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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的岁月，马思聪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是他有正义感，他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他是党外的进步人士，跟党的地下工作者结下了深情厚谊。
正因为这样。马思聪才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蒋的“大合唱”；也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4月，马思聪会离开香港，毅然北上，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偶然的机会让我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在我正式学习小提琴之前，我玩过几种乐器，先是风琴，后来吹口琴，又弹过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几首很长的粤曲。有一天，我的大兄从国外带回一只小提琴，从天鹅绒的盒子里提出来，闪耀着黄色的光亮，这乐器能发出多么漂亮的声音啊！我就决定学习这乐器，我幸运地在11岁那年到法国去，我所受的的音乐教育就完全在法国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
马思聪，这颗中国璀璨的音乐明星，是从广东海丰县升起的。
1911年阴历3月21日，马家老宅增添了一个新生儿，取名“思聪”，愿他聪慧之意。
父亲叫马育航，个子不高，瘦削，一介书生而已。
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
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细细追究起来，马思聪的母亲身上，倒有几个“音乐细胞”。她会哼几句粤曲。
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哼起了广东民间的摇篮曲。马思聪曾说，从母亲的歌子里得到灵感，在1935年创作过一首《摇篮曲》。
不过，母亲与“音乐家”之间，毕竟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即学会——引者注）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人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马家的音乐种子，是大哥马思齐播撒的。
马思齐比马思聪大10岁。他在巴黎研读法国文学。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着一只葫芦形的匣子。
匣子打开了，放在天鹅绒上面的，是一把黄灿灿的小提琴，顿时使马思聪着迷了。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12岁。
马思聪央求大哥教他摆弄这新奇的乐器。就这样，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启蒙教师”。
不过，大哥只是个“半通”而已。他说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乐家拉小提琴，才好听呢。那琴声，像夜莺，像云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风，如彩云追月，似百鸟朝凤……
“‘你高兴学吗？将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大哥答应带他去法国。小马思聪成天做着“法国梦”、“音乐梦”……
暑假转眼过去，马思齐要动身去法国了，马思聪吵着要跟哥哥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哥哥才20出头，弟弟不过12岁……
马思聪是个犟孩子。他扯着哥哥的衣襟，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嚷着：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厂
“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马思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天价被拉着衣角，母亲编排出话儿，吓唬马思聪：“到了法国，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你会想家的，会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马思聪又口口声声“一定”起来。
看着马思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心软了，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