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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2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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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官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28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13天,后是蒋扣张54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的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20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稞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 
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以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1956年到了,终于熬过了20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在台的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养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20世纪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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