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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20世纪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曾对徐梵澄说，世家弟子有三变，一变为蠧鱼，即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图书；再变则为蛀木虫，即出卖家中木器乃至房屋；三变为大虫，即“吃人”，卖去奴仆。
上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深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茅盾回忆，鲁迅曾在左联的会议上告诫左联成员要改造思想，他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
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所尊崇，但他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鲁迅在闲谈中偶然说，田汉请客，座位背后赫然站着一条大汉。有人告诉他，这是田汉请的保镖，鲁迅认为，田汉不是富翁，不用防人绑票，如果是防止国民党拘捕，一个保镖怎么抵挡得住？对照田汉的生活态度，要么，是炫耀自己的重要身份，要么，是扮演一次罗曼蒂克滑稽戏的角色。说完，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
周作人对张铁铮说，鲁迅这个人，有所谓的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谿刻”，与李越缦相似。张认为，“刻”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说是“疾恶如仇”也未尝不可。
【温厚】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孙伏园回忆，他和鲁迅一同旅游，无论到陕、厦门、广州，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为他打包。
鲁迅、孙伏园等三人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酬300元，鲁迅认为，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他们得知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赠了一部分钱。西北大学的工友服务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些钱。同去另一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登时说不出话来，他私下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故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送给俞家三姐妹一包奶油蛋糕，但俞芬收了起来，没有给两个妹妹吃。鲁迅知道后，再送糖果、点心时，总是分成三包，一包较大的给俞芬，两包较小的给俞芳、俞藻。
北京冬天，常有小贩叫卖“萝卜赛梨呦——辣了换”，这时，俞芬便带头敲鲁迅的竹杠，让他请客，十有八九她们的愿望会得到满足。还有一种小贩是卖桂花元宵的，元宵比较贵，大家都没吃过，一次，俞芬又敲鲁迅的竹杠，结果他竟然同意了，一共买了九碗，不仅俞家三姐妹、母亲、朱安每人一碗，连周家的两个女工和俞家的女工也有。结果，因为头天晚上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第二天卖元宵的小贩又到周家门口吆喝了好久。
1928年夏，鲁迅到杭州游玩，川岛夫妇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旅馆看望鲁迅，小女孩叫鲁迅“太先生”，鲁迅便握着她的小手，称呼她：“密司燕燕。”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老太太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个寒冬，鲁迅坐人力车，发现车夫没有穿棉裤，问他为什么，车夫答：“先生，生活艰难啊，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鲁迅便给他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穿。第二天鲁迅下班后，在教育部门前观察，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力车夫都穿着单裤，他感慨道：“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车夫很是惊恐，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含笑说道：“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回忆，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呼号，她随父母到伯父鲁迅家中拜访，在离鲁迅家后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个车夫因光着脚拉车，踩到了碎玻璃碴儿，正在路边呻吟。周建人忙到屋内叫出鲁迅，拿着纱布和药，为车夫夹出碎玻璃，包扎妥当。车夫回家时，鲁迅将药和纱布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家中好好休息。车夫走后，周晔问鲁迅为何这么寒冷的天光着脚拉车，鲁迅的回答让她不是很明白，她希望伯父能给一个详细的解答，鲁迅却只是抚摩着她的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下楼时，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对鲁迅的殷勤样子，司机很是窘迫。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少使唤家中的女工，也从不责备。如果许不在家，他便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如果不是女工见到过来代劳，他绝不会高声叫人帮忙。
一次，老女工陪周海婴玩耍时，从鲁迅的书架中拿了一本书，扯下书页来，从阳台上吹下去，说是放纸鸢。等鲁迅发现时，书已经撕了大半。鲁迅视书如命，但他知道老女工不识字，只图博周海婴的喜欢，所以并没有责备，只让她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鲁迅搬到西三条，许钦文和孙伏园合买了一只大火腿，由孙送给鲁迅。几日后，孙对许说：“大先生说，‘钦文也送火腿，他要因此多写多少字呢！’要我告诉你，下不为例。”
许钦文在北京时，家中负担很重，日子过得清苦。去看望鲁迅时，鲁迅总是拿出一个扁扁的灰漆盒子，里面盛着一块“萨其马”之类的点心，拿给许吃。许工作后，有能力自己在街上买点心了，鲁迅便不再请他吃点心。
尚钺病愈后去拜访鲁迅，聊天时，鲁迅觉出他的困窘。尚告辞时，鲁迅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道：“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最初白薇并不亲近鲁迅，每次去送稿，总是在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走。半年后，她听到鲁迅对人说：“白薇怕我吃掉了。”一次，白薇和杨骚去见鲁迅，刚走到楼梯口，鲁迅便温和地在楼上说道：“白薇请上来呀！上来！”白薇走进书房，微低着头不敢正视鲁迅。这时，鲁迅拿着一把蒲扇帮她扇风，亲切地说：“热吧？”然后又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她看，并耐心讲解，白薇当时就感到鲁迅是“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
鲁迅想买德文本的《果戈理选集》，黄源在某旧书店花18元购得一套，送给鲁迅。他怕鲁迅不接受，事先在第一册上写上“鲁迅先生惠存”。但鲁迅依然不肯接受，二人推让半天，最终鲁迅接受了第一册作为馈赠，其余几册支付给黄15元，他在日记中写明原因：“值18元，以其太巨还以15元也。”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鲁迅曾在家中为日本人增田涉单独讲解《中说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历时一年，每日午后约三个小时，无论寒暑。
任均回忆，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左联的碰头会改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利用吃饭时间进行交流。每次碰头吃饭，总是鲁迅掏腰包，其他人过意不去，要分摊餐费，鲁迅却不赞成，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么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
一天晚上，萧红在鲁迅家中和鲁迅、许广平聊到将近十二点才告辞。那天下着雨，鲁迅非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怕鲁迅受凉，心中很是不安。到铁门外，鲁迅指着隔壁挂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门旁边的门牌号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每周六，周建人夫妇都带一个孩子到鲁迅家中拜访，一般王蕴如带着孩子先去，周建人下班后直接从商务印书馆过去。如果周建人到得晚了，鲁迅总是不放心，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遍，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
黄源回忆，他也习惯于周六去拜访鲁迅。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钱。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一次，晚上出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坚持自己不坐，让许广平、王蕴茹、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郁达夫决定定居杭州前，曾和鲁迅谈起此事，鲁迅好意相劝，但郁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移居杭州。半年后，鲁迅又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再劝郁离开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此诗后挂在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的客厅中。
郑振铎向鲁迅请教《三言》之事，鲁迅信中附了一张自己抄录的《醒世恒言》全目录，并告诉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也没见过，《醒世恒言》只有半部，但一位朋友处有全本，他便借来，抄下目录寄给郑。又一次，郑写信问鲁迅是否有《西湖二集》，鲁迅便将自己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送给只谋过一面的郑，郑极为感动。
许广平回忆，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到上海后，向鲁迅提出借500元钱，说明不久就还。鲁迅立即替他从老朋友处转借。老朋友信任鲁迅，将内有千余元的存折与图章一起给了陈，让他从中取500元。不料陈一去不复返。鲁迅写信去催，结果图章寄回来，折子里的钱已经全部取出。后来听人转述，陈曾对人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鲁迅去世后，朋友写信向陈催款，陈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岁，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十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褊狭】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陈子英约鲁迅一起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船靠岸后，关吏在中国留学生们的行李中翻出一双绣花鞋，鲁迅心中顿时很是不满，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不自觉间便摇了摇头。一行人坐上火车，这群人又在车上为座位之事互相谦让起来，车一开，顿时摔倒三四个，鲁迅见了又很是不满，大摇其头。于是这群新来的留学生对鲁迅很是不满，这其中便有范爱农。日后的同乡会上，但凡鲁迅的发言，范必定要站出来反对。
鲁迅讨厌吃莲子羹，因为绍兴风俗，过新年时儿媳妇要做莲子羹孝敬尊长，招待亲朋，因此许多儿媳妇只会做这道莲子羹。鲁迅认为这是陋习，见了便摇头，所以绝对不吃。
民国初年，许寿裳曾托蔡元培为鲁迅谋一职务，蔡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27年，鲁迅因蔡赏识别人而对川岛去信抱怨道：“其实，我和此公（蔡元培），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民政府“特约撰述员”，每月享受300大洋的政府津贴。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鲁迅本想争取此职位，但此事最后未成。鲁迅致信川岛，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鲁迅与左联的周扬等人发生分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准备拉拢鲁迅，结果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讽刺陈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抗战中，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看书，他很少看杂志，有时许广平看杂志，他会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他最多花十几分钟浏览一下报纸，看见许看报纸的时间长了，偶尔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鲁迅不喜京剧，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