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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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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

  一切先前的兴彩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哈。’她又说。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早懂得的法语。”

  跟法国的孩子玩呀,闹呀,才半年功夫。马思聪就能对付着讲点法语了。

  后来,马思聪随大哥迁往巴黎。“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总算弹得三个钟头。”

  音乐的种子,就这样在马思聪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

  “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成天关在屋子里练琴。我怕他太累,就给他买了一只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独自对着墙壁打球。打了一会儿,又拿起小提琴……”

  迄今,年已八十四高龄的马思齐老人,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聪弟的情形。

  马思聪坚持学琴,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在大雨倾盆之下我骑单车到女教师家里上课,我全身湿淋淋。她看见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让我进她屋里,我所经过的地板像一条河流。她那副‘大祸临头了,救救命!’的神气真使我过意不去。”

  1925年,马思聪14岁,“便去投考囊西音乐学院,却很不费力地便考人高级”。

  从此,他终日在音乐王国中悄祥,与小提琴相依为命。

  “我的教师是一位美须公,短小而好说笑话。师母有一对奇怪的眼睛,倘生为金鱼,必是标准美鱼。我们同班14人,因为教师爱说笑,我们上课很舒服,随便谈话,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必修课除提琴外尚有视唱,乐理和室乐,我更选萧为副科。

  “我加入音乐院,给学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长也颇感到兴趣。因为我音弹得颇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耳朵特别好呢?’我说:‘恐怕是吧。’其实我夸口,若其然则中国乐器早该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钢琴,次女擅理家务。因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乐商店租乐谱;在整个半年中,提琴的书籍几可说给我搜罗殆尽了。

  “生活开始有生气起来,课是很多:计起来每星期的提琴课到学校上二课,到先生家里上二课,视唱三课,萧二课,钢琴二课,法文每天都有。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都爽直而且快活。”

  马思聪自称童年时有“一股傻气”。他奉行“二衣主义”,在同学中传为笑话。

  他曾回忆当年的“傻气”:“我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无论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两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结果并不伤风也不病倒,身体却非常壮健起来。……曩西居法国东北部,冬天天气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义’还保持着。零下二十度没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门是永远不关的。房东们称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的结果我得最优第二奖,这于我并没有什么高兴,因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乐院,更信任不过我的提琴教师。我便决意回巴黎。”

  在巴黎,经人介绍,马思聪拜巴黎国立歌剧院的第一提琴手帕尼·奥别多菲尔为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在法国颇有名气。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别人衣服上的钮扣镶嵌着红花,而他却是紫花。在法国,紫色被看成最高贵的色彩。法国古代帝王穿的是用一种名叫“帝王紫”的染料染成的紫色衣服。奥别多菲尔是法国政府“荣义团”(相当于英国的“骑士团”)的团员。

  大概是名教授的缘故,奥别多菲尔的学费也比别人贵得多,每月收二百法郎。

  幸亏马思聪的父亲当时已从穷书生成为“财政局局长”,还算能使马思聪交得出学费。

  “奥别多菲尔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师,我现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国即就学于一位好的教师,我必可把时间省一半。从学于奥别多菲尔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奥别多菲尔夫人更是我的钢琴教师。她也是颇好的钢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师。从此时起,我的时间大部分专工于提琴,每天约弹六小时。”

  在奥别多菲尔教授门下,马思聪的琴艺日见长进,终于在1928年夏考人法国最高乐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成为“第一个考人此音乐学院的黄种人”。他进入提琴班。

  1929年,一个面孔清癯而双眼闪闪有神的中国青年,来找马思聪。一开口,他便说广东话。异国遇同乡,使马思聪倍觉亲切。

  他自报姓名——洗星海。他久闻奥别多菲尔教授大名,渴望能在名师指点下学习小提琴。他得知马思聪乃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便请求代为引见。

  不过,当洗星海得知奥别多菲尔教授的学费是那么昂贵,脸上出现犹豫的神色。

  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

  “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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