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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他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休息的时候，鲁迅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书架和文具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不羁】
林语堂说，鲁迅“生活全无秩序，亏得有许女士在旁照应，减少他魂灵上的寂寥”。
夏丏尊回忆：“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冶秋回忆，鲁迅的头发颇长，他转过身时，冶秋看见他的头发“已经为衣领所不能承受，而头发看来又是那样的硬，不会鬈曲的样子，于是就反折在那里”。
王森然回忆，鲁迅在北大授课时，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王和鲁迅路过小饭摊，鲁迅邀请王一起随便吃点东西，说：“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饸烙之类，在此用餐的都是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也只有一个条案，没有椅子。鲁迅却不管，夹着书包，坐在砖头上，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向周围人点头，好像和这些人认识甚久。
朱自清回忆，1924年，鲁迅到上海，朱自清与夏丏尊等人于宴席散后一起到鲁迅住的旅馆聊天。进屋后，鲁迅脱下长衫，随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最爱管闲事，觉得长衫放的不是地方，便对鲁迅说，这里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夏又对他说了一遍，他答：“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160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
鲁迅说，在厦门大学时，“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在厦门时，川岛常到鲁迅住处闲聊。一日刮台风，他没有去，到了天色墨黑，有人敲门，接着鲁迅便进来了。川岛只见他襟袖上都沾着泥土，手也擦伤了，忙问怎么了。鲁迅低下头去掸着身上的土说：“跳下山来，摔了一跤。”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因为气愤学校当局对资本家的态度，喝酒解闷，结果有些醉了，回到宿舍，在躺椅上抽着烟便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睁眼，眼前一团火，原来腹部的棉袍被烟蒂点着了。火扑灭后，发现棉袍被烧了直径七八寸左右的一个大洞。这件袍子补过之后，鲁迅竟然还接着穿，后来到了上海还穿过。
增田涉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自己的文稿极不爱惜，每次书一出版，原稿即丢弃。许觉得心疼，便将丢掉的文稿保留起来。鲁迅见到后，下次便将原稿撕碎，说没有这么多地方放。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了事。
【深情】
鲁迅八岁时，不足一岁的妹妹病重，他在屋子的角落里低声抽泣，母亲问他为何，他答：“为妹妹啦。”
少年鲁迅从绍兴返回南京读书，在《别诸弟三首》的跋中忧伤的写道：“磋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在《阿长和〈山海经〉》中，鲁迅在文章最后饱含深情地怀念保姆长妈妈：“仁厚黑暗的地母啊，远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
秋瑾是鲁迅留日时的同学，鲁迅写下小说《药》纪念秋瑾，《药》中的夏瑜就是秋瑾，最后，夏瑜的坟上平添了一个花环。
陶成章死去多年后，鲁迅依然不能忘记亡友，他写道：“夜雨潇潇的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厉绶之回忆，他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他们走在街上，常遭到日本少年的辱骂。厉听了十分生气，鲁迅却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增田涉回忆，日本才女柳原白莲到上海后，由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郁达夫会面。席间，鲁迅说了许多中国政治方面的不足。柳原问道：“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增田看到他的眼里湿润着。
陈翔鹤回忆，鲁迅曾给他写过长达三页纸的信，在信中对自己过去的消沉情绪进行自我批评，说希望现在的青年不要像他过去那样。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也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1931年，鲁迅送别增田涉，赠诗云：“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里面有对扶桑和青春的美好依恋。
1932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时传闻丁玲已遇害，鲁迅得知后，写下悼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杨杏佛遇难后，鲁迅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瞿秋白去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编印瞿的遗作。当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孱弱，医生让他休息，“不看书，不写字”。许广平回忆说：“关于从排字到打纸版，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有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完美。”最后该书由叶圣陶、徐调孚等人捐款出版，书名由鲁迅定为《海上述林》，共60万字。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采鲁迅意见，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瞿原名瞿霜。
鲁迅从不认为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谿刻】
周氏三兄弟少时喜欢看鬼怪神仙的书。一年春节，三兄弟凑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周建人对鲁迅不让随意取阅感到不满，便将买书之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鲁迅将书拿来给他看看，鲁迅有些惶恐，只好照办。父亲翻看了一会儿，将书还给鲁迅，未置一词。以后，鲁迅便叫周建人“谗人”。叫了几次后，见周建人没有反应，鲁迅以为他不懂“谗人”的意思，就改叫周建人“十足犯贱”。后来见周建人并不理睬，他才不叫了。
周作人回忆，鲁迅“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周父）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
儿时，鲁迅常画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一幅画中“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榨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
每到周六下午，矿路学堂的本城学生们便纷纷告假回家，大都要到周日点名前才回来。但也有少数节俭的本城学生要吃了周六的晚饭才回家，次日晚饭前赶回学堂。对于此类学生，鲁迅挖苦他们说，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
由于鲁迅见解深刻，一针见血，邵明之也给他起了个外号：“毒奇”。
在日本留学时，吴一斋从国内来，鲁迅招待他在伏见馆住下。吴拿出一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谁知下女煮成了火腿汤。吴很是生气，见人便诉说火腿之事，鲁迅因此送其诨名“火腿”。
一次，蒋观云谈论服装时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又指着自己的西式礼帽说，西式服装则无威仪。回去的路上，鲁迅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不久之后，蒋便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无威仪。”
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日本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玄同话多，好动，听课时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钱起绰号日“爬来爬去”。后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还称钱玄同为“爬翁”。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钱过四十后，便开始发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曾写《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除“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并在信函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并以弟子自居。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周氏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通伯（陈西滢）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在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时，某日赴厦大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潘光旦因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嘲笑他为“蹩脚教授”。
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鲁迅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鲁迅与蒋光慈交恶，他在文章中称蒋光慈为蒋光X，或为蒋光Y，蒋光Z。
鲁迅冷言道：“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又有人问鲁迅，写文章有秘诀吗？他回答：“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话，最好装作偶有不懂状。因为全不懂被人看轻，全懂了遭人厌，偶有不懂最妙！”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20世纪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