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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国文讲义》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看到的那点意义。”
林斤澜说：“‘演绎的方法’发展下来带上了恶果，至诚后来那‘先有题目’，成了‘主题先行’，那‘主题’有变成‘政治命题’，那‘现成材料赶紧动笔’，就是对‘命题’进行图解。为什么要‘赶紧’，好比热门话题，时过就冰凉。若及时赶到点子上，就‘打响’，就‘轰动’，就‘一举天下知’，好一番热闹如火里爆油也。”
粉碎四恶，需要揭露，先是宗福先的《于无声处》闹翻了天，刘心武的《班主任》来了，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来了……揭露之后该“反思”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张贤亮的《灵与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纷纷爆响，好评如潮。共产党开了个“三中全会”，改革了！蒋子龙大海弄潮，《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全部获得那几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同样拿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时还有个柯云路，《三千万》和《新星》一出，可谓洛阳纸贵，陆文夫棋高一着，想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写了个《围墙》，获奖名列榜首……
那么，运用演绎法写作的叶至诚当初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我想，他当惯了那个时代的写作枪手，局限很大，要写出小说精品，亦属怪事。建国后，老舍紧跟政治，写了不少图解作品，仅有一个完整的好剧本《茶馆》，的确是焦菊隐帮的主意。而改用这种方法的曹禺就再也没有好作品。曹禺下去体验生活，回来说：“收获甚多，头绪全无。”周恩来叫他写“民族大团结”，结果《王昭君》自是下品；周恩来又叫他写“巴黎公社”，曹禺先是欣欣然接受，而后痛苦万分，最后无法交卷！
林斤澜说：“几代作家进入死胡同。要求作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一’必然发展成惟一，‘第二’必然发展为可有可无。”
叶至诚一方面操用演绎法，一方面又不屑上面那些大红大紫的小说，他怎么写！
而且，他又没有汪曾祺那样的盖世才华。林斤澜说：“‘文革’中，汪曾祺写京剧，叶至诚写锡剧，所写的东西都没有‘自己’。后来汪能跳出来，成就那么大，原因之一是汪继承沈从文的这一套，不大考虑主题思想。他用的是归纳法。写鲜活灵动的东西，下笔葳蕤，文成葱茏。二是汪的才气过人，念的书比叶至诚多，底子过硬，不仅文学，其它艺术的功夫亦非一般可比。”
林斤澜说：叶至诚每回见到，总是一个样子，小胖，平头，垂手，上身前倾头略低，极似他的父亲叶圣老。给他穿上长衫，活像古玩店老板，或琉璃厂老板。那慈祥、憨厚、正派还是像叶圣老。后阶段的叶至诚，与林斤澜相聚，常常无意地重复着三句话：１、“外省生活。”２、“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３、“我不会说孩子话了。”林斤澜说，叶至诚受俄罗斯和欧美文学的影响极大，这三句是典型的翻译小说语言。弦外之音，“外省生活”是把南京和北京进行比较，南京世俗，远离中心；第二句是表露无奈，他看破了这个世界。第三句来自他少年时崇拜的索洛延。自比失去天真，失去了写作角度。失去了就不能复生。“叶至诚这些话，流露于茶余饭后，但反映出他极端伤心的心理，”林斤澜说。
叶至诚有两篇散文是我喜欢的。一篇是《追念母亲》，一篇是《跟父亲一起去？直》。林斤澜说还有一篇写得好：《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叶至诚死于病毒性脑炎，终年６６岁。
叶至诚临终住院还带去一大叠稿纸。一个作家拔腿追赶他的好梦，离开了人间。
我见到高晓声是在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那时温州《文学青年》当红，发行量超１０万，另有函授者几十万。于是隔年请名家讲课，林斤澜、高晓声携夫人过来的那年，讲课地点在雪山，依山而建的一个会议室。我刚刚大专毕业，写了一个散文，让林斤澜过目，不想喜欢，附信推荐给《北京文学》，那时他还不是该刊的主编，该刊不用。到温州来，他把这一篇给了《文学青年》，顺便说，叫作者过来参加活动。我当时在乡下教书，穿一身白西装，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听众两百来人，来自全国。
林斤澜讲课，我记得是讲鲁迅的小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的林斤澜，从前演过戏、教过书，这回又非敷衍，听众得宝一般兴奋。高晓声一来，糟糕极了，黑脸耙牙，肩膀一高一低，完完全全是个农民。有人说：“他的脑袋是厚度有余，宽度不足，活像一个神奇的魔方。”不料，他开头一段话又竟是这样：“哈哈，来了那么多人……很有文学热情……我看将来真成为作家的也就一二个人……”
他努力操用普通话，可苏南的土话明显占优势。听得极为吃力。——后来看到朱苏进有这样的话：高晓声说一口非常难懂的江苏武进话，听不懂他的话，就琢磨他的表情，看他的手势。猜歪了思想，常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高晓声怎么会这样说话呢？这不是打击大家献身文学的积极性吗？我当时想道。因为这个开头，我就不怎么听他了，话又那么难懂，虽然当时他的名气在林斤澜之上。因而他说了些什么，至今我不曾记得。现在想来，当年文学青年多如过江之鲫，实不正常。他的话没错。
一两天之后吧，拍个集体照，我又见到了他。这回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五六个作家，坐在前排当中，林斤澜夫人坐在林斤澜身边，高晓声夫人便自然而然地挨着高晓声坐下。忽然，我听得一声大嚷：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懂文学吗！”
他的夫人便烫着了一般站起来，离开远远的了。
我亲眼所见的高晓声就这么一点内容。而我的朋友、当年《文学青年》编辑吴树乔，是接高晓声到温州的人，后来成了高的好朋友。吴树乔说：
他到了无锡太湖边一家宾馆，见到了高晓声。高便问林斤澜何时到温州，吴树乔说已在温州。高便说先去常州镶个牙齿，再到温州。那时交通不便，需坐夜船到杭州，再换成车。夜船里，喝酒又聊天。身边一个女人问高晓声是干什么的，高说是写书的。女人窃笑，以为高是在讲笑话。吴树乔说：“他是高晓声。”女人大惊，高晓声这个名字当年如雷贯耳。抵温后，文联租了轿车送高晓声到江心屿玩，司机遇见熟人便兴奋刹车，说：“车上是高晓声。” 当时正值什么“清除精神污染”，留长头发的要剪，穿喇叭裤的要剪。而且恰巧，胡乔木就在温州，并且住在雪山！市里警觉，文联慌张，本来作家们是要留下玩几天的，比如走走雁荡，看看洞头。这回便毫不犹豫地打发他们回去。这事蹊跷，现在想来滑稽，就是最小最小的运动，为什么文联和文人们就条件反射的畏葸？
林斤澜夫妇温州人，亲友如云，和市长的父母有私交，他能堂而皇之地久住温州饭店。有个叫曹玉模的安徽作家当即就走，只有高晓声还想留下来，东张西望。吴树乔只身远离云南地质队的父母不久，老家温州没有房子，他便把高晓声夫妇带到亲戚家轮流住下。堂兄堂嫂甚是热情。温州的老酒很好吃，高晓声大加赞赏，说是味道最为纯正的老酒。高晓声和吴树乔结下了友谊。
后来的一天，吴树乔陪林斤澜夫妇高晓声夫妇逛了雁荡，林斤澜又要去边上一个叫观音洞的地方。温台交界，１至６洞为温州管辖，７洞为台州管辖。林斤澜３０年代末曾在此搞地下活动，算是故地重游。高晓声夫妇没有兴趣，留在山脚。观音洞凿于半空悬崖，云罩雾苫，不见海日，不闻天鸡，只见绿树生烟，乌岩巍然。林斤澜两手叉腰，踟躇，徘徊，似在浮想，夫人抽了一签，为的女儿婚事。下得山来，已过午后。只见高晓声啃着番薯，两手是泥，一边吐着番薯皮，一边对林斤澜大发脾气，意思是：你肚饱，我肚饿嘞！吴树乔心想，啊，高晓声偷番薯了，幸好没被农民发现，倘若发现，温州的农民还好办，是台州的，可就麻烦了。
那时粮食挺紧张的。
离开温州，高晓声给吴树乔来了一信：
吴树乔同志：
我已平安到达广州。离开你后，当天下午四时半到宁德，有四位同志在车站接我，在宁德住了两个晚上才走，……二十四号下午四时半到福州，他们已在接我，在福州又住了四天，才于二十八号飞来广州。一路顺风，同志们接待十分热情。福州的同志也听到一些话的，但实在不用紧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极其感谢你在几天极尽全力陪伴我，我将永远记得。不久我将去海南过冬，今后联系仍把信寄到家中。专此问
近好
高晓声
１９８３？郾１１？郾３０
所谓“也听到一些话的”，指的就是反“精神污染”。次年初，高晓声给吴树乔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那些作出剪人家头发的主张的大人们，不知有何面目见老百姓，真不知羞耻。”在往后的几年里，高晓声给吴树乔写了十几封信。信中我看出高晓声各地跑，比候鸟还飞得起劲：“我一直在广州过冬，一月二号回南京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议……二月五号我去上海，七号仍飞广州……大约四月底回常州……”“我这次到广州，带了大女儿来，还去了深圳、蛇口、沙头角……”“我二月廿八日到从化温泉住下来写小说，今天已经四月廿四号，再过几天就将离开，到上海可能还有逗留，因有一位日本学者要来，约了见面。”“七月中旬，我打算去庐山……”“我最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七月八号到南昌去，要在江西兜一个圈子……”
他爱海味和温州的老酒：“今天二月三号了，我还没有吃到你寄来的鳗鱼干……”“……回家以后，想请几次客，真想买点海味。上次买的紫菜最好，想再买三斤，虾米也要，你看还有些什么呢？……一共多少钱，随即告诉我，我就寄给你，这一点不用客气……”“你带到上海的紫菜和海米，我马上就收到，十分高兴……今寄上人民币１９？郾５元及１９８２年小说集一本，请查收。”“你出来，就带些海味来，不许你送，开发票，我付钱。我还喜欢温州０？郾３６元一斤的黄酒。我认为极好，也尽量带些来。”“我上次回家，听说你带了紫菜来……”“信收到，带来的海味也收到。”
一个几十年穷苦的人，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从信中，看出高晓声细心，真诚，是个重感情的人：“问你的宗亲和伯叔兄弟好”。“最近常州市委又给了我一套房子，大小和原来的差不多，就在原房的前面。这样，我就有了两套房子了，可说比较宽了，你来玩，就有地方住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最好告诉我，以后我把信写在你住的地方，以免旁人注意，认为我眼里只有你。”“我打算在家里过国庆节。你如果能抽出时间来玩，可在国庆节前二天到我家……”“我一直盼望你来玩的，想不到你竟这么忙。”“你对我有一种长辈的尊重，我不敢当。我喜欢平等，我们还是以好朋友相处。你忙，行动不自由，我能理解。我也很希望看到你，将来你结婚，出来旅游，就到苏南来，好不好？”“你上次来信，说到你快要结婚的事，我很高兴，想送些东西给你，也不知道送什么。我女儿在新华书店，建议送一本《辞海》给你作为贺礼，我觉得合适，所以叫我女儿寄上。你收到后，可复我一信……”
高晓声与吴树乔的交往，可见性情，可见地位，可见当年的状况。
话说当年的“探求者”一案，最为倒霉的就是高晓声。当年审查，一定找个首犯，分个主次，开始“探求者”都自己扛着，结果还是把高晓声推出来。旁的人保住公职，给一只饭碗，高晓声被开除，送回老家农村。这里有些不公平。陈椿年在《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一文中，说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底第四期“文学讲习所”开学。开学不久，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议题是执行“双百”，陈椿年列席旁听。冯雪峰和周扬在会上争论，争论以后周扬做总结发言，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陈椿年喜不自禁，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后来操办起来，地点都在叶至诚家，叶的地位又最高。虽然高晓声写了“启事”，但陆文夫起草了“章程”，陆文夫和方之还到上海去，拉巴金、姚文元等人支持。今天看起来，高晓声“情节”较轻。可是，当作罪魁祸首，高晓声竟不吭气、不反驳，他冷静考虑着自己将走的路。
陆文夫说：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啦。众人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大家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
“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
“回家做什么？”
“结婚。”
此种对话几乎是喜剧式的，可是高晓声的永远的悲剧便由此而产生。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姓刘，生得瘦弱而文静。两个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
高晓声新婚的妻子辞掉了工作，到了高晓声的身边，共御风雨，艰难度日。谁知道那位姓刘的女士红颜薄命，大概不到一年便因肺病不治而死。高晓声心中最后的一点亮光熄灭了，他的灵魂失去了依附，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停泊的港湾、可以夜栖的鸟窝。高晓声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了，幸亏当时苏州一位朋友帮助，进苏州的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部分肺，苟得活命，凄凄惨惨。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他以为家乡的沃土总能养活一个归来的游子。但，大饥荒来往往亲子不认。高晓声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三根肋骨没有了，重生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对高晓声离开南京，林斤澜说：“土有土性子，高的性子也高，索性断绝一切往来。”就是说，２１年，与文艺界以及“探求者”不再保留一丝关系！
“文革”之前，叶至诚每到北京，林斤澜总问高晓声的下落，这时候叶摇摇头，说：“可能死了。”好容易熬过了“文革”，林斤澜又问叶至诚，这回叶好像不大犹豫，说：“死了。”叶至诚决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但死个把知识分子还不容易吗？对于高晓声的“死了”，林斤澜看叶至诚，“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悲伤，”林斤澜又说，“我也不悲伤。”
林斤澜说：“在‘探求者’冤案中，最冤的是高晓声，他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正因为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他的婚姻显得最惨。叶兆言说他‘聪明过人，料事如神’，我看他的命运，偏偏是‘聪明过人，料事正相反’。”
林斤澜同我的交谈中，反复强调高晓声两个“最”，即“冤案最冤，婚姻最惨”。也即所谓“整个儿是条苦瓜”吧。
林斤澜说：第一个妻子之死，给高晓声打击很大。但他不能不再婚，别的不说，在农村，高晓声作为父亲的独子，也得再婚。“无后为大”一也，被人刻薄地骂为“绝后代”二也。而且别人盯着，那是觊觎你的房产财产了。他必须生个儿子下来！
不久，篾匠高晓声来到一个村庄，在一个寡妇家里做活。寡妇不识字，有两个女儿，高晓声右派，又是个半残疾人，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生活在一起了。“高晓声对两个女儿很好，就是后来闹离婚，也对两个女儿很好，”林斤澜说。很快，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插秧割麦，整畦施肥，蛙声里捕鱼，月光下采桑，日子歌唱一般流走二十多年。
但是，“高晓声有一个事情非常特别，”林斤澜说，“这是他妻子和我说的：他在楼阁上安一个佛龛，这个佛龛干什么呢？供他的前妻同学！妻子怎么说怎么吵都没有办法，高晓声初一十五总要上去点几炷香，下来时脸色严峻，仿佛身在异处。”
这是现实主义里的浪漫主义。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高晓声夫妇来温，是林斤澜的主意。林斤澜对高晓声说：“我们都带妻子。”林斤澜对我说，他已见出高晓声夫妇婚姻的前景不妙。他很同情高晓声的妻子。高晓声声名日隆，可妻子纯粹是个农村妇女。你要离婚，人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在人间，不是所有的悲剧都能变成喜剧，失去不能都得以找回，创伤不能都得以修补。林斤澜想望着在温州的山水里，笑声里，让高晓声夫妇重新携手，走好下面的半生。
高晓声哪里听林斤澜的！你林斤澜多么恩爱，和妻子十多岁一起“革命”，在台湾结婚，妻子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届学生……高晓声的妻子自然不能相比。
林斤澜透露，高晓声的妻子文盲不说，也不是一个温文温雅温柔的人。
在温州，林斤澜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