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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兀骸 霸诟贩帷⒒丝璩跗冢÷笫屑奂停渴Ｔ�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后又借款4万，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洋面粉质优价廉，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荣氏兄弟总结经验，“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于是，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添机改造计划”，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因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到上海出差，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如是三年，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折损2万多银元。1909年，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由于资金不足，唯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1909年，得知美国商行恒丰洋行在上海出售美国最新式面粉机，并提供办理分期贷款业务。荣氏兄弟商议决定贷款采购18部新机，将产能一举提高到原来的9倍，且面粉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销路转旺。
此时，两兄弟产生品牌意识，推出“兵船”品牌，统一商标、改进包装，用上等白布制作面粉袋，容量大过别家，并顺应顾客的侥幸心理，在袋内放置银元作为“彩头”。因产品口感上佳、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畅销沪上，知名度随之提高。很快，“兵船”打败资深面粉厂阜丰旗下的“老车”牌，还与洋面粉展开正面较量，一时为国人所称道，“兵船”遂成国产名牌。
振新纱厂的“拯救者”
几乎与茂新面粉厂走出危机的同一时刻，荣氏兄弟涉足的纱厂生意也拨云见日，成为能与洋纱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本土产品。种种迹象表明，1910年，他们的事业正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高潮。
然而，事业之初并不顺利。经营纱厂与面粉厂一样，都经历了一番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踏上正途。
早在1903年，荣德生去杭州出差，偶然参观通益公纱厂，初步了解了纱厂经营运转后，便产生了开办纱厂的想法。回到上海后，荣德生与荣宗敬交流，他们认为，“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吃”、“穿”两项，是国人大事，已有面粉厂，还差一家纱厂，遂开始酝酿开厂事宜。
1905年，茂新实力壮大，开纱厂的计划呼之欲出。这年7月，无锡富商荣瑞馨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宴请宾朋，多是无锡在沪商人，荣家兄弟也在被请之列。席间，谈及时兴的纱厂风潮，一干人兴趣大增，各谈见闻，颇有共谋大事之意。也有几人早已合伙，在上海开办了纱厂。
见此，荣德生欠身而起，朗声问道： “请教各位，若办纱厂，为何不去无锡？”有人礼貌回应：“确是内地机会好，不过如今局面已定，有机会再说吧。”荣德生原来有备而来，听闻此言，当即从袖中取出预备好的章程草案交与众人，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纱厂计划。两年来他不断完善计划，择机而立，如今，这个计划成功征服了这些精明的商人，于是决定，“照此决定，再做一局”。
席间的喧哗引起荣瑞馨的注意。他一直旁听不语，待众人平静下去，才发表意见。荣瑞馨资历最老、财力最大，并和荣氏兄弟是本家，对这个计划点头赞同。随后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齐、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大丰布号鲍咸昌、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表示愿意入伙，连同荣氏兄弟，一共7人，集资27。08万银元。其中，荣瑞馨为大股东，全盘统筹，荣宗敬和荣德生共认股3万，属于没有实权的小股东，只是给纱厂筹建出谋划策，议定厂名“振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3月21日，振新纱厂开工投产，28台英国纱机，每日出纱22~23件。然而，仅半年时间，40万元的亏损将开业带来的美好期待一扫而光，工厂濒临破产。
亏损的原因是管理不善，经理张云伯常年住在上海，对企业经营不闻不问，副经理徐子仪是当铺老板出身，喜好读书不懂生意，对纱厂经营一窍不通。7名股东，分为上海、无锡两个阵营，时常意见相左。管理层莫衷一是，一味提高售价，产品严重积压，债务越来越重。
一天，荣瑞馨和张石君、叶慎齐商议振新出路。考虑到7名股东只有荣氏兄弟有实业经营经验，而振新纱厂正因缺乏管理混乱而陷入危机，于是决定请他们“救火”。当时茂新面粉厂有所恢复，且不忍就此失败，荣氏兄弟爽快应下。随后，振新召开股东大会，荣宗敬被任命为董事长，荣德生担任经理，于是荣氏兄弟在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亲自经营管理纱厂，尽管是以“拯救者”身份出现。
纱厂与面粉厂在本质上相同，荣德生将面粉厂的那套经营方案用于纱厂管理，取得显著效果。其一，对财务、原料、库房进行清查，厘清核实资产。其二，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竭力降低采购成本。其三，精简生产环节，排除不必要的工序，排除浪费。如是将产品价格降至市场平均水平，迅速打开销路，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逐渐扭亏为盈。
经过一年的整顿，振新纱厂起死回生，所出品“球鹤”牌棉纱质优价廉，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蓝鱼牌”匹敌。从此，荣氏兄弟在厂内和业界威信大增，频频出入公会组织，俨然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
1910：“橡皮风潮”下的企业危机
荣氏兄弟兴办实业的时候，世界工业正被一个美国人推向巨大的转机。
1903年，工程师出身的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相继推出几款简陋的车型后，在1908年研发出了T型车。该车以低廉价格迅速建立亲民形象，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市场，不到一年销量便突破1万辆，拉开汽车工业的序幕。
曾几何时，汽车还是“富人的玩具”，亨利·福特在一夜之间将之变为“大众轿车”，开启了第二次工业浪潮。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悸动，伴随汽车业的兴起，钢铁、橡胶、机械等行业迅速走向繁荣。
全球经济联系日密，盛产橡胶的南洋成为受益者。在汽车轮胎广阔需求的刺激下，南洋橡胶种植业迅速崛起，诞生大量股份制企业，其中很多企业有上海资本背景。许多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以组建橡胶公司的名义大肆发行股票，虽然对外招股时均号称有种植园，但实际上多数是“空壳公司”。
一些公司毫不脸红地将刚刚种植的树苗描绘为成熟的种植园，还有公司圈一块地就敢声势浩大地招股，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商麦边开办的兰格志拓殖公司。1903年，这家标榜以经营橡胶、石油、煤炭为主业的公司在上海成立，数年间一直无甚动静。直到1908年其在沪上各家报纸刊登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不惜万言论述未来橡胶市场的广阔前景；随后又刊登巨幅广告，首发橡皮股票，许诺高额股息，声称投资可获巨利，且股票可向银行抵押，号召社会广泛投资。
正是这年，英国橡胶进口额突破80万英镑，美国橡胶进口额达5700万美元，橡胶供不应求，国际市场橡胶价格急遽攀升。兰格志公司的宣传很快见效，上海市民追捧者众，将其股价一路抬高。随后，仓促成立的橡皮公司纷纷效仿兰格志公司，在上海发动猛烈宣传，劝诱投资。上海人喜欢将橡胶称为“橡皮”，在一夜暴富的美梦鼓动下，开始疯狂抢购橡皮股票。
风气涤荡，各家钱庄、洋行唯恐错失发财机会，竞相介入橡皮股票，甚或有钱庄多方筹集资金参与投机。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顺势开办承销业务，每逢橡皮公司发售股票，银行前必定排满长队。为便于在人潮中立足，许多人将长辫盘于头顶，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尽是辫子。到点，银行开门，人群蜂拥而入，片刻认购一空，人群散尽，复又门可罗雀。如此再三，渐成上海滩常景。
转瞬之间，市面上的橡皮股票被抢购一空，许多人将毕生积蓄投入其中，橡皮公司股价迅速抬高。以兰格志拓殖公司为例，面额100荷兰盾的股票从60两飙升到1500余两，超额20多倍。据悉，卷入橡皮股票的投资金额达4000万两之多，将近清王朝半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股价升值的快感中时，泡沫破裂了。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连续狂涨两年的橡胶交易价格突然逆势下跌，上海橡皮股票不可避免受到波及。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停止受押橡皮股票，并开始追索抵押款。嗅觉灵通的商人、橡皮公司老板趁股票尚在高位紧急抛售，逃之夭夭。及至消息公开，价值千两的股票在一夜间变为不名一文的废纸，来不及抽身的投资者被套牢，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上海滩一派惨烈。
在这轮“橡皮股票风潮”中，上海银钱业成为“重灾区”，共48家钱庄倒闭歇业，占总数55％，欠款总额高达1933万两。鼎鼎大名的义善源、源丰润也未摆脱破产命运，在全国的分号土崩瓦解。受累于此，全国百家钱庄、票号倒闭，国内各大工业城市陷入金融恐慌，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
因股灾引发的家破人亡与自杀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治安迅速恶化。上海商务总会向两江总督紧急发电称，“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人，一经停工，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提请代奏”云云。事实上，电文所列数字远远不能概括当时的形势，濒临绝境者岂止数十家？
被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是，金融与实业互相渗透，一旦发生股灾，实业必定遭殃。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灾难给初露头角的荣宗敬和荣德生一个“下马威”，他们手中各家企业支离破碎、前途未卜。
最先陷入危机的是振新纱厂。1909年前后，在橡皮股票最火热的时候，荣瑞馨曾大肆投机橡皮股票，不惜向汇丰银行举债，泡沫破裂后不仅血本无归，还面临汇丰银行逼债。为解燃眉之急，荣瑞馨将振新纱厂地契拿到汇丰银行作抵押。岂知“橡皮风潮”蔓延成全国风波，迟迟无力偿还贷款，抵押到期仍无法赎回，汇丰银行遂将振新地契上呈上海道台，声称要查封振新纱厂抵债。
虽然荣宗敬和荣德生负责日常经营，但大股东荣瑞馨掌管纱厂控制权，抵押地契一事瞒着荣氏兄弟和其余股东，直到衙门发来传票，蒙在鼓里的股东方如梦初醒。不幸的是，与振新有业务往来的钱庄、票号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前来讨债。
雪上加霜的振新危在旦夕，荣宗敬与荣德生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向衙门求情，一面四处借款，终于凑足16万两白银，将地契从汇丰银行赎回，并向其他债主许以还款期限，暂时控制住局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投资橡皮股票的振新纱厂损失惨重，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艰辛建立的良好声誉亦付诸东流；随后，茂新面粉厂向天津发货的货轮触礁沉没，折损5万银元，元气大伤；广生钱庄虽逃过“橡皮风潮”，回归、放款等业务却大不如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看到荣氏事业不济，合作伙伴脸色大变，索债者不计其数。
这次危机对荣德生产生巨大影响，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记录：“此为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之一次，往来均欠，需用无着，岌岌不保。”荣氏未来还将遭遇无数困难，但这次风波让激进的青年开始学会退让，不再责备求全。为摆脱窘境，荣宗敬和荣德生决定“自断一臂”，将已为“鸡肋”的广生钱庄收盘停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还债和盘活实业，从此专注棉纱与面粉事业。
然而，危机还没有终结。1911年夏，长江洪灾，产棉区收成大减，棉花收购价随之大幅上调。随后爆发武昌起义，市场银根紧缩，贷款利息骤然提高，负债累累的振新纱厂在此陷入经营困境。
工厂财务每况愈下，资金链断裂，荣氏兄弟将300包棉花账单抵押于聚生钱庄，然而只是杯水车薪。随后召开董事会，荣德生请求董事各垫款5000银元赎回账单，奈何无人理会。当时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赎不回棉花账单，振新纱厂必死无疑。荣德生只好去聚生钱庄央求相熟的账房先生，希望可以通融过关，好说歹说终于取回棉花账单。
振新开工在即，却因为无钱发放工资而临阵“卡壳”。荣德生苦思冥想，采用“欠人，赚下还钱”的招数，先自印工资票若干发于工人，许诺待工厂赢利后同比兑换现金，解决流动资金困难。如此再三，至振新厂勉强开工已是1911年下半年的事情了。此时，风向已然大变。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回归，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代向商人们敞开了新的大门。
为实业呐喊
改朝换代的间隙，许多商人惊讶于新政府的宽容和厚道，从官方的文书上他们读出鼓舞性的涵义。暂时看来，这对他们是极有利的讯号，于是受惯衙门老爷压榨盘剥的怀疑者变得活跃起来。
荣宗敬比别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这个精于世故的青年有着非同寻常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看那无锡乡间工厂日夜不息的烟囱以及上海钱庄门前的如织人流，经济复苏的景象跃然浮现。谁也没有想到，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居然被政权更迭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令人充满期待的世界，经久弥漫的轻商思维也不复存在，看起来没什么比这更好了。
1912年开始的时候，街道复归车水马龙，一切回到原点，仿佛什么都未发生。也许更深远的变化还未到来而已。
破旧立新之际，没有理由不期待改弦更张。对于新世界，荣宗敬也有自己的主张。新年不久，他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一文中写道：“就近日而言，建设工业，实为要图。即以纺织一业而论，吾国人口四万万，只有纱锭二百余万枚，较诸欧美各国人口与纱锭之比例，实不能供国民之需要。惟其如此，是以他国在吾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给他人。痛心之事，无逾于此。”
没用多久，荣宗敬就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新成立的无锡商会会员名单上，荣宗敬和荣德生的名字赫然在列，这表明他们已经被纳入这个半官方组织，得到某种政治上的重视。尽管同期成为会员的商人为数众多，荣氏兄弟不过是其中两个小字辈，但他们还是对这种转变寄予了超乎想象的热情。
这年秋天，新政府在北平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的身份与上百名全国代表参会。
会上，荣德生提出三项议案： 第一，大力扩充纺织工业，改善人民衣着。第二，设立母机公司，由国家发起，招股1000万元，作为建厂资本，为工程、轮船、火车、农业、矿冶和军械制造提供各种机器；¨。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由政府派遣120名学生出洋学习工程技术、冶金、采煤，学成后归国，从事规划、设计和研制。第三，资送一批学生出国学习轻纺工业的工艺技术。
三项议案获得极大认可，报章纷纷转载，国务总理赵秉钧派秘书与荣德生详谈，协商振兴实业的措施。
新政府重视商业、扶持实业，让荣德生欣喜万分，归家即挥毫泼墨，写成万字文，自印千册。文中提出“实业基础巩固之时，即国家财源发旺之日，而国亦进于富强之域”、“举国注重国货，不重奢侈，使金银勿流于外国”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一千册书旋即被抢购一空。
对呐喊的积极回馈固然可贵，但落到实处才见真意。对荣宗敬和荣德生来说，眼下最迫切的愿望不是国家若何，实业怎样，而是寻到一条摆脱企业危机的出路，毕竟，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论发展。
过去的一年，荣氏企业频频遭遇损失，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即便广生钱庄永久地关上大门，也无法阻止危机继续蔓延。那年夏天的洪水在造成大面积棉花减产的同时，对小麦收成也造成巨大破坏，四溢的河水还光顾了茂新的仓库，对于面粉厂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尽管战乱之后的和平意味着粮食市场的春天，商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办面粉厂，但种种迹象表明，无锡正在失去作为面粉业基地的优势。一年来，荣德生反复考察，到北京开会之前已经拿定主意，要将新工厂设在更为开放、便捷、高效的上海——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平台。
到上海去
许多准备投身面粉业的商人一定与荣德生有同样的感触：上海这个城市对实业经营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在多数中国人眼中，这个弹丸之地魔力无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资金、人力和商品通商交汇。不过，人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强化“冒险家乐园”的时候，无意间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