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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种抵制要取得成功，要使个人获得幸福，使一个人在生活中奉行不变的准则，那么，他就需要更深刻地思考和感受他的理智告诉他的一切。大多数人在他们表面匕放弃了儿时的迷信思想时，常会认为一切都完成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迷信思想仍然潜伏在心灵底处。当一个理性的信念来临时，需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观察它的后果，寻找出自己头脑里可能存在的与这一新的信念不一致的任何其他信念，并且当负罪感日渐强烈时，正如它时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别把它当作一种启示和向着更为高级事物的召唤，而应该把它当作一种疾病，一个弱点，当然，除非它是由理性的道德观念所谴责的行为引起的。我并不主张，人可以不要道德观念；我只是说，人不需要迷信的道德观念，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即使一个人违犯了他自己的理性准则，我也怀疑负罪感是否就是一种使人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在负罪感中有那么一种卑鄙的、缺乏自尊的成分。通过放弃自己的尊严是不可能使人走上正确的道路的。理性的人会把自己的不良行为同别人的不良行为一样对待，看作一定环境下的行为后果。这些不良行为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加以避免，一是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良性，二是在可能的条件下，避开引起这类行为的环境条件。
实际上，负罪感是一种十分无益的情感，而远远不是美好生活的一种成因。它使人不幸，造成人们的自卑感。正因为不幸福，他便可以向别人提出过份的要求，这样做又妨碍他去享受人际关系中的那种幸福。正因为自卑，他就会对那些比自己优越的人表示敌意。他发现对别人羡慕是困难的，而忌妒却是容易的。他将变成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一种对待他人的大方豁达态度不仅给他人带来快乐，也是持这一态度的人的快乐的巨大源泉，因为它使他受到普遍的喜爱和欢迎。但是对于那些被负罪感所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极不可能的。它是人的自信和自我依靠的结果；它需要一种人的心理整合，通过这种整合，我的意思是说，人性、意识、潜意识、以及无意识等各个层次的心理因素共同协调作用，而不是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中。要取得这样一种和谐，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明智的教育来达到，但是在教育本身并不明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这是一种心理分析学家尝试了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需要专家来帮助。别说这种话：“我没有时间去从事这种心理劳动，我的生活忙于应付各种事务，我不得不让我的无意识去随意作祟。”当一个人的人格分裂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减少人的幸福和效率了。把时间花在使自己的人格各部分之间产生协调，是值得的。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检查自己。我认为这决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这样做会强化人的自我关注，而自我关注本来就是需要治疗的疾病之一，因为和谐健全的人格是直接外向型的。我的主张是，一个人应该将它的心思重点放在他所理性地信仰的东西上，而决不允许相反的、非理性的信仰不受到质问就进入自己的头脑，甚或控制自己，不管时间如何短都不行。这是一个在人受到引诱回返到婴儿期状态时，同自我展开推理的问题，如果这种推理足够集中，其过程是非常短的。因而所用的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对于理性的厌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会显得毫不相干，毫无意义了。有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如果任其自由地活动，就会扼杀一切深层次的情感。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对理性在生活中的作用的完全错误的认识引起的。激发情感并不是理性的任务，尽管它的部分作用可能是去发现某些足以防止给人的幸福造成妨碍的情感产生的方法。找出最大限度地减少仇恨感和忌妒心的方法，无疑是理性心理学的任务之一。但是如果认为在减少这些情感的同时，也减少了理性并未加以否定的这些情感的力量，那时错误的。对于热烈的爱情、父母情爱、友谊、仁爱、对科学和艺术的献身精神等，理性是决不会加以压制减弱的。理性的人会很乐意自己具有以上任何一种，或是所有这些情感，而决不会去削弱这些情感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是既给自己又给他人带来幸福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类情感中，完全没有非理性的因素，而许多非理性的人所具有的情感则是最脆弱的。从来不需要担心，一个人会因为自己变得充满了理性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单调烦闷、枯燥无味。恰恰相反，由于理性主要是由内在的和谐构成的，因而有理性的人，在观察世界、运用自己的力量达到外部目标时，比起那些一直饱受内心冲突、良心折磨的人来，要自由得多了。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禁铜封闭起来更使人呆板迟钝了，也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能量转向外部世界，更能使人兴高采烈了。
我们传统的道德观是不恰当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犯罪意识也是这一不明智的对于自我的关注的一部分。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越过由这一错误的道德观引起的主观感受的人，理性是一种毫无必要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曾经一度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理性就是一剂必需的、有效的良药。况且，也许这种疾病还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呢。我倾向于认为，由于理性之助，超越了这一阶段的人，比起那些从来没有患过这种疾病，也没有经过治疗的人来，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的时代厌恶理性，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没有把理性的运用看作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一个自我分裂的人寻找兴奋和快乐，他之所以需要强烈的热情，并不是出于健全的理性，而是因为这能使他暂时地忘却了自己，在短时内中止痛苦的思维。对他来说，任何情感都是一种麻醉，既然他不相信最根本的幸福，那么只有以麻醉的形式，所有的痛苦才能得到摆脱。但是，这是一种老毛病的症状。哪儿没有了这种毛病，哪儿来自人体官能的最大幸福就会得到最大的实现。在心灵处于最活跃的时刻，在极少有事物被遗忘时，人才能经历最强烈的快乐。这一点确实是幸福的最好的试金石。基于无论哪一种麻醉形式的幸福都是虚假的、难以令人满足的。真正能令人满足的幸福总是伴随着人体官能的充分活跃，以及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一世界的充分的认识。
第八章 虐待狂
在其极端的形式上，虐待狂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有些人幻想别人试图杀害他，监禁他，或者给他以其它一些严重的侵害。希望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想像中的迫害者的伤害的愿望，常常使得他们采取一些暴力行为，因而这些人必须受到自由人的限制。同其他的精神病一样，这种情况不过是对于那种在一般认为正常的人当中也并不少见的态度的夸张。我并不想去讨论它的极端形式，这是精神病学家的事。我希望考察的只是一些温和的形式，因为它们是不幸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原因。并且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产生明确的精神病症状，只要患者能够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认识到其根源在于他自身，而不在于假想中的他人的敌视和恶意，这种病就可以通过患者自己来治好。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永远是别人志思负义、冷酷阴险、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这种人往往受到极大的欢迎，并且从那些相识不久的人那儿得到温和的同情。一般说来，他讲的每一件事，如果单独来看，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他抱怨的那种恶意的对待有时确实会碰上。但最后引起听者怀疑的是，他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坏，居然然会碰上这么多的坏人恶棍。根据概率理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各种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受到的恶遇应该是大体相等的。如果根据他自己所说，他总在他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四处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原因很可能就在他自己身上，他或者总要想像着那些他实际并未遭受的侵害，或者总以一些无意识的言行激起别人难以遏制的愤怒。经验丰富的人因此便会对他受到周围人的虐待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由于缺乏同情心，又进一步使这个不幸的人坚持人人都在反对自己的想法；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同情心的表示和同情心的缺乏都会加剧这一问题。有虐待狂倾向的入，一旦他发现一个恶运放年被人相信，便会添油加醋，肆意渲扬，到后来弄得使人简直难以相信；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别人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便把这当作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又一个性证。这种疾病只有通过理解，通过把这种理解传达给患者，才能得到治疗。我写本章的目的是想指出一些一般的反省方法，通过采用这些方法，个人可以诊断出自己身上有多少虐待狂因素（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发现之后加以消除。这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在虐待自己，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
非理性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态度。很少有人不说一些相识的人的闲话，乃至一些朋友的闲话，但是一旦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时，便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似乎他们从未想过，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自己，正像他们自己也总在背后议论人家一样。这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非理性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便会导致虐待任。我们希望所有的他人都象我们对待自己一样，对我们抱着温和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能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而我们之所以想不到一点，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伟大而显著，而别人的优点，如果真有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发现。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起自己曾有九十几次忍住没有说出对他的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这第一百次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说出了自以为是的对他的看法。你难道认为，这就是你自己对长时间克制的报偿么？然而从对方的角度看来，你的行为同你眼中的他的行为如出一辙。你那么多次没有讲过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一百次那回你讲出的话。如果我们都具有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心思的神奇的魔力，我想，第一个影响也许是积极的，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不可忍受的，我们应该懂得相互去爱，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遮住自己，声称自己原来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完美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但总体上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值得喜爱的。然而，当我们发现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就觉得不可忍受。我们希望他们把我们当成与众不同的、毫无瑕疵的人。当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的缺点时，我们把这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点缺点就不必要地感到烦恼。
虐待狂的根子始终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过分夸大。我呢，我们会说，是一个剧作家；对于每一个毫无偏见的人来说，我是现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的作品很少上演；即使上演了，也并不怎么成功。这种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巨头们屈膝下跪；我没有阿腴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反映的是切实的真理，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样，我的卓越天资、非凡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谢了。
还有一种发明家，他从来没有能够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工厂主不愿意考虑任何发明革新，照旧组织生产；那几个发明家，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小团体，抵挡住了那些尚未得到公认的天才侵入；知识界，则奇怪得很，不是把人家的手稿弄丢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它退还；那些人们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纹丝不动。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只想在他们自己中间分享发明的成果；那些不属于他们这一小圈子里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还有那么一种人，他根据存在的事实产生一种真正的悲哀，但却仅仅依据自己的体验作出概括，并得出结论说，他的不幸说明了世间一切问题。他发现了，比方说，一些为了政府的利益而被封锁起来的秘密警察的丑闻。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宣传机构公布这一发现，而那些看起来灵魂最为高贵的人，则对改正使他满腔愤怒的这类错误不屑一顾，拒绝染指其中。事情就算象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他的挫折使他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即一切有权势的人都在极力掩盖遮蔽这些丑恶，因为他们的权势是靠这些丑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类问题确实不易解决，因为他的看法里确实有部分真理。邓些他个人接触到的事情，很自然地，比起那些地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更多的事情来，给了他更为深刻的印象。这给了他一种不真实的比例感，使得他对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典型的事实给予不恰当的过分关注。
虐待狂的另一种比较常见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做好事，而当人们并没有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便感到可怕、不可理解。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象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热爱权力是阴险的，这种爱好有许多伪装形式，它并组是我们从自己做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获得的快乐的源泉。然而，常见的是，这里又掺进了另一因素。为别人“做好事”常常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快乐，如饮酒、赌博、消闲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较为社会化的道德观的典型特征，即对那些处于犯罪情况下的人的忌妒，那些罪恶我们是为了保持朋友们对我们的尊敬不得不尽量不犯的。再打个比方说，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这类法律在美国的许多州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显然是不抽烟的，对他们来说，别人从吸烟中享受到的乐趣乃是他们的痛苦的源泉。如果他们希望那些以前是烟鬼的人选派代表来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自己戒除了这一恶习，他们反而很可能感到失望。于是他们会开始这么想，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公共利益，那些最应该对他们的善行表示感激的人，反而好象对这一点毫无认识。
人们以前常常在家庭主妇身上发现这种情形，她们对那些女仆的道德负有保护的责任。但是现在，仆佣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这种对公仆的关心体贴变得极为少见了。
在上层政治界里，也存在着这种情况。政治家们逐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自己可以去达到那些崇高的目标，他们放弃了舒服的享受，登上了公共生活的舞台，最后却发现人民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以至于转而反对起他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工作除了眼务公众的动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动机；也没有想过会是那些管理公共事务的快乐激发了他的活力。在大会讲台上和党内报刊上发表的言辞，在他看来似乎就代表了真理，他把党人的雄辩言论错当成真正的动机分析。在憎恨与失望之中，这个世界从他身边隐退了、堕落了，他也从这个世界中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