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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刊物奖。现为武警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生存的飘浮感
王一川
这六篇小说都出自中年作家之手，可以分作四类：第一类写中年心绪，有储福金的《行舟》、阿成的《钥匙》；第二类写中年人的童年记忆，包括石钟山的《红色童谣》、野莽的《在灿烂的阳光下》；第三类写中年人的现实观察，有星竹的《明天的策划》；第四类写中年人的古典想象，有聂鑫森的《捉宝》。
《捉宝》主要描写古城湘潭江西会馆里的三个捉宝人。朱理阳的精明和阴毒、康林福的贪心和轻信、乌天祺的谨慎和疑心，都写得鲜明而清晰。
《明天的策划》写年轻情侣童丽和陈伟为了童丽出磁带而精心“策划”的经过。小说主要写急于成名而又一再碰壁的女歌手童丽，去到位于地下室的“天大音像公司”洽谈出磁带，与张经理展开一场艰苦的谈判，直到差点“卖身”。小说记录下作家对今天年轻一代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的心理历程的想象。
《在灿烂的阳光下》透过城生和乡生两兄弟因为皮肤白而被班上黑孩子攻击的故事，重写“文革”年代黑帮生活记忆。小说似乎表达出这样一种明显意图：在“革命”的“灿烂阳光”下，处处是残酷人性的“黑洞”。
《钥匙》写“我”与年迈的“父亲”之间的关系，透露出当今中年伤感心态。小说几乎没有具体的故事或情节，而主要是“我”的心绪的展示。文笔简洁扼要。
《红色童谣》由两个小短篇合成，继续了作家近年凭借《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搅动起来的“红色记忆”潮。《地道》里尚小虎与父亲尚参谋长之间的关系，《琴声》里小乐对于马小尉及其琴声的迷恋，都写得简洁、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两篇小说都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差异与认同。尚小虎的叛逆性格先是与父亲形成水火不容的冲突，但最后实现认同：成为父亲喜爱的战斗英雄。而贪玩的小乐恋上少女小尉和她奇异的琴声，因为嫉妒她的男友而集伙搞恶作剧，意料不到地伤及小尉本人。小乐在悔恨中开始学琴，从而实现与小尉的认同。
《行舟》写事业有成、生活稳定和家庭和睦的中年人周方秋的自我“飘浮感”。小说描写了周方秋与妻子、儿子立青、初恋情人冬云之间的关系，其间游动于家、商店、病房之间，涉及做饭、玩游戏机、探视病人等事件。小说的最突出特点，是注意让这种自我飘浮感始终交织于周方秋的日常生活的全部过程中，几乎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从而凸现出当代中年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体验。炒菜时的热气、商店里透明的玻璃柜、妻子的谈笑、水的流动、儿子关门、玩游戏机、书桌前整理材料、去医院病房探望初恋情人、与冬云关系的回忆等，无一不触发周方秋那随意流动的飘浮思绪，打造出一种当代中年人的自我飘浮感。
这是怎样的飘浮感呢？从文本描述看，与低收阶层由物质匮乏产生的飘浮感不同，也与高富阶层由物质过度丰盈引发的精神飘浮感不同，这位中年文人的飘浮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过去被压抑欲望的落空，二是现实境遇对往昔回忆的扭曲。周方秋当年与冬云的纯洁初恋末能实现而飘浮起来，迫切地希望落实到与妻子的婚姻中。“他原本希望在与妻子结合中，落下他所有旧的感觉，落下以往所有人生沉重的积淀。完全落下去，落得无影无踪。使他回复成一个单纯清明的周方秋，与妻子完全融合起来。然而那些旧感觉并没有消失，却浮了起来，一直飘浮着。”当负载着他的“以往所有人生沉重的积淀”的欲望落空了，就飘浮在都市上空，宛如压在都市人头顶的沉沉阴霾。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冬云身患绝症住进医院，她那去世前的最后的病态彻底击碎、扭曲和置换了他关于她的所有美好记忆，使他体验到一种洗刷不掉的“污秽感”。这样，来自往昔记忆和来自现实观察的两种力量交织一体，编制成一种无可名状的生存飘浮感。不妨来看结尾：“周方秋吁了一口气，舒解了胸口的闷气。许多想法流动过后，他就感觉到身子乏力。他以后的生活一直是稳定的，但飘浮感却越来越显明，感觉到整个自我都飘浮去。他会无由地怀疑自己是染着了什么，有时他怀疑是癌，有时他怀疑会不会得了爱滋病。这似乎是玩笑般的念头，但他一点也没有玩笑的感觉。在这个世上，一切都可能的。他不想对任何人说，没人可以诉说。他甚至也不想对自己说，只任由感觉流动着，感觉他身体的一个部位生着了一个菜花似的肿瘤，菜花的头上生着嫩茎般的多个芽头，慢慢地往上伸展着，开出花枝来，根部是细小暗红的网络状，摇着动着。感觉到爱滋病这个词，它的外面皮肤会生出一点瘙痒，空气中仿佛无数蠕动的病毒在飘浮着。他使劲地摇晃一下头，把那飘浮着的一切都甩开去。”表面看，这个中年文人的生活状况是稳定的，他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但是，骨子里那种难以承受的生命轻飘体验却弥漫心间，无论如何使劲也甩不掉。这显然是一种植根在生活深层的自我飘浮感。小说完整地托出这种生存的飘浮感，显示了当前有关中年生存境遇的文化想象，其任务就完成了。
根据上面的阅读，我个人试将这六篇小说作如下排序：
1。《行舟》
2。《红色童谣》
3。《钥匙》
4。《在灿烂的阳光下》
5。《明天的策划》
6。《捉宝》
严格说来，上面的小说排序原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能，也不过起点参考作用而已。做评论的读完小说后排出一个大体顺序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代表此时的他自己。你真不必当回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六篇小说中，我自己对《行舟》更感兴趣。
（2003。4。8于北京）
王一川，四川人，1959年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文艺美学、文学理论、现代性与中国文艺问题。近年著有《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及若干论文。
６篇小说如是排序的理由
张 法
短篇小说排序：1。《行舟》 2。《钥匙》 3。《红色童谣》 4。《明天的策划》 5。《在灿烂的阳光下》 6。《捉宝》
本来，小说的好与不好，完全是由一种阅读感受决定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的共识成分，但更主要是一种个人感悟，为什么认为这篇比那篇好，很多时候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中”的，而一旦非得把这种个人的感受发表出来，作为一种公共展现，那就非得说出理由来。我作如是排序，理由有三：一种人类心态的呈现，这种呈现让人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存在意味或意义蕴含；二，艺术形式考量，包括叙事方式，修辞手段，语言运用；三，心态和叙事与文学史的关联，也就是考虑小说的创新成分的多少。
《行舟》排在第一，因为它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的感受，人与自己应当是最亲密的人（妻子和儿子）的疏离，人与人生应当是最美的感情（初恋）的疏离，这种“应当”一直是在传统文学的想象中所述说着的。因此这一反“应当”呈现出了一种“现代主义”性质。但《行舟》呈现出的“疏离”又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而贴近于“当下中国”的特征。这就是小说中的“飘浮感”。《钥匙》排在第二，也在于它呈现出了一种“当下中国”的感受：一种亲情中的孤独感。这里传统的温情的家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转型中的变异以一种不知不觉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既无奈又哀凉。这两篇小说排在前面，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契诃夫韵味，我觉得用这种形式更容易让人于日常感受中体味到一种深度。
《明天的策划》也写了当下中国一种现象，就题材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主人公童丽这个急于成名的年轻漂亮女性的内心和性格刻画上还不够丰富，“编”的意味重了一点，情节的进展也有点像是用逻辑推出来的，而不是从生活中感悟出来的。整个故事可以用公式转述出来，转述出来后还没有失掉根本的东西，这就与上面两篇小说的比较中显出了艺术上的高下。然而，小说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也初步地呈示了这一题材所可能包蕴的深度，因此放在第四。
《红色童谣》放在第三，它包含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地道》较有新意，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体验出了其中的人性和生活的意味，后一个故事《琴声》虽然也写活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心理，也呈现出了一种生活的真情，但就一种情感状态来说较旧，是在文学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东西。因此，其心态之新不如《行舟》与《钥匙》，但其叙事写人状情胜于《明天的策划》，因此放在第三。
也许有人会把《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到更前的位置，其故事具有奇异性，其意象具有象征性。确实也写出了荒诞时代的荒诞故事，但在批判“文革”的故事已经很多的情况下，真正的新似应在对被迫害者和迫害者双方人性的丰富和深厚上做文章。而此故事在把城生乡生两兄弟写得生动的同时，忽略了迫害他们的其他儿童的丰富性。因此，小说的技术虽然很圆熟，主要人物也写得生动，故事也不乏巧妙，但观念旧了一点。因此放在第五。
《捉宝》被放在最后，因为它太像一个在乡村的院落和城市的茶馆里讲述的聊斋志异。说书式的口吻，古久式的故事，探案式的悬念。虽然艺术技巧较为老道，但由于前面这三个原因，读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就放到了最后。
张法，男，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著有《文艺与中国现代性》（2002）《互看的灵思》（2002）《中国美学史》（2000）《美学导论》（1999）《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等专著。
小说的前沿
马相武
小说看多了，难免挑剔也多了。然而，这几篇小说仍然是各有可圈点之处。在我看来，本来嘛，完全是谁先谁后，其实也是很难说的。只不过倘若一定要排个次序，那也就将就列出了。这里还有个难言之隐情，其实所有的这几篇小说，都有明显的玉暇之处。有的时候，某一小说从小说艺术角度看起来完全是自成一体，自我完善。但是，假如我们发现它其实在小说观念上并不先进，或类似者我们早已熟悉，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打分就会小气一点。这里，已经涉及当前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和审美方面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缺少原创精神。换个看问题的角度，作者中有许多人十分勤奋，却并不知道小说的前沿在哪里。这个问题，无论在知名还是不那么知名的作家那里，都是存在的。这个总体上的遗憾，恐怕倒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怎样把白皮肤晒成黑皮肤，对于童年的兄弟二人成了关乎生存的难题。这个躲避石头袭击的过程，险象环生，伤感颇多。这是一次鲜活而哀怨的“文革”回忆。《在灿烂的阳光下》就是借第三人称还原童年记忆的一个故事。通过适应和一致来躲避或抗争“文革”的野蛮，同时不让其实无助的母亲知道和伤心责怪。纯真的孩子被嫉妒的集体所排斥，被疯狂的社会所抛弃，被愚昧的黑孩子所追打。它足以打动所有读者。可是，八十年代的反思小说里有不少和它类似的题材和主题。包括何立伟的《白色鸟》。对于作者来说，这篇小说，当然同《白色鸟》还是不一样的。它在主题和人物情节上要更加复杂些。但是它仍然面临难题，即如何超越这样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小说没有写完。或者有从新的立意上改写的余地。随便说吧，比如怎样淡化甚至完全抽空社会政治命题和话语，比如从“仇恨及其来源”的主题来深入，就有哲理的潜在空间可供展开。真正的白与黑的区别，可以从人文文化和城乡结构所代表的文明差异的含义上适当思考。这当然可能是另外一篇小说了。此外，我一直在想，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否还能变得险峻一点突兀一点呢？这说起来是结构技巧，实质上是是否能从核心故事本身跳出来的问题。不光是在主题上超越结构的问题，也是这个世纪初应该超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问题。
作为《红色童谣》，看起来不过是军队大院的“童话”。真正的内涵还是纠结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并且一直不能释怀的童年美好理想和感情的“情结”。它们都被“鞭笞”或“糟蹋”——在《地道》和《琴声》里。前者，十岁的淘气和顽皮，变成了坚强甚至坚贞，还有游击。后者，从朦胧萌生的童年暗恋发展到恶作剧，最后自责，终于以牺牲、补偿和替代的姿态走上艺术道路，并且终生追悔。两篇小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们沉入一代人的红色心理积淀的内层，还是有拨动心弦的微妙笔力的。在叙述那个童年经历的过程和显然突转的结尾之间有一定对立性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行文的粗糙感和匆忙交代的情节进展。青年作家对于激情年代的红色灵魂的残缺，是有洞察的。但是，他还同时展示了理想和情操的力量在红色儿童身上的迸发。聚焦变成了咀嚼。激情的浪花的消退似乎更像是礁石的闪光。而有的时候，简单的几句交代，也增加了我们对于红色儿童成长后的具体想象。而这样的交代既是短篇的无奈，也是它本性的使然。小虎生死变换，小乐美丑相生。都有让人唏嘘的妙处。
《钥匙》本身是自足的。不过，倘若不注明是小说，似乎也完全可以当散文来读。现在这样的散文也实在是多。但是，这篇散文化的小说要传达的情绪是十足地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原因在于作者其实重点不在写父亲的孤单、偏瘫和“风化”，甚至也不在写父子之间的微妙距离和父子相知，而意在传达生命的脆弱和莫名的凄凉。而这样的传达主要是“我”的，即叙事人内心的苦楚。“我”在为父亲而担忧，更为自己考虑：一旦父亲不在，钥匙没用，“其情将何以堪呢？”我对这篇很短的散文化的小说，一方面为它那样的拟散文体，以及既神似也形似的散文语体——非常散淡的句式语势，感到佩服；一方面也觉得似乎小说也可以借力“小说”，继续虚拟下去，把它这样的情绪稍微再扩大一点，渲染一点，从父亲那里再转移一点到“我”的身上。那样的话，岂不更为苦楚？钥匙作为悲苦境地的象征，也许更有重心的地位。
歌手要成名，要变成歌星。这就需要策划一系列活动和项目。其中一项就是要出专集磁带。紧张地和一家私人公司的长发董事讨价还价，最后，“她不自觉地，终于用上了女人的手段。她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得已的地步。”这个“地步”被打断了，她又开始重新思考和策划。“她突然想过一种平静的，人人都有的生活——最普通的生活。”《明天的策划》切中时弊，写了当下最流行的策划。成名和手段在市场条件下似乎有必然联系。重商主义似乎必然会挤开人格、尊严和道德。不过相对简单的情节过程中，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女歌手的心理活动。价格的演变下，人格的屈从终于出现。二人的价格较量，也是语言和心理的交流。篇幅不短，但是人物、情节和主题却不复杂。整体构思过于简化。虽然过程有许多心理或语言的回合。如果设计得复杂一点，也许包含的内容会更丰富一点。当然，语言和情节、细节似乎可以再简练一点。节奏似乎也还可以加快。最后的重新策划的结尾，还是比较符合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的。只是怎么结尾还有个读者如何感受的问题。换句话说，关键在于怎么让读者不觉得是个后来加上去的道德说教的光明的尾巴。所谓粗糙感和一般化的阅读感受，有的时候就是在不经意处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却是在关键之处或最需要小心的地方暴露出来。这篇小说的犯忌属于后者。
将老谋深算写得含蓄内敛是《捉宝》的经营所在。小说看似十分冲淡，人物却是外闲内不闲，老神在在，语言高度简练有力，心理描写和暗示语气几乎无所不在。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湘潭本地特有的潮湿的历练。这篇小说的关键在于留有暗示和想象的余地。特别是寒暄之中有玄机，人物背后有黑道，故事之外的故事似乎还在演绎。读者几乎可以设计一个新的续篇。那是乌天祺和朱理阳在继续斗法，结局似乎应该是从《捉宝》的构思逻辑演绎下来，即朱氏必须更不露声色地干掉乌氏：夺取财宝，霸占乌妻。朱占先机是依靠知识渊博和能掐会算，还有借刀杀人，心狠手辣，不露痕迹。他熟谙人性的弱点，擅长布设圈套，善于察颜观色，旁敲侧击。乌氏也是林中老鸟，他不失时机地杀人越货，却保全了自己。他善于从常识出发发现破绽。比如老人超常的握力，比如操持大盘生意却完全不沾腥膻地远离钱财。杯盏之中，刀光剑影；会馆谈笑，暗藏杀机。在寒暄对谈、情节演变和细节轻点当中，不时透露人物内心的盘算和反应，同时借以推动新的情节演变或带出结局。这样的小说，当然不能当作一般的惊险探案小说来看。它有笔记传奇的神韵。假如再进一步，超乎人物性格塑造之上，玩一点鬼市文化和古玩“市井”，岂不更能具备合乎“新潮”的境界？江湖险恶不假，但是险恶有道。其实险恶不在大道，而在江湖！
以上扯淡，多有逆言，姑妄听之，一笑置之。
1。《行舟》
2。《捉宝》
3。《红色童谣》
4。《钥匙》
5。《在灿烂的阳光下》
6。《明天的策划》
马相武，男，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