论战表明，妇女的生育力的政治重要性，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契约论的政治重要性就在于这种能力象征着什么或代表着什么。
菲尔默和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就是男人为了成为父亲而接触女人身体的权力。
菲尔默的父亲否认女人具有生育力，剥夺了它，把它转化为男性创造政治的能力。
炮制出原始契约的故事的男性个体不想成为古典男权意义上的父亲。
父亲作为父权已经被打败，被遗留在过去。
儿子的政治权力就是继承父亲创造政治权力的能力。
在现代男权制下，这种“个体”所缺乏的能力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公民制度所缺乏的东西，表明了包含在妇女以及妇女身体之中的东西。
“个体”的身体与女人的身体是不同的。
他的身体被紧紧地包裹起来，而女人的身体则是可以穿透的，她们的阴道可以变形。
这些不同表现在顺产的过程中。
生育象征着使得女人不能签订原始契约和变为公民个体的一切。
女人既不具备广义上的力量，也不具备广义上的能力，并且，在古典契约论者看来，她们生而就缺乏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缺乏创造和维护政治权力的能力。
妇女必须服从男人，因为她们生而就会颠覆男人的政治秩序。
卢梭的契约论和他对自然状态的设想以及弗洛伊德对自然状态的设想的补充都相当细致地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进行了讨论。
卢梭的观点与洛克的观点相似，都假定社会生活是人类的天性；“最古老的社会，也就是惟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册，第2章，第50页。
真正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不会说话的动物所构成的状态，其中的一种动物具有发展为人类的潜力。
男人和女人由于受欲望的驱使，偶尔在一起性交；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稳定的联盟。
一旦孩子能够离开母亲，自己谋生，两者就不会再走到一起。
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下，没有语言或持久的关系，自然属性的不同并没有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也就是说没有导致女性的从属。
生而就孤立的个体不可能理解“从属与统治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方夺取了另一方所收集来的东西，那么“他怎么会使自己服从呢？……一无所有的男人之间互相依靠的联系是什么？”男性也不可能统治女性；两性都缺乏性别统治得以形成的社会和道德的概念和愿望。
身体上的欲望能够满足（卢梭认为这种欲望没有在社会状态下的欲望经常和迫切），这就足够了；男性和女性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和平相处，直到性欲再次出现。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载于哥雷维齐编译的《一论和二论》（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第153、162页和第164页。
卢梭意识到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从自然的动物生活向社会的人类生活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从父系家庭开始的。
理性、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也伴随着性别差异的发展，这种差异意味着女人必须依赖和从属于男人。
在“第一次革命”中，家庭或小社会得以形成，“两性生活中的第一种差别得以形成，至今为止还只出现了这一种差别。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1）
女人越来越安于家居，习惯于照料小屋和孩子，而男人则致力于获得维持共同生存的生活资料。
”卢梭：《一论和二论》，第173～174页。
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所讲述的有关人性的转变和公民参与制的形成的故事，讲述的就是男人的意识和行为。
卢梭在另外的地方还非常明确地说过，如果要使政治秩序免遭毁灭，那么女人就必须“照料小屋和孩子”并服从男人的判断。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肉体使我们寡廉鲜耻。
”卢梭：《爱弥儿》，第360页。
我们知道，两性之间的肉体差别使他们之间的道德也大相径庭。
女人与男人不一样，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她们没有能够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德性。
男人也有感情，但是他们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因此能够创立和维护政治社会。
女人只有节制，如果她们没有这种操守，“结果就会是两性的毁灭，人类会因为自己所确定的维持方式而灭亡……男人最终会成为（女人的）牺牲品，会看到自己被置之死地而毫无办法。
”同上，第358～359页。
但是，节制不可能总是能够控制性欲。
朱丽叶的故事正好表明它是何等的脆弱，尽管朱丽叶努力想过一种典型的妻子和母亲的生活，但她还是不能克服自己不合法的感情，只好走上能够保持家庭生活的惟一道路：她最终“因事故”而死去。
妇女没有能力使自己的感情得以升华，是混乱的一个永恒的源泉，因此她们必须“要么服从某个男人，要么服从男人的判断，永远都不要使自己凌驾于这些判断之上”。
同上，第370页。
也可参看第364页和第396页。
爱弥儿的老师教导他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取代自己而成为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参与者，能够为创立一个男性公民只受自己设立的法律的约束的公民参与制而尽力。
爱弥儿的教育结束了，他的老师叫他把责任放在欲望之上，离开未婚妻索菲亚，到国外游历，这显然是命令，只有在老师的提醒之下他才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个男人必须为婚姻做好准备，就像士兵为战斗做好准备一样。
老师（卢梭）告诉想马上结婚的爱弥儿，“男人不能在与敌对阵的过程中备战。
他必须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奔赴战场。
”卢梭：《爱弥儿》，第445页。
爱弥儿听从了教师的教导，在结婚之前花了两年时间旅行，学习包括社会契约论在内的政治学。
妇女的身体对政治生活是如此的对立和具有破坏性，以至于卢梭要爱弥儿在体验丈夫的快乐之前先学习做一个公民。
爱弥儿可以结婚了，这时他成为一个士兵，取得了性别大战的胜利，成为索菲亚“终身的主人”。
同上，第404页。
索菲亚必须屈服于“自然给予丈夫的主权”；“从事物的本性来看，在家庭里，发布命令的应该是父亲。
”同上，第382页。
《论政治经济学》，第164页。
索菲亚所受的教育是彻底的，但与爱弥儿所受的教育不同，她所受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节制、整洁和讨男人喜欢，但这从来未曾使她克服女性混乱的本性。
爱弥儿作为丈夫和家长，能够成为公民，但是如果要使秩序得以保存，索菲亚以及所有其他妇女都必须被严格地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卢梭认为习俗的形成一定具有其自然基础——婚姻和家庭具有自然基础。
卢梭写道“心灵通过家乡也就是家庭而与更为博大的心灵联系在一起；……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塑造出好公民！”同上，第363页；同时参看第448页。
男人要成为好丈夫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也就是说顺从的妻子，她要在作为公民生活的自然基础的领域维持秩序。
家庭是妻子的“王国”，她通过“使自己做想要做的事情”而进行“统治”。
然而，如果她不想做维护丈夫在婚姻中的统治而必须的事，那么公民社会就受到威胁。
她的“统治”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