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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肟筙光下胰胆管造影胆管取石术。当时301医院已经一年没做这类手术了。
令狐恩强首先说服了小学同学的丈母娘做自己的第一位病人，然后几经周折，穿楼群过马路走地下通道地从高干病区借来了一台X光机，详细周全地制定了一份手术计划……老主任被年轻人的韧性和痴迷打动了，考虑再三，终于同意将这项工作交给他。
第一例手术成功！令狐恩强不仅在手术中取出大量胆石，术后还将患者的大便裹在纱布里反复冲洗，又收集了48块结石！两个月后B超显示：胆囊干净，病人痊愈。
内镜操作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通过一米五长的内镜从体外遥控一个直径仅有一毫米的小孔，要比女人绣花精细万倍！尤其是在抢救危急患者时，不仅需要操作者有熟练的技术和极高的悟性，还要有沉稳的性格和应变能力。自从令狐恩强成功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例后，他自信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个领域里越走越远，直到成为这个专业的带头人。令狐恩强身上有一股令狐冲的倔强劲儿，他默默激励自己：“我要做，就做最好的！”
令狐教授介绍说：“食道静脉大出血是最危险的消化道急症，病人一次可失去三千毫升。若按传统方法手术，不仅创伤大，而且成功率低。自从我们使用内镜止血的新技术后，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安全的治疗。我们开展的早期食管癌内窥镜下切除术，不仅使病人免于开胸切肋之痛，也不必像传统手术那样改变胸腔的正常解剖结构……”
八年前的一天夜里，一位山东小伙因为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被送进301医院急诊抢救。病人是家里的独生子，绝望的母亲将儿子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交给了医生。令狐恩强他们先给病人打了硬化剂，并采取急诊最先进的止血手段——注射德国生产的组织胶，但是出血并未止住。随后他们与放射科医生配合，在X光透视下，选取了经颈静脉一右心房一上腔静脉一肝静脉一门静脉一脾静脉一胃底静脉的复杂路径，进行胃底静脉的栓塞治疗。
“按理说，我们所采取的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终止胃底静脉出血都有90％的成功率，但是那天偏偏遇了邪，病人仍不时地大口吐血。那晚我们给病人输了几千毫升血，同时还配制输注了多种凝血酶以防发生全身弥漫性出血。当时急得我头冒虚汗，要知道，病人还是个小伙子！”
“我在急救室守了整整一夜，老主任不断打电话询问，在场的人都绝望了。”讲起那夜的惊险场景，令狐教授至今心有余悸，“没想到天快亮时，病人的病情发生了转机，生命指征恢复了稳定。我离开医院时，天已经亮了，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令狐教授欣慰地补充说，这位病人不久前还跟他联系过，说是在做电缆生意。对令狐恩强来说，这个消息胜过千金万鼎，是对他的最大奖赏。
不久前，令狐教授应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原309医院）邀请，为一位97岁的胆结石患者做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术。由于病人高龄，要求手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病人在台上多留一分钟，就会增加十分的危险。术前，令狐恩强用了几天时间研究病例，写了一份详细预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都作了估计，并在助手选择上也动了番脑筋。到了二院，他先对手术环境进行了解，从镜子的摆设，到机器的测试，直到确定一切正常之后才开始手术。由于术前准备充分，手术只进行了二十分钟就顺利进入了胆管，取出了结石。这是令狐教授内镜操作史上年龄最长的一例病人。
总结成功的经验，令狐教授说，“患胰胆疾病的病人的年龄大多偏高，所以做术前预案时，一定要考虑到患者的整体情况。我遇到过一位患胆管癌合并胆管结石的病人，是位93岁的老红军。按理说，取
结石和放支架通常是一次到位，但我考虑到病人体质的承受极限，最后决定分两次手术，确保病人安全下台。所以，技术并不是手术成功的唯一保证，我们还要因人而异，合理应变。”
我曾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一次，令狐恩强随“科技列车活动”到宁夏义诊，在密密匝匝的候诊者中，有一位名叫马金凯的老人。问诊之后，令狐教授仔细查看了老人的全部病历和化验报告，并做了认真的腹部检查，然后提出了明确的治疗意见。目睹接诊的全过程，吴中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董玲受益匪浅，她说：“我们做的‘萎缩性胃炎合并糜烂’诊断是正确的，但‘萎缩’需要补充胃酸，‘糜烂’却要抑制胃酸，令狐教授提出把抑制胃酸的药改在晚上服，合理解决了治疗中的矛盾，不影响病人白天正常进食。病人食欲差，厌油腻，转氨酶升高，我们只排除了乙肝可能，忽略了对不太常见的丙肝的检验。令狐教授提醒我们诊断必须思维严密，思路清晰，追根溯源。”
二十年来，在令狐恩强手中，有无数消化道急危重病人起死回生。诸如消化道出血、肝昏迷、肝破裂、急性胰腺炎、化脓性胆管炎等的抢救成功率竟超过了93％，而传统治疗的成功率仅为50％。另外，他还率先从国外引进了胃食管返流病的内镜缝合治疗技术，在消化道内镜、十二指肠镜、结肠镜及小肠镜的诊疗领域，是被国内外公认的高级专家。
令狐教授不仅是位经验丰富、医术高超的神医，还是一位勤于创新的发明家。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他先后获得了“可阻止逆流的胆管内支架”和“内窥镜隔离套”等五项技术发明专利。如果继续罗列业绩的话，他还先后荣立过个人三等功，荣获过“姜泗长医学奖”和三项军队医疗成果；被评为优秀党员、教学先进个人；著书立说十几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译文三十多篇；他管理的病区荣立过集体三等功，连续四年被评为医院十佳单位……
令狐恩强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誉虽然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成功的后面，还埋伏了许多外人不知的风险。
6
在消化科工作，医生面临的致命危险首先是传染性。
中国是甲肝、乙肝的高发区，许多消化道病人都是肝炎病毒的携带者，许多消化道大出血病人就是各种肝炎迁延不愈进而肝硬化导致的，因此消化科医生所面临的感染风险要比外科还高。令狐恩强从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消化道内镜临床实践，感染的威胁对他来说更是超乎寻常。
刚接触这个领域时，当时还年轻的令狐恩强是给老教授当助手。内镜操作室狭小，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有一回，令狐恩强参加一次胃静脉曲张大出血的急救，在内镜下给病人打硬化剂止血。病人开始呕吐，令狐恩强刚把脸盆端过去，带着血块的污血、秽物就喷射状地从病人口里呕出，一滴不漏地吐到令狐恩强的左半身，他刚一转身，又一口血喷到了他的右半身，就连白大褂的两个口袋都被污血坠得沉甸甸的。但是抢救要紧，一时找不到可以更换的衣裤鞋袜……
医生也是人，也有跟病人一样的心理恐惧，只是他们恐惧的角度不同而已。不过，正是由于令狐恩强及其同行们的忘我献身精神，才改写了消化道出血急救处理的历史。传统外科手段的成功率仅有50％，而采取内镜止血的非手术手段，成功率提高到97％，使神气的外科医生退出了这块阵地。
“说心里不怕，那是假的，我有好几位同事都感染了乙肝，有的已发展成了肝硬化。”令狐恩强心有余悸地说，“但是没办法。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怕也得干，有危险也得干。我们能做的，只有在操作时加倍小心，尽量预防。”
有一次，令狐恩强在给一位乙肝病人打硬化剂时，针头不慎刺破了手指。当时还没有乙肝疫苗，作为医生，他当然清楚被带病毒的针头刺破意味着什么……他情急生智，用力掐住手指从伤口挤出血，挤了十几分钟以后再涂上碘酒酒精，然后用烧红的缝合针顺着针眼往里扎！
“烧红的针刺进肉里钻心的疼，但是在这种时候，皮肉越疼，心里反而越有安全感，那种痛苦是病人不可能想象到的。”讲到这儿，令狐恩强无奈地耸了耸肩，“如果真被感染上，是干我们这行人的职业病。即使没被感染上，焦虑又成了另一种职业病。”
令狐教授所说的焦虑，是指肝炎病毒感染威胁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不仅是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更怕影响妻子和女儿的健康。90年代，这种意外他至少遇到了四五次，每次他都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进行自救，并且定期做一次血检，直到看见化验单上显示“阴性”，他提着的一颗心才会放下。现在虽然有了乙肝疫苗，但是新的威胁却在迫近，中国目前有15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为医生必须严肃面对的新问题。
除感染的威胁外，对令狐恩强来说，从事内镜工作还要冒一个比普通医生更多的风险——放射病。比如说，当时为患者做胰管或胆管内结石的内镜下手术，他经常要在X光的辐射下站好几个小时，虽然穿了20斤重的防辐射铅衣，但也只能挡住胸部、腹部和大腿，头部和四肢仍旧暴露在射线之下，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躲避。那时，令狐恩强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一连要处理三位病人，射线吃多了，症状逐渐加重。早上头晕，晚上失眠，头发脱落，精神不济，血象中的白血球也明显下降。有时夜里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发呆。
令狐医生痛惜地讲：医生的职业放射病问题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新中国的第一代普外科专家鲁唤章教授和陈敏章教授，都是放射病的殉道者。鲁唤章教授曾任天津南开区医院院长，是在中国最早开展内镜下胰胆管疾病诊治的老专家，从70年代开始就长期接触X射线。由于当时防护意识不强，鲁教授60岁时患了血液病，由于是因放射病导致，他体内细胞无法分型。鲁教授的去世不仅为同行树立了敬业的榜样，也敲响了医生自我防护的警钟。
作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拼知识拼技术，而且也要拼精力拼体能。去年某天，已经晋升为主任医师的令狐教授接到了一项重大的手术任务——患者是军界非常有名的将军。院方非常重视将军的手术，请来许多专家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治疗方案，并委派令狐恩强执行操作。尽管令狐教授曾与世界知名内镜专家一起同台演示，成功率不相上下，可是95％毕竟不是100％！术前那晚，一向沉稳自信的令狐恩强却焦虑得彻夜失眠。
尽管写了详细的应变预案，对助手也作了重新调整，他仍心情紧张，如临大敌。庆幸的是，那天操作顺利，令狐教授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但是病人刚被推出操作间，令狐恩强就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像瘫了一般，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次日，由于重度疲劳，令狐恩强发生了突发性耳聋，立即被送入本院接受住院治疗。
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躺了一周，令狐恩强心里并不塌实：他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他。同事跟他开玩笑：“你就安心躺躺，就算被迫度两天假吧。”的确，他平时总是从早忙到晚，出诊，手术，教学，开会，著书，还有科里琐碎的行政工作，即使周末和假期也很少在家。别人出差，劳逸结合，可他出差时要比平时更忙。2002年秋天他去西北义诊，仅在宁夏的两天里，一口气接诊了上百名病人。
病房里，输液管的液体还在缓缓滴注，令狐恩强的病情刚趋于好转。就在这时，广州军区总医院来电，点名请他火速会诊！
令狐教授作为301医院的内镜专家，还肩负着各军区领导的保健任务。军令如山倒，他二话没说立即出院，带着吊瓶赶赴机场。为了巩固治疗，他让随身医师在飞机上为他继续输液，并向机长写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2小时4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令狐教授立即拔掉点滴针头，直奔会诊医院。
会诊顺利完成了，但令狐恩强身上起了许多又红又痒的疹子。原来，由于机上环境不符合输液环境的要求，尽管他带了细菌过滤器，但机舱中的细菌浓度还是过高，从而引发了感染症状。
令狐教授经历过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谈起这些，他以一副军人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军令就是生死令，容不得有半点迟缓，更不能考虑自己的风险。自从跨进四医大校门，军人意识就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无论我是实习生还是正教授，首先都是个当兵的，既然是当兵的，就要完成军人的使命。”
7
我在北医读书时，读过一个关于唐朝药王孙思邈的传说，并且面红耳赤地曾跟舍友们争执过一番：一日，孙思邈出门，路遇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惊恐而逃。孙思邈看出母虎有难言之疾。原来母虎已经几日无食，不能哺乳两只幼崽，无奈之下吃了一位过路的老妇，却被老妇头上的发簪卡住了喉咙，于是才拦路求医。孙思邈冒着被咬的危险伸手取出异物，母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母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传说编得虽然夸张，但讲出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医德观：即便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都该救它，更不要说对得病的人了。
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天使职业，不仅要治患者的病，还要体贴患者和家属的心。良好的医德医风要求医生既要对技术精益求精，还要对病人体贴入微，要求医生要有仁爱慈悯的人道主义精神。消化科经常有肝病患者过世，由于体腔内腹水太多，肚子大得穿不上衣服，即便穿上也让人看了揪心。为了能给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令狐恩强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到医院太平间为死者穿刺放腹水。
太平间里寂静阴冷，尸体僵硬惨白。放出的腹水污浊浓臭，经常一放就是几千毫升，要用脸盆一盆盆接，一盆盆倒。铁盆刺啦刺啦地刮在泥上，碰在墙上，刺耳的声音穿透鼓膜，令人浑身战栗……作为医生，与求生的人打交道会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感，那么与死者呢？当家属看到腹部扁平的亲人遗体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医生在太平间操作时难言的心情？
交谈中，我提到近些年人们对国内医疗状况意见很大，技术设备水平不高，服务态度普遍下降。甚至在人大会议上，就有代表尖锐地提出了“医德缺失症”问题，批评“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杀手”，医院变成了“收钱机器”……
说到敏感的医患问题，令狐教授推心置腹地说：由于经济浪潮的冲击，确实存在一些医生医德败坏和一些医院医风堕落的问题。医德医风需要整顿，医疗体制也亟待改革。将心比心，他很理解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要求、期望，以及满意后的感激和失望后的怨愤。他接着又说：“不过说良心话，我干临床这些年的最深体会是，我的快乐来自患者，我的痛苦也来自患者。如果手术做得很漂亮，哪怕我在手术台站十几个小时我也不会抱怨，我会和患者一样感到轻松喜悦；如果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不仅会跟家属一样难过沮丧，还会感到深深的自责。”
说到媒体热炒的“红包问题”，令狐教授中肯地说：“客观地说，其实病人给不给红包，对手术影响并不大。病人递红包，很大程度是对自己的心理安慰，顶多可能影响少数医护人员的态度，但我不相信哪个医生会因为病人没给红包或对医生有过吵骂而在手术台上瞎捅一刀，我不相信哪个医生会在手术台上故意将本能做好的手术故意做差点儿。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愿意让患者死在自己手里。”
医学是实用科学，不是终极科学，任何医疗手段都会存在并发症，任何治疗方案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和修正。反过来说，医学科学的每点进步，都会有某些患者付出代价。令狐恩强跟我讲了一个促使他致力于微创医学发展研究的幕后故事。
90年代初，国内治疗食管静脉曲张还是采取曲张静脉套扎术，有时使用“单环套扎”，有时使用“多环套扎”，最多一次可以套六个环。在实际应用中，它的适应证一直掌握不好，当时全世界的医学界都处于摸索阶段。
有一次，令狐恩强为外院某病房护士长的丈夫做套扎，术后第四天，患者开始吐血。双臂扎满了点滴也维持不住血压，护士只好用注射针直接往静脉里推血。从内镜下看，看到胃底血管血如泉涌，250毫升的弯盘不到十分钟就接满了血，只好再换一个盘子接，不断有人帮他换盘子。手术台上，令狐恩强沉着应变，即使看到喷血也不惊慌。最后，他为病人打了是普通病人四倍量的组织硬化剂，终于将出血止住了！但是遗憾的是，病人一周后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未能安全度过危险期。
对令狐恩强来讲，操作虽然成功了，但是结果却是失败了。悲哀和无奈，使他难过了好长时间。类似的失败，令狐恩强遇到了不止一例。他和同事们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发现手术失败是由于“套扎期致死性出血”所导致的套扎环过早脱落引起。此后，科里针对病人的个体情况，对手术适应证进行了严格限定，避免其他病人重蹈覆辙。令狐教授郑重地说：“正是这些病人的死亡使后人受益。任何治疗方案永远不可能没有并发症。我讲这些道理，恐怕病人和家属很难理解，更难接受。”
无论西医史还是中医史，都是历代医生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循序发展的承继史。假如李时珍没有“神农尝百草”的实践精神，也不可能写出《本草纲目》。因此，在提倡医生修养医德的同时，也应提倡医患之间将心比心，相互理解。令狐教授一再强调：“医患之间的问题是态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令狐恩强毕业后，作为住院医在大内科转科两年。有一天，令狐恩强和同事们忙了一个通宵，四个病人到了早上只剩下了两个，他心中的沮丧难以言表。没想到，当他心情沉重地在向一位去世病人的家属交代情况时，对方反过来安慰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尽了力。病人能死在301医院，我们觉得很安慰。”家属的理解使令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