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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小批“伐山开路”工作队，阵容还很不强大，有点儿“尚不成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非“组织”“机构”，他们只能“各自为政”，自己凭着个人才华思力去摸索，更无什么经验、指导之类可资参助遵循。
这一形势明显得很，不必张皇夸大。正因如此，我对探佚学的“态度”就自 然形成两个特点：一是鼓舞，二是宽容。
鼓舞，是双重义：我见了探佚性质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对那作者也给以鼓舞的表示。宽容，是力戒“求全责备”的想法，观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谅其细节上的不妥善。也就是说，不苛求于人，也绝不过早地泼人冷水。
这是何故？因为出一个肯来打假的学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简单了，我不忍“伤”他——挫其锐气，败其兴致。
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为“纵任”呢？也不一定。第一，自己所谓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码量人，不宜对这尺码过于自是自信。第二，即使自家尺码有 些准头，也要给学术交流考虑充分的对话气氛，只宜用委婉的方式轻轻“点”“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无待掰瓜露籽，大嚼无味。
这“心态”的深处，还另有一番道理——
我总以为，纵使目下某一特定的探佚性作品还有毛病或问题，——它所寻到的“真”还不即是雪芹原著之真，那也比程高的伪续要“好”要“真”一些，因为，程高是别有用心的假，而此探佚之作的非真，仅仅是学力、思力、悟力、慧力不够的问题，两者性质是绝不相同的，而后者的非真毕竟是寻真者的能力不足，而非“居心叵测”（胡风先生评高鹗伪续之用语）！
再者，探佚的成果，自然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是有非，但别的研究领域中何尝不是如此？岂独一个新兴的探佚之学？抱着过早过苛的态度去对待它，难道是公正的应该的？探佚者所提出的论点与初步结果，当然难保即已尽得雪芹原著之真，这也无庸惊怪轻薄、当头一棒，因为，他们的探索成果不管多么“非真”，也总是给世上的在二百多年来被程高伪续骗局的牢笼死死蒙蔽住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意念，新的境界——这就首先起了一种牢笼可以也应当打破的“醒觉”作用。这作用，也许一般人还不能一下子领悟体受，但它实在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打假寻真的开窍因素，轻蔑它就不对了。
以上就是我对所有愿来投身致力于探佚的学人们的“总方针”或“根本原则”。
基于这个方针原则，我对张之、周玉清、刘心武以及电视剧本结局部分的撰者、海外的张硕人等等探佚工作者，都表敬意，佩服他们的勇气与毅力，非同小可，因为这真是一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是“犯众怒”的“挑战”，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琐末闲篇儿。至于他们的识见之高低，理解之正误，灵性之多寡，手笔之优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层次的评议对象与范围了，最好是暂归“分别另论”，倘若一古脑儿都要纠葛在一起，论短说长，那将自陷于“混战”之中， “迷阵”之内，就什么也扯得上——什么也扯不清了，结果，反对探佚的正好抓住你们自己“授”来的好“柄”，说你们探佚的本来就是这么乱来，这么胡闹，这么不成气候。
积五十年来的经验，略知热爱与关切红学的人无虑有千千万万，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学人，极少极少。发现这种人才，培育这种人才，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我特别珍视这种人才——因而萌生了“宽容”的心理态度。
宽容，不等于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随心乱搅。除了那种之外，在思维方法、求证方法上发生了与自己“尺码”有所不同之时，则主张“宽容”，避免自是， 自大，以致弄到强人从己。人家毕竟也是“一家之言”＇注一＇，何必一定要“我”来雌黄？举个小例，我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文评介王湘浩著《红楼梦新探》时，从整体大局出发，给以很高评价，但我不提我对他个别考论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认为宝钗结局是死于雪中。这论据显然是第五回册子判词中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不能说他是无所依据而逞臆之言。但问题是：如照此种推理考论的方法，那就应当同时得出另一结论：“林黛玉是在树上吊死的”。可是谁也没这么提过，则其故何也？足见王先生那个考论未必妥当，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因为，王先生至少还是示人以一点：程高伪续中的宝钗“结局”，是个大骗局。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于到底如何，尽可从容切磋讨究，逐步寻到真解真境。
以上这点拙意，都与朋友在通讯中申述过；但我以为，如果不瞩目于大端，而多涉这些你长我短的琐细之处，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学的繁荣发展了。
我的这一点意思，或许也可说是—种苦心吧？这苦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 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种旧抄本，约有16册分订，共约30回书，内容与程高本迥然绝异。这种抄本，有的称为“异本”，有的称为“旧时真本”。尽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为也是一种“续书”），但记载者提出了“真本”一称，却十二分重要，这重要在于：讲“异本”的还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这个事相，却的的确确地反映出当时文人读者界的寻真与打假的认识与要求了！这一点方是我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忽视了它的意义，就只能落于“看闲书解闷儿”的文化层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谈什么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更奇的是，寻真不对了，打假更错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伪本倒是犯了错误——“太偏激了”。
在真伪问题上，还发生“偏激”与否的评议，那么可知反“折衷主义”白白反了许多年，假的到底该打还是该赞？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糊涂。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为了说明：我对探佚学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无别意。
从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来说，探佚毫无奥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种讥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样“迷信骗人”。探佚的主要依据是雪芹的笔法与脂砚斋的批点。在此以外，参考见过真本异本的人的诗文记叙。雪芹笔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闲文”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线。
伏线，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法，此法中华小说独擅，而雪芹将它运用发展到精妙绝伦的奇境地步，万人难及！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玄虚，弄什么“悬念”吊人的胃口，一点儿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深感于前后文兴衰呼应，情节笔致的令人无限感叹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后文的某些实况——她当时是从原书未毁的整体讲话作批的，自然还不曾预料到此整体会痛遭劫数而后人是看不到后半部分的了！这就是那种一鳞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质与情势的实际。她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为后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详细的探佚“资料”。
正因如此，伏线的暗示性与批点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致力于探佚工作的人对它们需要寻求正确的理解、破译，这已是一层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难的是又不止于是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探佚，还需要巨大的繁复的组联结构上的整体思维——《石头记》是个最丰富巨丽的伟大整体，并非支离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说可比。因为这个重要的原由，我们不能不用推考、想象、假设等合理符情的“补充”来联缀那些伏线与透露。
这样的想象与假设，不同于胡乱猜臆，而是一种研究积累的成果的表现形态；它还不是结论定论，但它实际是一个初步的、相当可能的寻真步骤或阶梯，纵使未达顶颠，却己指向了目标，接近了鹄的。
这所谓的想象与假设，都不是悬空而生的，它们是具有识力悟力的学人对原著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深细的玩味之后而产生的灵智活动。
提到“玩味”二字，这就触及了中华文化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特点问题。“含英咀华”，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远理解不到的，他会认为天下不存在这种道理与事实。
伏线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经玩味就等于设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为无有了。比如雪芹原书《情榜》，原从《水浒》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语也）与108条“绿林好汉”构成奇妙的对仗美学，而他写108位女子，早在开卷即设伏笔，说娲炼大石，高经12丈，方经24丈，而脂批点破：“十二，应正钗之数，二十四，应副钗之数”——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个边长，四个边长为24×4＝96，也就是说，十二正钗之外，各级副钗（又副、三副、四副……总括在内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数（12，阴数之极，9，阳数之极，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征数字，作实数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个个不幸悲惨，这才是“千红—窟（哭）”“万艳同杯（悲）”的著书总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笔墨。
所以，我们的探佚，并不是“占卜”，对之横加轻薄，是自外于寻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们还没能寻得全部的真，可是确已寻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这已然起了极有力的打假作用。至于作家刘心武对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觉得这是我应做的事。我的动机仍然是那个五十年来的总根由。心武写的是小说，我绝不从文艺角度妄置一词，赞成他对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动向妄加评论。梁归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个“度”字，这也是金石良言， 是与人为善的诤友益友的榜样，我也是不会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艰难的红学与探佚学啊！你太不容易了，你听了比“四面”还多的“八画楚歌”。还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壮地成长吧，多么十足珍贵的一门中华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寻真打假的学术啊，争取更多学人读者的关怀与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节挥汗草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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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评价，是说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树一帜之意。现今反用为“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了。
＇注二＇疑王先生在这点上是受了吴世昌的影响，其实是讲不下去的。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实为“生非其地”之义，与“生不逢辰”并为雪芹主旨所在，盖书中女子皆非时非地之悲剧人物也。
“六朝人物”说红楼
张中行先生在沪报发表文章，谬奖我是“六朝人物”；他说明撰文意在论人而不敢论学，可是他接着就写道：对于我的红学观点，如主张程高续本是有政治来由的，却“总觉得能够摧毁反对意见的理由还太少些”。张先生行文之妙，在此一例中，也足供学写作的人作为范本，可谓笔法一绝。
把话讲得直白一些，就是他很不相信程伟元与高鹗等人之续书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实，何止张先生一人，不信的人还多得是。只不过能象张先生这样委婉词妙的不多罢了。
张先生所不信的那个“来由”，到底有与没有？应当切磋讨论，实在必要的很。今试一说拙意。至于“摧毁”力量如何？那又焉敢自封自信，还待方家斧正。这个“政治来由”并不是我捏造而生的。它是赵烈文亲聆大学者掌故家宋翔凤传述并记之于纸笔的。宋公说：《红楼梦》是乾隆晚期，宠臣和俺噬稀保 霸亩恢钡摹Ｔ目杉旖鹪逑壬摹缎∷悼贾ぁ贰！�
什么叫“然之”？点头也，同意也，赞成也。乾隆会“欣赏”这部小说吗？一大奇谈也。再者，和我院鋈话颜獠渴椤俺噬稀薄髑蠡实鄣囊饧慷笃嫣敢病Ｒ溃瞳｜是《四库全书》总裁，掌管删改抽毁书籍的献策人。还有，雪芹之书从一开始就是有避忌的禁书，传抄阅读，都不是公开的，而高鹗公然在《程本》卷端大书“此书久为名公巨卿鉴赏”，三大奇谈也！再次，所谓“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摆印（今曰排印了）版式，有人知道那“书屋”云云是烟幕，实乃皇家武英殿版是也——皇家刊书处，给印曹雪芹的抄本禁书？四大奇谈也！这些奇谈，都怎么解释？不知张先生该是疑我，还是疑赵烈文与宋翔凤？难道唯独对程、高、和⑶∪床蝗ヒ伤且灰桑俊�
乾隆时陈镛，久居北京，著书记下他亲见芹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印时他人所加！原来，到了《四库》书后期，和桶炎⒁饬ψ频叫∷迪繁旧侠戳耍靖某榛佟Ｖ两窕箍煽唇鞯胤酱罄糇啾ㄍ巢檫羟幌繁窘峁南晗肝募：瞳｜“呈上”，皇帝“然之”的，正是将芹书删改抽毁并加伪续的假全本。有人又不肯相信“萃文书屋”是假名，认为它在苏州；又有人说北京也有这“书屋”，两处是本店分店的关系……，总之，这是当时印书卖书的书商，云云。可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印出后，1794年就有俄国第十届教团团长卡缅斯基来到了北京。他是汉学家，俄国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极重视《石头记》，在他指导下，俄人买得了两部抄本，带回本国。卡缅斯基又在一部《程甲本》上题记云：“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馆出的。”（见俄学者孟勃夫、李福清两氏论文所引）
好了！卡氏是“程本”伪全本出笼后的第三年就到北京的，那时乾隆还在位。外国的使团、教团、商团，消息灵通，又不必象清朝文士百般忌讳，清文士且慢说不易得知政治内幕，就使得知了，也不敢见于纸笔之间，因此教团成员的报告、日记、回忆等文献，一向是治清史的必备之参考要资。卡缅斯基的这一记载，是其一例。当然，他落笔之际万万不会想到这将于二百年后成为红学史上的秘闻与“佳话”！
虽然如此，虽然我个人是相信卡氏的忠实记载的，但仍然不敢强加于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是否认为卡氏之言足以“摧毁”那些怀疑派的疑点，那就更非我所敢奢望了。
《程甲本》于1791年用武英殿刊书处木活字予以摆印后，一部禁书立即传遍了天下，二年后都传至日本长崎。没有一个“政治来由”，士大夫们焉敢“人人案头有一部《红楼梦》”乎？去年为1991年，颇有一些红学家们为了纪念《程甲本》问世200周年，举行盛会，歌舞此本的价值与功绩。然而独独不见有人引用卡缅斯基的历史见证之任何迹象，则不知何故？因“纪念”已过，乃觉不妨撰此小文略为之补遗了。质之张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1992年
试表愚衷——高鹗伪续的杂议
高鹗伪续《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问题，是个具有200年历史的论争老话头了。本文倒并不想与哪位“论争”，不过是偶思旧话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见——是杂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聊备参酌而巳。
我读《红楼梦》，自初中时期开始。很奇怪，读到第80回时，感受是一种味道；一到第81回，忽觉一切硬是变了，而不管怎么努力“耐心”地往下读，竟是无法读得下去了，只得掩卷而叹。自己纳一回闷，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很别扭，很难过，真是怅然无趣，惘然不乐。
后来长大些了，仔细思索一番，觉得即单从“创作规律”来说，前面雪芹费 了十年辛苦，字字是血，缔造经营，写到七十几回上，那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已露悲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了，即下面紧跟的情节发展就是荣府事败家亡人散的正式揭幕了，其剧变之惨烈是令人震骇而竦息的——如何一打开第81回，却又是“四美”钓鱼的“良辰美景，赏事乐事”了？雪芹还有那么大“兴致”写这个吗？更令我惊骇的，是宝玉竟然乖乖地“潜心致志”于他素来极憎恶的八股文章了！——连林黛玉也开始赞美“八股”是一种“清贵”之文了！这是雪芹本人的头脑与心灵的“创作发展”吗？！从此，我对高鹗所以发心 费力地续书的动机与目的，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再后来，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同窗黄裳（著名散文家，作协理事）小弟，每晚校外散步，必然要把讨论《红楼梦》作为主要的话题。我们也有热烈的争论，互不相下——少年气盛时也。可是说来大有意趣：我们二人对高鹗伪续的“不忍卒读”竟然是完全一致，可谓抵掌“掀髯”，相视莫逆，而每每大笑不已！我在这个问题上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