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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以土立国的大陆农业国来说，在凭借土地资源而形成的原有利益集团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掌握大量资本的商业利益集团，情况会更加复杂。所有通过海军控制的飞地，日后肯定如三佛齐一样，以经济控制大于军事控制的模式，成为大虞的属国，即便是安南、骠国这样已并入国土，采用城县制的地区，如果不是因为布政使的外戚身份，恐怕朝廷还是抱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这些新子民。
中华传统就是官绅掌握土地，因隐田、免税等措施，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土地的产出要求稳定和封闭，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很容易影响粮产的数量和价值。虽然大虞对此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遏制土地兼并的速度和趋势，但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各种原始积累，会破坏这种依土地而建立的单纯关系，甚至让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人一样，变成可买卖可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同立足原则会导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倘若资本集团对外扩张停顿或失败，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土地兼并，这缘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当然，对于热爱土地的国人来说，直接告诉他们，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用不着为眼下这点争得死去活来，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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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东瀛，他们为什么热衷于下克上，因为幕府的分封是为了封锁阶级，确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民—匠人—商人’的划分，辅以神道教和佛教的约束，一个认为天皇是神的后代，确定人神之分，一个用‘轮回说’劝各阶级各守其道。但平家打破了这个传统，商人可以成为家臣，农民拿起刀可以成为武士，武士可以振臂一呼，推翻大名上位，做将军又有何难？
任何文化和政体都是在经济基础上构建而成，多山少地的狭小岛国，只有三块较大的平原——近畿、关东和浓尾。不论是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讲究血统尊贵的贵族，还是闲时耕田战时保地的草根武士阶层，他们的经济来源只有土地。位于狭长国土中间位置的政权很难有足够的控制力全面掌握国土，近畿地区也养不活一支专属于天皇的军队，去讨伐东西两边不安分的地主，所以，发展神道教维护皇权的威信，采用分封制去控制近畿之外的田地，是唯一选择。
分封带来了庄园制经济，在没有足够技术发展铜、银、金等货币时，米布就是这个岛国的货币。当定朝钱币流入东瀛成为通货时，给完全依赖土地产出为生的御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本来十斗粮食足以换取一匹表现武士身份的马，现在铜币先过一道手，十斗米换来的钱在某些时候只能买个马屁股。再加上诸子均分的‘分割相续’，造成类似‘推恩令’的结果，每个人能得到的土地越来越少。没地就没钱，没钱只能借，借了高利贷还不起，只能卖地，地都没了，自然更没钱——这是土地兼并永远不变的恶性循环。
有武力值的人自身hp不足，当然要从别处抢血瓶和绷带。上杉家的横空出世，不是因为他们比源平两家拥有更多资源，而是顺应时代，在制度上小小变革了一下——嫡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出去抢新地盘。有了新的土地分配方式，意味着攻占下来的土地会重新分封，相比较于单纯依靠近畿和关东平原旧势力晋身的源平两家，上杉家显然更得人心，所以才能暗中收买，或说劝降平氏阵营各势力，在平氏即将享受胜利果实、精神松懈之际，成功地一击必杀，取而代之。
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实现聚拢家族资源不再细分，但基于分散的土地而形成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获得幕府分封的守护和守护代，自然也凝聚自己家族之力，成为大名。每个大名想必都很支持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儿子和兄弟们去开疆扩土，开始新一轮的对外战争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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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虞来说，东瀛这种距离较远、来往时间长的小地方，比之三佛齐的航道要冲地位低许多，仅比琉球这等体量的小串岛重要一点，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把它作为一个获取金银的商业属国足矣，使臣可以让商人们兼任，只要控制了对马岛，连上岸驻军都不必。
他们内战打得越久越激烈，越要依靠大虞的海贸，给大虞输入金银，所以枢密院在皇帝和太子的建言下，很快制定了‘扶三港，占隐崎，控出云’的战略——重点扶持信田，能拿下甲斐金矿最好，维持岛津实和长宗部的现状，打击隐岐走私的海盗，将其收编，重点保护出云的银矿，在出云选择一位大名合作。当然如果虎义头脑足够好，能搞定加贺一向宗，在能登开港，也是个不错的合作对象。
至于僧兵的存在让寺院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名，这点让枢密院比较踌躇。越是乱世则越需要‘正统’思想来禁锢等级关系，这是新上位者防止下克上的工具。但东瀛的佛宗往往依赖于庄田的产出和信众的供奉，对贸易并无需求，甚至反对开国互贸，因为信众一旦离开本地，就会给别家寺院献财了！这样的阻力，大虞选择合作伙伴时多了一个条件——敢于灭佛再立。
还有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就是东瀛佣兵。许多武士因战乱失去家主，不愿‘折节投敌’而变成浪人。在大虞没来之前，他们大多成为海盗，在对马岛、伊岐岛、隐岐岛游荡走私。大虞来了之后，他们非常愿意受雇为‘上国之兵’，武艺不错又听话，善水战，不畏死，刚好可以收编补充到安东军中，接受系统训练和语言学习，日后随着安东军出洋征战，成为雇佣军主力，与汉人无异。待他们回归本土，也将成为治理东瀛的最好人选。
这样四面开花的结果，除了会让东瀛不易平定，也能让大虞仔细选择一个盟友进行合作，等此人真的成了‘天下人’，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权之后，只要在其试图自立，或别的国家前来染指时，从高丽和琉球两地加以施压，完全能让这根墙头草安分地为大虞守好海上第一道门户。
唔，这就是我们的东海第一岛链！
157 帝国之形（）
东瀛正在经历的过程，正是中华在秦帝国集权之前的历史，华夏一族从黄土高原扩张到现在的规模，显然不可能是充话费白送的。广袤的国土让中原政权可以不断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寻求更多土地，以解决每个朝代末期因土地兼并过度所导致的矛盾。比如秦下巴蜀、荆楚，汉克岭南、西域，唐开吐蕃、栗特，定朝入大理、东北、安南、高丽，济朝虽然惫懒武事，修建的水利工程足以将让汉人在这些新的疆域里扎下根来，繁衍生息。如果是顾辞知道的宋朝，虽然弱得和晚清一样割土求和，好歹富庶繁荣，还有个粮食革命，引入占城稻，‘湖广熟、天下足’，自然没了占地的动力；元朝不用说了，险些欧亚一家亲，明朝重文治似乎作为不大，但沐王爷搞定了云南、贵州；不为文人所喜的清朝却把整个蒙古、东北、西域、青藏、台湾都划拉回来，即使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思想下割下许多肉，至少还留下一只完整的‘鸡’。
神宗九年，建国八十一年的大虞正处于上升期，帝国最尊贵的一家人有幸亲自创造和经历这段的历史，借助这次了解国门之外的机会，她支使双胞胎去整理国内外各朝代在开国‘九九循环’时都发生了什么大事。
阿双抢着整理国内史，毕竟有高岱教授做后援，翻翻资料而已，一点都不难，阿桑很激动地开始折腾西方历史，顾辞特意不限制他们的交稿时间，写好一段交一段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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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按武王分封始，八十一年正值周穆王十二年，西征阳纡，小胜而归，但加剧了与犬戎的冲突，‘自始荒服者不至’，之后两伐而定犬戎。第二年东征，八师伐淮夷，后来又去西边一趟，勾搭了西王母。这个喜欢东奔西跑、打仗泡妞的皇帝，结果是朝政松弛，周天下由盛转衰。
到了东周时代，彼时乃周庄王八年，齐、鲁、宋、陈、蔡五国联军攻卫，送卫惠公复辟，南边的楚文王徙郢都，深入江汉腹地，奠定楚国的根基，倒是没什么全国性的大乱子。
秦朝国祚太短，西汉的八十一年正是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辉煌的河西战役之始，从此武功昌盛，国土大增。东汉延平元年却陷于戚宦之争，一年内换了两任皇帝，外面鲜卑侵渔阳，西域联兵反汉，谈不上扩张，尽在内耗。
三国之后的晋朝八十一年已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永和三年，能算大事的也就桓温伐蜀一桩，虽然四分五裂，竟然还跨越千里西域，与拂菻建交，也算一个壮举。
南朝是齐中兴元年，萧家先祖萧衍正在大放异彩，即将搞定皇位，建立梁朝，这一段自然得到阿双的大书特写。北朝的鲜卑政权从北魏元年开始算，即宋明帝泰始三年，在献文帝拓跋弘和大将慕容白对南方的侵略，以及宋明帝北伐反攻中度过。
短命的隋朝之后，大唐的八十一年是女皇当政的则天顺圣皇后中圣历二年，有吐谷浑余部内附，又与西突厥十姓部落相通，山那边飞旧渤海国静悄悄地立国了。
定朝天祐元年接于唐昭宗的天复四年，第八十一年是穆宗之子、烈宗他爹顺宗继位第一年，做了二十八年太子的顺宗终于熬过了强势的老爹，改元观宁。虽然这个年号只维持了一年，顺宗就驾崩了，但这短短一年半里，他做的几件大事足以载入史册——开放港口迎入大食人，随之而来的玉米、红薯等发源自‘尼罗河源头’的粮食从此名列华夏食谱，年底又再接再厉引进卢城稻和占城稻，才有了江南鱼米之乡的繁荣，也让烈宗常年应付羯夷、匈奴两线作战，出击天山之外，仍能迅速恢复元气。
济朝继承了殷实的家底，据称元宗改元时，人数已过亿，待迈入九九轮回之年，济简宗统正十四年，本该更上一层楼的国势却已摇摇欲坠。羯夷首次突破北方防线，攻入上谷郡，如今的上京，军民哗恐，争相南逃过涴江，几无主官留任，刚中进士刚及冠的太宗走马上任上谷郡守。当时河西走廊尽失，朝廷数次大举征调西南夷土著和川夔边民新修三关，疏通漕运，修陵寝，激起民愤。文人领军，对付彪悍山民，完全束手无策，再加上朝政惫怠，旱情、瘟疫，加上巴蜀大地震，简直天都容不下简宗，腊月没到，他就光荣谢幕了。接下来开始了延绵不绝十来年、此起彼伏的边民起义，和每年准时来打劫的匈奴、羯夷，以及连年天灾，雪、涝、旱、蝗轮番上，济朝再没缓过气来。
现在到了大虞的八十一年，收复西域、东北、康藏、吐蕃、高丽，新纳安南、骠国、琉球、三佛齐、真腊、龙门，又有海军之威和骑兵之盛，帝国之相初具雏形。
年方八岁的二皇子袁胄不认为自家老爹会就此止步，眼下国朝无内耗隐忧，连着几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民生富足，军势占优，没理由不向刘野猪和定烈宗学习。若讲究休养生息，大可让大哥抚民，他跟着镇北军或靖西军去打江山，以战养战，哪怕把自己的俸禄全扔进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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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的西方史研究得不是太顺利，主要是安息、大秦、拂菻等没有系统的编年史可考证，不过这些国家和文化引起了他的兴趣。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泡在鸿胪寺的通译司和高教授的书房里查资料、做笔记，然后拿回来与哥哥们和顾辞讨论。
这些零星火花似的小碰撞，有时能给在一旁打酱油的袁懿或艺青不少启发。例如孩子们评价古希腊雅典打造的‘提洛同盟’形式，将本该由同盟的城邦国缴纳和共同决定用途的‘盟金’变相改为每年献上的贡税，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为城邦国的海上安全保驾护航。这种本该平等的同盟，却因为一家独大，成为松散的‘帝国’模式，让艺青借鉴到处理东瀛业务上。
东瀛是个很好的试验点，先辅以条约形式，以打击海盗或保护华商为名，全面接管东瀛港口的关税收入和军事权。以大虞现有的商业渗透能力，可首选在那儿试点宝钞的发行和控制，大量进口他们的金银矿和渔林产品，卖出多余的黄豆、小麦等农产品，必要时倾销稻米，使其经济命脉完全受控于皇家产业。退一万步讲，若东瀛政权彻底不受大虞控制，依两国贸易的紧密联系程度，哪怕换个凶残的蒙兀人当天皇，也不会影响其在商业方面的附属地位，大虞还是能占主导之位。
袁懿对此提议很认可，让内阁众议之后，待时机成熟，朝廷拟下发正式国书，将东瀛的‘属地’地位明确下来，充其量不过给个‘属国’待遇，以代替之前通行的‘称藩纳贡’。称藩纳贡是一种以小藩事大国的关系，藩国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以每年的朝贡表示服从。中国方面对藩国持不作为态度，甚至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给藩国的赏赐远超过贡品的价值，反而是亏本生意。宗藩之间看似不平等，实际上只是维系一种友好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毕竟中国如果真想要某地，一般打下来后，直接驻军、流官、移民、开垦，允许作为藩国存在的地方，基本上维护起来性价比不高，例如海军壮大之前的安南、高丽、骠国。以后这种商业优先、军税全控的‘属地’关系，也将取代宗藩关系，成为大虞远距离控制海外诸地的国策。
至于中南半岛和高丽这种，有陆地的连接与支撑，先占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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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有些史书将东瀛战国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
在大虞全面介入之前，以大名与将军之间的斗争导致幕府更迭，藤原氏、源氏、平氏和上杉氏都是为了上洛组建幕府而战。
第二阶段是大名之间的互殴，上杉幕府在广义之后的将军和天皇一样，是被摆起来或抢来抢去的装饰品，这一阶段以彻底的兵农分离为特征，由于大量的农民成为持刀弩的武士，大豆、棉花、玉米等经济作物和肉类严重依赖于大虞进口，宝钞成为货币。
最后一个阶段很短，继承了信田家和上杉家的信田由方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天下人’，他以‘天下布武’为口号，大力提拔各个阶层的人才成为家臣，通过封地和商贸权的区别分封，和严格的晋升奖惩法度，牢牢控制了庞大的家臣团队，并引入了大虞的弓弩，成功地收服了整个本州岛的大名，逼降两藩，组建了一个全面控制公职和天皇的幕府，对大虞割让隐岐岛，全面开放除鹿儿岛、冲岛之外的中京、横滨、难波、博多、敦贺、青森、富山七港，东瀛的海岸线全部对大虞开放。
在由方的威势下，被压制的家臣们相安无事，然而他的去世，又使信田幕府分裂为数派，尤其是占据港口商贸权却无多少土地的大名蠢蠢欲动，纷纷支持不同的继承人。此时大虞以‘驻军保护七港’为条件，介入此次纷争，以七港大名为首，投票选出由方幼子由定为总督，彻底废除将军一职，而其他占地颇广的内陆大名，则联名推举一人出任关白摄政，一武一文，彼此都不再轻易动武。在七港和京都的大虞使馆区的监控下，近二百年的东瀛战国时代结束，三岛迎来久违的和平。
158 欧洲烽火遍连天（1）（）
大虞在遥远的东边一枝独秀，如拈棋落子，任意主宰周边小国的生死存亡，而长期被欧洲人视为东方代言人的大食，这次要和死对头西方人一起，迎接蒙兀人的挑战。
乞瓦已失，第聂伯河以西迎来也素亥的大军，罗刹大公、贵族们的联合抵抗几乎全是无用功，一旦开战，军民全歼，洗劫、焚毁、屠杀，就算投降，教堂里避难的百姓妇孺都不能幸免。一路西进到沃伦（沃伦斯基），也素亥面临有两个战略方向选择：一是向南，入侵本都海西岸的保加尔和拂菻，二是继续向西，进入被科尔巴阡山包围起来的马扎尔草原，或从马扎尔北上，攻击孛烈儿。后者正是当年的匈人阿提拉和其他常来欧洲草原看看的游牧民族最喜欢的路线。
孛烈儿和马扎尔属于大秦教廷的铁板跟班，保加尔与拂菻教廷更为亲密，这下两大教廷顾不得高兴巴合黑如何收拾大食，束手无策地等着带刺的小鞭子抽下来，因为，好说话的忽特刺没参与西征，而是折返高咖索山脉。侄子和哥哥都要抢他的那点儿地盘，岂能坐视不理？不过，位于亚平宁的教皇国，比起日耳曼‘神圣大秦帝国’的重城维也纳，显然距离蒙兀人更远，他们还有余力关注他国战事，比如，配合巴合黑，酝酿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重现第一次东征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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