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典父权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如果国王是父亲，那么父亲就不能是家长。
如果父亲是一家之长，那国王就不能是王座上的家长。
”RWK亨顿：《丈夫、父亲和征服者》（Husbands，Fathers and Conquerors），载于《政治研究》，第15辑（1967年第3期），第294页。
菲尔默不可能步迪格斯的后尘而宣称君主是通过同意或约定俗成而获得父母（政治）权力的。
而如果父亲就是国王，具有与国王一样的绝对权力，那么就不可能有国王，而只有一个扩大了的父亲国王，这样，菲尔默就陷入这一两难境地而无法自拔。
霍布斯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利维坦之剑优先于一家之长的权力；政治上的君主只有一个，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然而，绝对的利维坦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是菲尔默的父亲的人为的同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现代公民社会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是不相容的。
要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就必须改变男权制，而不是否定它。
第二点也是在历史上起了关键的作用的一点是，洛克与古典父权主义相反，他把父母的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
父亲对儿子与生俱来的权力并不是政治性的；政治权力是约定俗成的，是通过契约产生的。
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和父母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力，它们具有不同的基础，不同的结果，每一个隶属者都是父亲，就像国王对他的儿子具有父权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儿子也具有同样的父权”。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1节。
因此父亲不具备“任何王子或长官对他的从属所具有的统治权”。
同样，卢梭也宣称为父之道与为政治统治者之道“是不同的，他们的责任与权力迥然不同，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就会对社会的基本法则形成错误的观念，就会犯下对人类来说致命的错误”。
卢梭补充说，他希望他的“寥寥数语”能够“推翻菲尔默爵士在《父权论》这本书中试图建立的可恨的体系”。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载于克雷斯（DHCress）编辑的《论社会契约》（On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第165页。
古典契约理论家在其他问题上也与菲尔默展开过论战。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过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对孩子具有抚养权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而洛克则绞尽脑汁搬出第五诫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孩子的权力不是父权而是父母权。
最近，女性主义者在研究这些理论家时，对他们倡导母亲在家庭里的权力颇为关注，但是，父权主义者与契约理论家之间的上述冲突却使现代男权制陷入迷途。
在实践上，母亲对孩子的权力就像最近出现的所谓代孕母亲一样都非常值得质疑。
然而，在理论上，把重心放在父母和孩子身上就意味着男权制是家庭性的，父亲的权力成为问题。
并且，在对“男权制”的意义进行争论以及在对古籍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者往往忽略了父亲以及父权在古代男权制和现代男权制中的社会意义。
菲尔默的父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父母双方中的一方，这样就忽略了他的权力的范围和意义。
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菲尔默的男权父亲的惊人的能力，因此，人们也就从来没有对社会契约论者相对于父权主义者的胜利以及儿子对父亲的胜利的标准解释提出质疑。
没有对父亲进行深入地研究，因此儿子急切地继承了父亲的部分遗产这一事实被忽略了。
卢梭宣称他要推翻菲尔默的可恨体系，这是夸大其词。
就像其他契约理论家一样，他是热切希望驳倒菲尔默把父亲的权力与政治的权力相等同的观点，但是，他更愿意接受父亲的性权这一遗产，改变它，把它据为己有。
菲尔默认为一切法律都必然是一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切统治权都来源于神授予第一父亲亚当的权力。
菲尔默认为，一旦人们意识到“亚当与生俱来的统治权是一切行政权与所有权的基础”，菲尔默：《男权制》，第71页。
人生而自由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
他写道：“权力来源于父亲。
”；同上，第188页。
亚当的儿子及其子子孙孙由于亚当的“父权”同上，第57、71页和第194页。
而生来就是政治隶属者。
亚当在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就成为第一位君主，他的政治权力传递到后来所有的国王和父亲那里。
在菲尔默看来，父亲和国王是同一的，父亲的权力就是君主的权力，所有的国王都由于其父权而统治，而所有的父亲都是家里的君主：“一个家庭的父亲由于自己的意志而统治。
”同上，第96页。
菲尔默认为任何行政都不可能是暴政，因为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
同样，父亲的意志也是绝对的。
洛克认为菲尔默的父亲“对他的孩子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具有一种绝对的、任意的、无限的权力——他甚至可以任意夺取或剥夺他们的财产、卖掉、阉割和使用他们的身体”；洛克：《政府论》，第1册，第9节。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6）
拉斯利特（Laslett）评论说菲尔默“没有说父亲可以对儿子动用极刑，但是他无不赞美地引用过波钉的例子”拉斯利特：《序言》，见菲尔默《男权制》，第28页。
。
不过，菲尔默确实说过，“当只有父亲和儿子在场时，儿子不得向父亲打听其兄弟的下落。
”菲尔默：《男权制》，第256页。
菲尔默关于政治权力起源的看法似乎是开诚布公的。
政治权力产生于父权。
但是男权制比菲尔默的断言的字面意义所表明的要更为复杂。
甚至在菲尔默的古典阐述中，男权制也不仅仅只涉及父亲对儿子的政治权力。
正如菲尔默本人曾揭示过的那样，父亲的权力只不过是男权制的一个方面。
菲尔默看似开诚布公的断言掩盖了男权的基础。
正如菲尔默急于提醒霍布斯时所说的那样，儿子并不是像蘑菇一样长出来的。
如果亚当是父亲的话，那么夏娃就是母亲。
换言之，性权和婚姻权必然先于父权。
政治权力不是起源于亚当的父权，而是起源于亚当的性权或婚姻权。
亚当的政治权力在他成为父亲之前就已经获得了。
菲尔默明确地说过，亚当的政治权力最初是通过他作为夏娃的丈夫的权力而确立的，“上帝给予亚当统治妇女的权力”，他还引用《创世纪》3∶16里的话说“上帝吩咐亚当要管束他的妻子，她的愿望必须服从他的愿望。
”同上，第241页和第283页。
《创世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上帝眼中的男女平等与男性在人类事务上的无上权力并不是不相容的，例如，加尔文就从万物平等的永恒的神圣的角度和具有等级的世俗的人类角度对此进行过探讨。
参看M波特（MPotter）：《加尔文神学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等级制》（Gender Equality and Gender Hierarchy in Calvins Theology），载于《符号》，第11辑，第725～739页。
（《创世纪》说）亚当的愿望就是成为父亲，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父亲”。
他想获得男权父亲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菲尔默曾在不同的地方简短地提及过神授予亚当管束夏娃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明确。
在最近出现的对他的著作的研究中，性权则完全消失了。
确实，如果从并不彻底的契约主义的角度解读菲尔默，在亚当的父权的掩护之下，要认清婚姻权并不容易。
圣经中的男性形象（用洛克的话说）是“关注公共福利的慈父”形象。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110节。
在男权故事中讲述的是父亲的生育权，父亲是自在圆满的，具有创生女性和男性的能力。
他的创生力既能给予身体以活力，又能创造和维护政治生活。
菲尔默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宣称亚当具有管束夏娃的权力，是因为古典父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在生育和政治上都无关紧要。
根据菲尔默的观点（他接受的是有关父亲的男权观，这种观点十分古老），亚当具有对于“女人”的统治权的理由是“男人……在生育中是更高贵的主要动因”。
菲尔默：《男权制》，第245页。
妇女只不过是男人实现性和生育力的空洞的容器。
可以说，上帝给予亚当的政治权力就是去填充这个空洞的容器。
如果亚当以及所有的男人想要成为父亲，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想要实现男性的生育力，就必须这样做。
男性的生育力具有双重性。
新的身体的起源不是由于空洞的容器而是由于他们。
男性生育力创造了新生命；男人是“传宗接代的主要动因”。
男权观拒绝承认妇女所特有的创造力。
男人把女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她们的生育力——占为己有，而且他们还不仅如此，男人的生育力还被扩展到其他领域。
他们把自己强占来的东西转化为另一种生育力，转化为创造新的政治生活的能力，转化为创造政治权力的能力。
至于古典男权主义赋予男人的不同寻常的能力的性质是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能力就包含在“父亲”这个名字之中，包含在父亲的委任状中。
在菲尔默的著作中，婚姻权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虽然在某一方面，他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存在）亚当的政治权力是包含在父权之中的。
例如，菲尔默在说夏娃以及她的愿望都必须服从亚当之后，继续说道：“在此我们就了解到政府原初的形成，一切人的父亲的所有权力的源泉。
”亚当也是夏娃的父亲。
在《创世纪》的故事中，夏娃是在亚当和动物都被放生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创生的。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动物并为他们命名，但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2∶20里得知“因为亚当没有帮手”，所以夏娃被创造出来。
但是，她并不是从原初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亚当的身体里创造出来的。
亚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父亲，给她命名的不是上帝而是亚当。
因此，菲尔默能够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说成是父亲的权力，因为夏娃不仅要受亚当的统治，而且亚当（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还是她创生的“主要动因”。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7）
古典父权理论中的父亲并不是指父母双方中的一个——他就是父母，能够创造政治生活的存在。
在17世纪的古典男权主义那里，男性政治创造力最后一次作为父亲的能力出现，政治权力最后一次被视为父亲的权力。
古典契约理论也是一个有关男性政治生活起源的故事，但它尤其是一个现代故事，是在父亲的政治机体死去后流传的。
在公民社会里，政治权力的这两个方面不再结合在父亲的形象中，性权与政治权力已经分道扬镳。
菲尔默既包含着男性能力又包含着女性能力的父亲代表着传统男权观漫长历史的终结。
在传统男权观的漫长历史中，政治社会的创造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男性的生育行为，妇女及其能力有时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有时甚至还被视为是政治秩序的危害。
女性主义学者最近开始关注这一传统，尤其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传统。
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最近把城邦描述为一种由男性之爱（eros）组成的社会，NCM哈特索克（NCMHartsock）：《金钱、性和权力：朝向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oney，Sex and Power：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8章。
包括玛丽·奥布里安在内的许多其他研究者也指出古人把政治理解为一个产生于男性生育力的领域，男性生育力是一种超越于肉体也就是女性生育力并与之相反的能力。
让·埃什顿在评论柏拉图时说，他的“理念也许是一种单性生殖，男性精英能够自我繁殖，这既是一种隐喻又是一种现实”。
埃什顿（JBElshtain）：《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人》（Public Man，Private Woman：Woma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第39页。
有几个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柏拉图（狄奥提马的柏拉图）曾说过，有些男人与那些被女人吸引的男人不同，“心灵里孕育着……最美的（概念）……这些概念关乎城邦和家庭的秩序，我们称之为节制和公正”。
引自奥布里安的《生育政治学》，第130～131页。
玛丽·黛莉（Mary Daly）宣称在基督教中，旧的女神的创生力被“雌雄同体的耶稣”所替代。
耶稣是“单性繁殖出来的私生子，他集男性与女性能力于一体，是主人、救世主和牺牲者，是女性原则的合乎逻辑的替代品”。
M黛莉（MDaly）：《纯粹的欲望：女性主义哲学原理》（Pure Lust：Elemental Feminist Philosophy），第93页。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政治创始者是父亲，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父亲。
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谈到马基雅维里对罗马的建立的说明时说，“尽管充满着血腥的想像……但其中没有母亲出现；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男性的创造，纯粹是父亲的创造。
”皮特金（HFPitkin）：《命运是一个女人：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性别与政治学》（Fortune Is a Woman：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o Machiavelli），第54页。
广而言之，皮特金认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自由个体“纯粹是由父亲生养的”。
一个城邦的建立“正是一个‘自然’事件的反面：它是一个男性的作品，它的建立与自然的生长与衰退相反”。
同上，第237、241页。
皮特金认为，“创始人是阳萎者的幻想”（第104页）。
与此恰恰相反，创始人就像菲尔默的父亲，决不阳痿；毋宁说他不能生育。
创始人和菲尔默的父亲的形象都是幻想，不过不是阳痿者的幻想，而是那些天生就不能生育、因而编织出纯粹男性政治起源的人们的幻想。
然而，要成为父亲，他们必须不阳痿。
虽然男性具有创造政治的能力的观点流传了几个世纪，但这个观点并不是至今未变（就像某些女性主义者所暗示的那样），但也没有在古典男权主义被社会契约论者击败后的18世纪消失。
原始契约的故事和有关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平等的革命假设在男权观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根本的变革。
一旦父亲不再是政治权力的代表，男权制就成为博爱的，性权不再归属于菲尔默似的父亲权力，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力被宣布为非政治性的。
然而，很快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在自然状态下，女人被剥夺了与男人一样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被排除在“个体”之外。
例如，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这样问道：“如果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那么为什么所有妇女生而就是奴隶呢？”M阿斯特尔（MAstell）：《对婚姻的若干反思》（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第107页。
很多人都看出了契约学说所隐含的明显的解放力，不过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在讨论契约论时，早期女性主义批判家从来没有被提及过。
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反对契约论是有一些根据的。
在17世纪的政治骚动中，大多数隶属关系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攻击，五花八门的革命的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
婚姻关系和婚姻契约与国王和隶属者以及社会契约一样都是政治论辩的核心。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8）
这两个契约的条款，或者说被我们视为条款的东西，都被用来论证什么是婚姻和政治统治的正确形式这一问题。
保皇派把丈夫的权力以及君主的权力都视为是无限的，生来就已经形成的。
他们的共和派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就像婚姻契约给予丈夫的权力一样是有限的，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婚姻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可以破裂参看ML萨莉（MLShanley）：《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的婚姻契约和社会契约》（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载于《西方政治季刊》（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总第32期（1979年第1期），第79～91页。
。
不过，从事后的情况来看，菲尔默的担心至少在某一点上是不必要的。
男性的权力在父权被击败后仍旧安然无恙。
几种发展趋势有助于掩盖这一事实：古典男权主义和契约论的斗争只涉及了父亲的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
妇女的工作仅限于家务劳动，资本主义的男权结构进一步得到巩固，妇女从而被剥夺了取得独立的经济基础。
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公民地位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最低点。
在上个世纪，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过，根据有关有夫之妇的普通法，妇女一旦签订婚姻契约，就会出现如下结果：通过婚姻，夫妻在法律上合为一人：亦即，妇女的存在，也就是其法律上的存在在婚姻期间被中止，换言之，其存在被并入丈夫的存在之中；她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保护之下；因此她被称为……已婚妇女……而她的丈夫（被称为）主人。
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Blackstone），D安德鲁斯（DeWitt Andrews）编：《评英格兰法律》（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5章，第111节，第442页。
这些经济和法律上的发展与洛克使用父权语言的杰出理论策略同步而行，是男权观取得胜利的关键，而男权观认为妇女对男人的隶属是自然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