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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啦市长？”访问团的周志方问。其他几个苏州人也跟着问市长到底怎么回事。
章新胜摇摇头，道出了一段他当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时所遇到的事——
吴庆瑞先生是新加坡的老资格改革家，他对中国也非常有感情。中国开放后，他就应邀当过中国政府的旅游顾问，其间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特意为中国发展旅游业写了好几份建议书，可在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后，光听人说好好，就是没人管，如此一连四年，吴庆瑞先生很伤心，后来对中国的事他总摇头。
“我们再去找他，恐怕也不会得到吴老先生太多的热情。”章新胜有些灰心。
“不管怎么说，吴庆瑞先生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去拜拜老佛爷。”大伙儿说。
第二天，章新胜等见了吴庆瑞。过程比想象的要好些。吴庆瑞对中新合作项目既没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尤其是章新胜请他出面当“中新合作项目”的顾问时，他连连摇头后说：“我尽管不愿当你们的顾问，也并没有支持这个项目，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们：以后你们一定要敲门招商，绝不能大呼隆出去搞宣传招商啊！”
吴庆瑞到底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番话使苏州人一直铭记在心头，并且在日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始招商至今的十几年里，一直是遵循着吴庆瑞先生的“敲门招商”的教诲而在全世界进行招商引资的，并取得巨大成功。
尽管吴庆瑞没能给苏州人面子，但听说事后李光耀征求他意见时，吴说：“苏州的章这个人可以交往。”同时吴庆瑞还劝了李光耀一句，“中国是个沼泽地，踩进去千万要小心呵！”
十几年后的中新合作中，新加坡人确实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这也给苏州人和中国人出了不少难题。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健康发展，因为新加坡人对中国毕竟是十分友善的，他们也在期待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而苏州人的表现也使得他们后来越来越发现，选择这个城市做合作伙伴是最明智的。这是后话。
“怎么办？我们不能白来呀！再说，我们是应王鼎昌副总理邀请来的嘛，他是一国副总理，不能不当我们一回事吧！”苏州人中有人有些沉不住气了。
大家的目光盯向市长章新胜。一向潇洒活泛的章新胜这回也有些蔫了，他看了看智多星王金华，期待有什么招数。
“我们还是去找找王鼎昌，他会告诉我们一点有用的信息，然后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王金华说。
“好，照金华的意思去做。老周，你去找王的秘书联系一下，探探情况再说。”章新胜对周志方说。
“行，我马上与潘秘书联系。”
王鼎昌的秘书潘先浩很快给了苏州人回应：“王鼎昌副总理说了，你们最好先拿个方案，看看我们中新合作项目放在你们苏州什么地方。”
“这怎么弄，我们连张苏州地图都没有带呀！”
“马上告诉家里，让他们赶紧传一份苏州的地图来！”章新胜发命令道。
这个并不难。家里人把苏州的地图马上传了过来。章新胜将同行的4位召到一起，在宾馆的茶几上用笔圈圈画画画出了4块地方。第一块是刚建的苏州高新园区西边的那一块，理由是那边已经确定为新市区的工业开发区；第二块是吴县的王埭一带，离市区最近的郊区；第三块是苏州火车站北边，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交通方便（那个时候苏州的高速公路还很少，只有东边的沪宁高速）；第四块是市区东边的金鸡湖一带——这一块苏州人认为最不可能，因为那边湖多水密，地势低洼，开发的话投入成本太大，可偏偏新加坡人看中这块烂地，王鼎昌本人就看中这里，他前几个月跟李光耀到苏州时就看过这块地，也曾问苏州人这里离上海多少里。章新胜他们鉴于上面这个情况才把金鸡湖这一块也算在里面，而其它三块都是市西的丘陵与山区，开发成本低。苏州人自己有自己的算盘。
茶几上出来的草案转交王鼎昌后的几天，新加坡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苏州人想通过关系探听情况，反馈来的消息是新加坡方面的调子越来越低，这让苏州人心灰意乱——看来是白跑了。有人甚至埋怨“早知如此，不如不来”。代表团访问的日期只剩最后一天了，“这样走得不明不白，至少得有个双方出面的‘声明’什么的东西发表一下吧！”王金华建议道。
“是啊，不能让我们灰溜溜地就这样回去了吧！”有人附和道。
“老周你联系看看他们的意见。”还是周志方的任务。
新加坡有了回应：“有没有这个必要？”
苏州人彻底泄气了：“妈的，这不等于彻底吹灯了嘛！”
“走，打道回府！”章新胜也生气了，一挥手，让大家回各自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几位随行，收拾完行李后更为无聊地聚在一起打“老K”，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出棺材”。
“你是周先生吗？我是潘秘书呀，你晚上能不能来一下？”突然，房间的电话响起，接电话的正好是周志方。
“是我。晚上……你说有什么事吗？”周志方强压心头的不满，问王鼎昌的秘书。
“我们能不能谈一个书面的联合公告一类的东西……”对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出一个让苏州人喜出望外的消息。
“什么什么，你说要搞个联合公告？这……”周志方立即按住电话，悄悄对牌友们说，“快去请示章市长，人家要跟我们签署联合公告！”
“还用请示吗？马上回答他：我们去！”王金华把牌一扔，说。
“行行。潘秘书，我要马上到您那儿去！”周志方也来了情绪，大声对着电话说道。
“市长，有好消息了！”到章新胜房间后，周志方将潘秘书的话传达，章新胜有些奇怪地嘀咕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前几天一直冷着我们，现在又……”
“你没注意李光耀从香港回国了！”周志方说。
章新胜反应非常快，立即脸上露出笑容：一定是新加坡高层内部对我们的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好，你马上去跟潘秘书见面！这回一定要抓住不放！”
“是！”
接下去的是几位苏州人凑在一起，起草“联合公告”……等完毕后，章新胜对周志方说：“你去一定请王鼎昌副总理吃碗宁波汤圆。”
“为什么？”周志方有些不解。
章新胜笑了：“汤圆有糖，给他点甜头吃……”
“明白。”就这样，周志方拿着起草好的“联合公告”，匆匆去见王鼎昌处的潘秘书。
潘秘书接过“联合公告”的草稿，看后，笑道：“可以考虑，我马上交王副总理他们研究一下。”接着，潘秘书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静坐下来，与周志方聊起来。
“你们的土地租凭期是七十年，我们与其他地方谈，人家都是九十年，有的甚至是七十加七十……”潘秘书对周志方说。
显然，潘是代表新方在试探苏州。这是个大事，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一项“市策”，请求已不可能。周志方一想到章市长临走时给他的“尚方宝剑”——给他们点甜头的话，于是壮大胆子说：“你们放心，我们是说了七十年，但没说七十年后就不能继续合作呀！”
对方点点头，又显疑虑道：“虽说中新合作项目是两个国家的事，但你们毕竟是国家行为，可我们投资的都是私人的钱，将来一旦出现问题，谁来仲裁？”
周说：“既然是国家之间的大合作，我想我们可以寻求国际仲裁机构解决某些问题的。”
对方：“你们的土地价格高。我们没有把项目放在上海，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价格太高了。”
这又是一个要命的话题，周志方已经看出了对方的疑虑和人家的弦外之音。
周说：“价格可以再谈嘛！我想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谈，会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
对方紧追不舍问：“是不是40万左右一亩？”
周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他马上回答：“不会吧，我们大概是20万左右。”
对方满意地笑笑，站起身，说：“好，周先生你先回宾馆，我会及时把我国的决策在最短的时间里告诉你的。”
“谢谢了！”周志方真心地紧握潘秘书的手。
周志方到代表团住处，将情况向章新胜市长等汇报后，大家情绪振奋，静等新加坡方面的最后消息。
“来来，我们再来几盘！”有人高兴地重新拿起老“K”牌，甩了起来。
“丁零……”半夜，电话铃又一次骤然响起。周志方几乎是跳着奔过去抓起电话的。“喂，是潘秘书啊！我是周志方……好，好！我一定转告章市长！谢谢！谢谢潘秘书！”
“怎么样？成了吗？”章新胜已经从周志方的表情里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好事，但当周志方将电话里潘秘书说的话告诉大家时，苏州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还是欣喜若狂了好一阵！
周说：“潘秘书告诉我，请我们章市长明天下午去与王鼎昌副总理签字！另外今晚让章市长准备到李光耀处，他们的李光耀资政要亲自与我们章市长敲定合作项目！”
“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底是今晚还是明晚呀？”突然，市长章新胜大叫起来，只见他扯了扯零乱的衣衫非常着急地说。
“当然是今晚！你看看，现在离明天零点差一个多小时，人家对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今晚请你去与李光耀见面的嘛！”周志方确认道。
“天哪，也就是几十分钟了呀！你、你们……赶紧帮我一起准备准备！我不能这样披头散发去见李资政呀！”一向十分讲究的市长章新胜这时也像无头苍蝇似的，满房间到处乱抓乎东西，嘴里一边说着：“我不能一个人去嘛！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有第三人在场。谁去合适呢？你们几位肯定不行！对，马上打电话请我们的张大使陪我去一趟。他是我们国家驻新大使，他去最合适！快给大使馆打电话！”
王金华等为章新胜市长整理衣衫，周志方则操起电话立即给大使馆通话。
40多分钟后，章新胜与张大使如约到了李光耀资政的府上。一见面，李光耀显得有些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道：“我们人民行动党初步愿意同你们合作。”
李光耀今晚的态度让章新胜和张大使都有些吃惊和意外。因为一向文质彬彬的李光耀今晚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激动，甚至说着话拍起了桌子：“我李光耀要用最后的政治生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你们可以马上向你们的中央领导报告这一点！”
这回章新胜是吃了“定心丸”，当带来李光耀的这一新加坡的最高决策回到宾馆时，几位苏州人都已经疲劳得“呼呼”大睡了。
“老周起来！起来——”每到这种时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肯定是最倒霉的一个。
“老周，起来！起来干活！”章新胜一脚将周志方“踢”醒，“马上给家里的王书记发个传真，再给我们的外交部发份电报，请他们将李光耀资政的意见报告中央！”
“李光耀怎么说的？”周志方等见章新胜如此兴奋，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向好的方面逆转，但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是想听一遍。
“嘿嘿，想听？想听就先让酒店给弄碗面来！”章新胜笑道。片刻，他一边吃面，一边对代表团的王金华他们说：“事情还没有完。我们要弄清楚新方为什么愿意投资中国，投资苏州。”
于是第二天开始，苏州人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签证延期后，又开始了紧张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分头找到包括国内的和与中国关系好的新加坡朋友一起了解和分析新加坡，特别是李光耀那么“一意孤行要把项目放在中国”的真实意图。
根据李光耀和邓小平、江泽民在北京先后谈定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叫做“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简称“新加坡软件”，这是一种国家管理经验与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项目资金为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等于多少人民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在8∶1多，等于是16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在当时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不说是最大的，也是太有震撼力了！那么，新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把资金投到中国呢？
苏州人当然想了解个明白，中国高层当然也想弄明白。虽然当时的形势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国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和“卖国爱国”的争论仍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或行动上留有残余，更何况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笔投资，有没有什么“阴谋”？有没有什么想搞垮中国的意图？苏州人暗暗窃喜项目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同时，又非常担心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情报”获取的结果是：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他的国家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于是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那个时间里几乎天天开会，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我们的钱不能都放在国内，那样一旦邻国的几百辆坦克开过来，新加坡顷刻间彻底完蛋！”据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警告声。正是从这样的危机意识考虑，他们决定要将新加坡“搬”出去。“搬”到哪儿？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最理想，一是中国大，施展的空间无限。二是中国正在发展，回报率高。三是中国也有愿望——邓小平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与经济发展模式，领导层可靠。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大家都是华裔。
那么为什么选择苏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和山东一带，韩国人和日本人插足了；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台湾人先上了。现在剩下最好的一块就是长江三角洲！再不插足，有可能被欧洲什么人捷足先登。上海地价太贵。苏州一带最理想，苏州人脉好，自然风光更不用说，关键的是苏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兴商、和商、亲商传统。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层的思考结果基本鉴于上述原因。
苏州人心里有数了，中国高层领导更明白了：新加坡和李光耀没有“阴谋”，只有寻求救国的“阳谋”和与中国友好共存的强烈愿望。
●不叫“镇”，叫“园区”，英文缩写“SIP”
1993年，对苏州人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总是处在那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之中。这一年，为了中新合作的这个大项目，江苏省省委领导也被牵进了忙碌之中，最忙碌的人之一要算江苏省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预定计划，应邀访问苏州，这也是决定新方正式确定在苏州项目的落实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李光耀到苏州，作为江苏省主要负责人的陈焕友同志必须出面接待。
陈省长忙啊，5月10日，江苏省在香港有个赴港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定好的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香港大亨是要到场的，没有这些大亨到场，江苏省赴港的经贸洽谈会可能就要减色不少，所以陈焕友省长一定要参加，但李光耀又要到苏州，新加坡在苏州搞项目的这块“肥肉”假如一旦丢了，必将成为“历史性的罪人”！陈焕友无法分身，只好想法把香港的事搁一下，但又觉不妥，所以只好采取了先到香港专程一一到贵宾家里登门说明情况并表达歉意，再派刚上任的副省长王荣炳代之出席开幕式。陈焕友以为这样可以顺利地在10号到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哪知中央又向他发出紧急通知：江泽民总书记10日上午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陈焕友有点苦不堪言，9号夜里从香港飞达上海后，第二天在会场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说是要回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江泽民总书记表示同意陈焕友的请假，并要陈代他向李光耀先生问好，另希望把苏州与李光耀他们会谈的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陈省长啊！见到你真高兴！”11日早晨，李光耀在苏州的竹辉饭店花园里见陈焕友疾步走来，便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当陈焕友说明情况，向李资政和王鼎昌表示歉意时，李光耀开心地再次握着他的手说：“陈省长是个讲信誉的人，辛苦了，我们感谢你。”
早餐后，就是正式的会谈，中方除了陈焕友等省领导外，就是苏州的同志了。在这一天会谈之后，苏州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也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最初合作签订。苏州市委王敏生、市长章新胜等出席签字。中新合作此时早已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新闻界的记者们早已等不及了，他们希望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但陈焕友有些顾虑，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虽然李光耀对要投资200亿美金一事说得非常明确而坚定，可毕竟是意向性的事，所以陈焕友建议新闻界暂时不要报道，因为即使200亿美元的投资能够落实，也得经中央批准才能开展工作，当时国家是有规定的，对外合作满几万美元的外国投资项目必须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更何况现在说的是200亿！
“我同意陈省长的意见，新闻界暂时不要说这事。”李光耀认为陈省长考虑周全。
哪知，当晚一位中方记者就向香港报纸发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与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订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消息一经披露，在国内外立即引起震动。陈焕友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一是他在签约现场专门对新闻界的记者们提出了保密要求，可是有人就不听“招呼”；二是最主要的是他陈省长心里想的是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1988年，当时刚成立的海南省在洋浦半岛那里划了一个开发区，由香港熊谷组公司独资对外招商。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的项目，尤其正在操作时就让外界炒作成“海南出卖国土”的新闻，结果最后基本上把这个项目炒黄了。陈焕友不能不害怕类似的事在苏州发生，而且新加坡在苏州投资200亿美元的项目，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要比当年海南洋浦的外资项目大得多，且苏州是中国腹地、中国最好的腹地之一，一旦这也被说成是“出卖国土”，那肯定麻烦会大得出乎想象。
陈省长害怕，李光耀等新加坡人也害怕会被人搅黄了。苏州人更不用说，一旦这么大的项目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