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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使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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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怎么啦?” 
  “请您坐在我身边。您多半上不了镜头,不过我想大使阁下会因此感到舒服些。” 
  “好哇,……当然可以。” 
  随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潘多娜走了过来,把她那小小的屁股搁在吉莲的宽大的沙发上。吉莲用眼神向摄像师示意,将潘多娜摄入镜头之内。他慢慢点了几下头。 
  “准备好了吗,亲爱的?”导演问道。 
  “准备好了。” 
  “开动录音部分。” 
  “录音启动。” 
  “开动录像部分。” 
  “录像启动。” 
  “斯洛特,拍摄17分钟。”他向吉莲指了指。 
  “尊敬的阁下,我们这是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到来之际对您进行采访,此时许多英国人都感到我们应当从美国的控制之下获得独立。美国在英国土地上的空军和核武器基地引起了种种纷争。美国控制了英国工业。在文化方面,美国的电影、电视等等似乎要席卷我们这个小岛。面临这种局面,您将如何开展您的工作?” 
  她的导演转过脸去,设法不让别人察觉出他的笑容。 
  星期四快过去了。耐德尽力反思了自己对7月4日的事情的立场。他揉了揉眼睛,赴走缺乏睡眠引起的疲乏,站起身来看着格罗夫纳广场。整个梅费尔的一家家公司渐渐地人归楼空。人们迈着悠闲的步履往家或酒吧走去,在那边渐渐伸长的阴影里,站着安布罗斯·埃弗雷特·伯恩赛德。 
  耐德往下看着他。又是什么新牌牌?那个傻老头被裹在那些旧夹层板里。木板又裂又破,只不过又拼合起来,重新刷了一遍漆。 
  耐德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老头不愿为刮脸、洗澡、梳理头发费神,却有时间重新刷新这愚蠢的牌牌。 
  耐德的微笑变成了大笑。好样的,安布罗斯!那会让全世界看看!最终,他不得不赞赏这个蠢老头。他站在那里,藐视一切。他好像在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真理从来就不是徒具漂亮的形式。实际上用伯恩赛德的话来说就是:真理甚至是无法辨认的。 
  耐德提起电话叫麦克斯·格雷夫斯。“我是耐德·弗兰契。你有五分钟时间吗?” 
  “哎哟,耐德,我……” 
  “可你不是准备下楼去吗?” 
  “确实如此。” 
  “我在走廊上见你。就现在。”耐德挂上电话。 
  他看见格雷夫斯在入口附近等他。“你可以让太太等五分钟,麦克斯。” 
  “我内弟杰克路过伦敦。” 
  耐德催他走出大楼,穿过格罗夫纳广场的草坪。“噢,不,”格罗夫斯嘟哝道,“但愿不是安布罗斯。” 
  “晚上好,伯恩赛德先生,”耐德说道,“我想请你见见格雷夫斯先生。我们想前几天我们曾会过面。” 
  伯恩赛德暗淡的眼睛里一片茫然。他似乎甚至比耐德上次见到他时更邋遢。“你就是那个要我买梳子的家伙?”他问。 
  耐德在脑子迅速地将这个问题过了一遍,想起了是怎么回事。“是的,可你不是。几个星期里你甚至连梳子都没见过,也没见过剃须刀。士兵可不能是这个模样。” 
  老头费了好一阵才将前后对话联系起来。他一旦明白过来,他的怒容还挺吓人的。“你们俩给我滚开,你们两个捣蛋鬼,你们让我上了警方的刑事档案,我再也不能买梳子了,连布兹药店也进不了。” 
  胡扯了一气之后,耐德退后一步打量了一番这块新牌子。“给人印象很好,伯恩赛德先生。我很喜欢这种新字体。” 
  格雷夫斯用困惑的目光看看耐德,又看看伯思赛德,急切地想搞个明白。“我真不相信你们在胡扯些什么。”他终于说道。 
  “没什么。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父亲也有伯思赛德先生的年纪了。如果伯思赛德先生和他的妻子维姬有孩子的话,我想他也许现在和我一样的年纪了。” 
  “没有,多谢了。”老人嘟哝道。 
  “我有四个小孩,”耐德对他讲,“四个女孩。” 
  “确实如此。”伯恩赛德的愠怒似乎从他风残污秽的脸上消失了。“人们说父辈的基因能决定孩子的性别。真是这样吗?” 
  “耐德,”麦克斯·格雷夫斯开始抱怨起来,“等我到了杰克那里,他差不多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我答应过我妹妹不让他在伦敦喝得太多。” 
  “一会就好,麦克斯。伯恩赛德先生,我可以把你打扮整洁一些,明天早晨在这里对你进行采访吗?因为过了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会很忙的。” 
  “是吗?为什么?”伯思赛德眼睛里露出狡猾的目光。 
  “星期日是7月4日。” 
  老人似乎觉得这有道理。“只要我能躲开警察。”他说。“可他们不让我买梳子、香波和剃刀。我怎么可以疯头疯脑地让别人采访呢?” 
  麦克斯忍不住笑了起来。“要我说这真是个老守旧。” 
  “没关系,麦克斯,这样吧,9点30分我把伯恩赛德先生带到你的办公室。你知道,伯恩赛德先生的祖父不仅曾是联邦将军,他还做过州长和参议员。” 
  “别开玩笑了,我忙呢。你看,我内弟……” 
  “在那伟大的罗得岛州。”耐德又说道。 
  “有些人以为老罗得岛州是个玩笑,因为它很小。”伯恩赛德挑明了说。“不过你不会根据外表作结论吧,格雷夫斯先生?” 
  “他的情况会好起来的。”耐德向麦克斯提议道。“向拉里·兰德打听打听他的事情吧。” 
  阿道夫·福尔默还在继续受难。尽管摄像灯是小型卤素灯,热量很小,伯德额头也开始渗出汗珠。在采访的间歇里,他娇小的妻子蹦蹦跳跳来到他身边,娇媚地擦干这张平板似的脸。吉莲·兰姆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导弹基地,对苏贸易,美国F—111飞机在英国的基地,政治信仰自由,少数民族问题方面积极的计划,同工同酬,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构成的政治影响,以及任何肯定会使他感到战战兢兢,非常棘手的问题。 
  潘多娜为丈夫擦去汗水,活像拳击教练为台上拳击手擦去满身的汗水。此时,吉莲低声对导演说:“他看上去如何,哈利?从那脸上抓住表情了吧?” 
  “难以忍受的剧痛。” 
  “你是不是也偷拍了那位轻快小脚夫人的反应?” 
  “精彩极了。她的表情十分生动。” 
  “继续干吧。”然后她又转向福尔默。“我们准备问您下一轮问题,大使阁下。这些都是些个人问题。我们不再提政治方面的问题了。” 
  “我是否只需回答你问题单上的内容?” 
  吉莲扫视着他的面孔,想找到一些供她讽刺挖苦的东西。因为那些事先通报的问题她一个也没问。“对不起,先生。我们是否给过您我们只能提问单子上的问题这种印象?” 
  伯德·福尔默无法作答。他只是耸了耸肩。如果潘多娜想表示不满,此刻正是时候。可是她坐着一言不发,似乎在装着没听见。吉莲意识到,过了一辈子虽富裕但是默默无闻的生活,潘多娜可不愿意毁了她现在发迹的机会。 
  “斯洛特,拍摄26分钟。” 
  “大使阁下,所有的人都对杰出的领导人的个人背景有浓厚的兴趣。请您谈谈在您的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伯德把头点了两下,翘了翘下颌,将寻求支援的目光扫向潘多娜。他在准备回答问题前都是这样,这些动作可能在以后的剪辑中都会被删掉。 
  “总的来讲,是我父亲。”他开始说起来。 
  吉莲的第六感觉告诉她,他话中有点特殊的名堂,那不是那种常见的老一套电视反应,那种人们看了过多的情景喜剧片、对不幸事件的报道和老影片会产生的一些常见反应。可今天的大使阁下不是。“您父亲?当然,父亲对儿子总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不是吗?” 
  福尔默平板似的脸上掠过一丝困惑,似乎讲了刚刚的一番话后,他感到无法讲下去了。“他……”他顿了顿,舔了舔嘴唇。“总的来讲,他是个巨人。” 
  “您的身材是从他那儿得到的吗?” 
  “我指的是他的头脑,他在工业界的形象……”大使的思路开始出现了偏移。“我的身材是我母亲给的。她全家人的身材都远远超过6英尺,甚至连她的姐妹们,我姨娘她们……”这条旁径消失在一簇簇灌木丛中。“不过我父亲以他自己的方式也确实表现出是个巨人。他是众人的领袖。连锁商店经营方面的先驱。总的来讲,他从不回顾过去,总是奋力向前。” 
  “您能否概括他讲讲他的经营原则?” 
  “大量购进,以专控价格售出。”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你购进某种商品譬如1000件,价格很低。但你有500家商店联售,在每个城镇,该商品基本上只有在你的商店里才能买到,那么你就可以为该商品定出高高的专控价格。你看……”他肯定收到了潘多娜给他的而别人没察觉的暗示,因为他中途停了下来。“我父亲,”他又接着说起来,慢条斯理的,“我父亲有着超人的才智和精力。这些素质常常可以在小个子身上表现出来。” 
  一阵痛苦的沉默。吉莲刚想中止,大使阁下又开始说起来,还是慢悠悠的,翘了翘下颌,点了两下头。 
  “我们一直相处不来。” 
  “亲爱的。” 
  “总的来说,我干什么事情他都不放心。” 
  “亲爱的?” 
  “毁了我该死的生活,基本上如此。” 
  “兰姆小姐,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吗?” 
  “当然,我们有钱,数不清的钱。可是,一般性讲,钱是什么?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钱供你生活,你需要的是有所作为,干些……” 
  潘多娜已站了起来,走过去假装再次擦他前额上的汗。“我想大使馆有权在采访内容播出之前进行审查,是不是?” 
  “科耐尔先生也一直这样认为。” 
  “好啦,这没什么。” 
  “噢。”吉莲的语调升上去,又降了下来,这是英国人表示怀疑的说法,意思是说:“是吗?” 
  对马哈穆德·哈加德来说,这天虽然很忙,但过得很愉快。他那辆由雇用司机驾驶的罗尔斯在伦敦城来往奔波,就像蜜蜂忙于采蜜。哈加德觉得此番奔波也有与此相当的结果。此刻,他正向贝尔格莱维亚区进发。在交通高峰期,即使罗尔斯车也只能慢慢悠悠向前行驶。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分,如果他不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就会打开罗尔斯汽车里的专用冰箱吧柜来点酒。他刚才的约会也许根本不会直接带来好处,可也是这天最重要的事了。他所约见的人认识阿尔多·西格罗依,那位神秘的电影制片商。据莱娜讲,他是一个骗子。从某个侧面来看,他刚才约见的人也是个骗子,名叫穆斯塔法。他是个国际金融黑道上的人。 
  “阿尔多·西格罗依,”他这样解释,“只不过是他为从事本月计划所选用的化名。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是意大利人。” 
  “我猜是西西里人。”哈加德说,同时用拇指指甲做了一个人人懂的划伤脸的手势,暗指黑手党。 
  “说实在的,我确实不知,尊敬的朋友,”穆斯塔法坦白道,“确实有西格罗依这个人。也许他欠这个神秘的电影制片人什么东西。因此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先生便获准使用这个姓名。当我在马耳他遇到此人时——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的名字是约瑟夫·德莱古,他拥有海峡大街所有的妓院。” 
  哈加德貌似贤明地点了点头。“将金融机构和非法的资金的来源相联系,其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他作为超级恶棍看来由来已久。” 
  “他这个人,哪一个鸨母想开一家新妓院都会来找他。由他来提供资金。”穆斯塔法身体向前一倾,压低了嗓音。“上次我见到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先生,他有一个法国名字,大本营在日内瓦,和各个需要资金的小国政府做生意。” 
  “看来可以认为他是很可靠的啰?” 
  “他很受人尊敬,我的朋友。他提供的消息总是非常准确。他在伦敦开设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报机构。他的人是从各地招募来的。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因此他们办事在西方很顺利。他们有铁的纪律,令人想起机身画有骷髅的德国战机。对于那些需要钱的人来说,具有以上诸项素质的情报机构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纳尔兹布兰奇路12号门牌前,罗尔斯汽车突然停了下来。门卫很有风度地上前迎接,并将他引给电梯操作员。在顶层豪华的公寓门前,哈加德医生取出钥匙,打开公寓房门。电梯操作员面带微笑关上了电梯门,开下楼去。哈加德走进房来。 
  他向前走了三步就停住了脚,差不多失去了知觉。他瞪大眼睛,紧张的双眼都开始流出了眼泪。从孩提时代到现在,他还没见过妹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模样。 
  哈加德开始呜鸣咽咽哭起来,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这个名叫西格罗依的矮胖子用一枝小口径勃雷特自动手枪对着他,小小的枪眼像只歹毒的眼睛瞟着他。可是此时哈加德两眼还是盯着裸露着身体的妹妹。 
  莱娜苍白的肌肤被铜丝捆绑得像只烤箱里缚得牢牢的鸡。她的身体被勒得肿起来,似乎能挤出水。哈加德泣不成声。 
  “放松点,好吗?”西格罗依提议道。“动作放慢点,知道吗?” 
  哈加德用手擦去泪水,拼命地擤着鼻子,脸上的恐惧消失了。他现在看上去俨然像一位怒不可遏的保护人。“我一定要保护……” 
  “你会相信吗?”西格罗依问他,“她还是处女,就像她这个年龄?” 
  此时房间的其他部分似乎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他全身裸露的妹妹在铜丝的捆绑下痛苦万分,嘴巴被尼龙袜子塞得鼓鼓的。这构成了整个画面的主要部分。两个年轻人手握上了消声器的大口径自动武器站在窗边,几乎只能见其轮廓。凯福特叼着烟,坐在软座椅上,身边坐着他的美国女人,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 
  “坐在凯福特旁边,听见没有?放松点。” 
  在一阵惊恐之后,哈加德的头脑又开始运转起来。这么多人是如何通过门卫和电梯操作员的?他的雇员就这么容易收买?这么快就背叛了他? 
  “你们要什么?”他问手持勃雷特的人。 
  “明天上午,银行9点半开门时,请交现金。” 
  “哎,听我说。” 
  那位名叫西格罗依的人向他投来古里古怪的一瞥。“明天上午9点半要现金,听见没有?否则我的一帮人……和你那处女妹妹……” 
  看到这个样子,哈加德的思维又运转不灵了。他竭力想恢复思维,首先想到是平静地坐到他的旁边。“凯福特,”医生说道,“你为什么一言不发,我的雄鹰。” 
  “我非常伤心,医生,我的同志伯特……”他一边谨慎地将烟头掐灭,一边用手捂住心口。“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医生,除非我们与这位绅士合作。” 
  “我可没看见铁丝勒进你的身体!”哈加德喊道。“还有你那美国婊子!” 
  “你看呢?”凯福特问那个名叫西格罗依的人。“情感在迸发!正如你说的,这就是业余与职业之间的差异。” 
  荷兰大使的晚餐总是以种种荷兰杜松子酒开始,不过伯德·福尔默却不知道这并不是专门为他安排的某种诱惑。潘多娜正与女主人交谈,脱不了身,也只能撇下大使阁下和这些排列整齐的酒瓶在一起。他先朝它们扫了一眼,接着就目不转睛地打量起来。他们的外表基本相同:高高的瓶体,笔直的瓶壁,就像装化学试剂的瓶子一样,瓶口很小。 
  有些瓶子由墨绿的玻璃制成,有些酒瓶呈透明的浅黄色,但有好几只是用涂了褐色釉的陶瓷做的。“啊,大使阁下,”一位男士操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说道,“面对这么一大排酒,确实需要别人介绍介绍。” 
  “不必麻烦。”福尔默口气十分肯定。“我并不想喝。” 
  这人看上去挺面熟的。他们是在一次外交宴会见过还是在什么其它场合,大使阁下想不起来了。“那边一种,”这人手抚着浓密的大胡子说道,“它看上去像从结满蜘蛛网的地窖里拿出来的,名叫利林韦恩,至少有25年了。” 
  “您是荷兰人吗?”伯德问道。“您看上去很面熟。” 
  这人笑了起来,嘴巴和鼻子两侧的弧线,在面颊两边形成凹痕。“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大使阁下。在下是塔斯社记者,格雷勃·波拉马连科。” 
  他伸出手来。福尔默还没听清他的姓名和“塔斯社”这个词,就和对方握起手来。“您是俄国人吗?”伯德询问道。 
  “确实如此。瞧,那只标着‘O。G’的陶瓷瓶也有许多年了。您可能不喜欢像杜松子酒这种人工酿造的烈酒滋味,可是年代久了,口味会变得醇和起来。” 
  尽管大使阁下此刻不在喝酒,但这些对他并不陌生。“但是你们俄国人并没有陈酒呀。”伯德向他指明。 
  “确实没有。我们酒喝得太多太快,剩余不下什么。” 
  “哈!恐怕我已经戒酒了。”大使阁下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我已不再喝酒了,如果我父亲在世,他会十分高兴的。” 
  “他已经过世了吗?” 
  “几年前过世的。” 
  “他个头不高。”格雷勃说的话令人难以理解。 
  “连5英尺3英寸都不到。个子确实很矮。” 
  “我父亲也很矮小。”这个俄国人说。 
  “最糟的是,他们都是暴君。” 
  格雷勃叹息道:“嗨,我还没出生他就死了。” 
  伯德饶有兴趣地看了看他:“您很幸运。”他嘟哝道。 
  大使只是后来在晚餐后回温菲尔德官邸的路上才下意识地感到纳闷,那个俄国人是怎么知道他父亲个子不高的。不过这时已为时太晚,没法再向他询问。 
  一年当中的这个时间,以及夏季剩下的日子里,伦敦的夜空直到很迟才黑下来。露·安,耐德和勒维妮的长女,在他们首次来伦敦时常常会问耐德这个现象。他就会让她看看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伦敦和纽芬兰岛在同一纬度上。 
  “这能说明什么呢?”勒维妮问,要求耐德去找一架地球仪,把台灯当作太阳,这样来解释冬至和夏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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