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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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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从村子里驶出一队载重汽车和几辆公共汽车,它们都装满了帐篷和箱子。在其中的一辆汽车里坐着那个漂亮的俄国女人,她旁边就是在波尔克的领地里曾经看见过的那个胖女人。马加丽塔向他们挥手,她们也亲切地挥手作答。

  汽车一闪而过,在道路拐弯处那边消失不见了。 


第十三章
 
  极好的春天气候,鸟儿们在鸣唱。医疗营的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追上了师后勤部队的运输马车。她们怀着骄傲和敬仰的心情望着在她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打开着顶盖的坦克急躁地摔掉了伪装,冲出森林和小林向大路疾驰而去,脸空肮脏的坦克手们笔直地立在敞开着顶盖的炮塔里。从射击阵地上撤下来的重炮已经给挂上了牵引机,驶到了光滑的柏油路上。

  先前在森林里和坑里隐藏着、埋藏着和躲藏着的全部作战机器都复活起来了,鸣响起来了。仿佛波兹南森林向邓西南城堡移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象柏林移动了。传来了马的嘶鸣、履带的轧轧声、使人发笑的诙谐话语和温和的谩骂。

  只有现在,当森林变得空洞洞的时候,这才能够看出隐瞒着旁人的眼睛集中在奥德河畔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现在这股力量准备跟随胜利地前进的先头部队向前冲去。

  “我的伊柳沙在那儿怎么样?”直到现在没有开过口的格拉莎决定谈谈她的心事了。“大概,那儿现在很热吧,在前线!”

  大批汽车 集在渡口。调节交通的军官们手执小红旗,让坦克部队通过,它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缺口,并把它扩大。其余的一切车辆都停留在道路两旁。坦克终于通过了,于是汽车也跟着移动了。

  一会儿后,医疗营也在桥板上慢慢地移动了。人们甚至没有猜想到,现在他们是在怎样的渡桥上行走。他们漠然地望着桥,望着桥两边的缘饰和在渡桥上值班的工兵们。在大家看来,这座桥不过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丑陋的建筑物。

  傍晚,医疗营在奥德河对岸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扎营。今天早上那个村子里还驻扎着德军几个师的后勤部队。马上伤员们给从团卫生队送来了,照例的紧张的急救工作开始了——这种工作在白俄罗斯和柏林附近都是一样。

  在这里给施行过手术的人们,立刻被送到更远的后方医院里去了。医疗营的医生不可能看到受伤的肌肉组织的恢复过程,这限制了他们的经验。塔尼亚想着在战后进一所规模很大的外科医院去工作。

  可是,正因为伤员们逗留在这儿的时间是短促的,所以忽然接到一个已经淡忘了的病人——怎能够把他们个个都记住呢!——的来信,就觉得格外高兴,他在信里说,他已经痊愈了,或者正在复元中,他感谢第一个为他治疗的人,他觉得她,或者事实上的确就是她,救了他的性命。

  在奥德河西岸,在柏林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塔尼亚接到了“马车夫”的一封信。

  卡里特斯拉特·叶夫格拉维奇写道:

  “最敬爱的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

  你们大概越来越远地向西推进着,可是我却搭卫生列车向东行驶。列车里的人们都很好,照顾得很周到。现在我们停在伏罗涅日车站,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在最后作战的日子里离开前线,起初我觉得很痛苦,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遭受过德寇蹂躏的故乡土地,我们明白了,这里也可以说是前线。这里,在祖国,工作很多,甚至一只手的人也有工作。这里有一个女护理员告诉我说,在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一只手的铁匠,他却是一个高度熟练的铁匠。固然,他没有的是左手,而我失去了右手。为了使我安心,这个女护理员所说的也许不是真话,但可能她说的是真话,因为用槌子打——这是简单的事情,不象木匠的工作——这需要两只手,还要使用脑子,当然,这不是铁匠的工作。可是我想,我有一只左手,也是有用的。这里什么东西都给破坏了,一部分人还是象獾一样住在土窖里,在街上烤面包。虽然,不用说,人民是富有机智的,已经搭起了许多小屋,我真想拿起斧头建造一间小屋。我们全体伤员们都在咒骂法西斯匪徒,他们的背信进攻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多少痛苦,给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多少困难。这里的医生们说,您给我所施行的手术很好,可能保留两个指头,因此外要谢谢您。原谅我给您写信,也许您对于接到我的信完全不感兴趣。这不是我亲手写的,而是我的同志,也是一个工兵,阿列欣中士帮我写的,他向您问好,用左手写字觉得很困难。我想起了我们那辆快乐的马车和后来在医疗营里您的关怀和友谊,在医疗营里,您是作为一个苏维埃人关怀着我们这些受伤的战士们。快些攻下柏林,您就回来,这里需要人,田地里还没有全部播种,孩子们看起来都很瘦弱,因此也需要医生。我顺便请求您代为问候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并祝您幸福。

  尊敬您的下士卡里斯特拉特·鲁卡维施尼科夫。”

  这封信是塔尼亚很感动,而信的最后几行和向鲁缅采夫的问候,使得她非常痛苦。她无论怎样也忘不了那个侦察员。她觉得,那个她认为已经死了的人的举止、谈吐、姿势和笑容,就是苏维埃人一切最美丽的、最勇敢的和最纯洁的品质的具体表现。 


第十四章
 
  军事委员在进攻前视察了几个师后,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规定在五点三十分和一群军官们谈话。

  他在三点钟回到了司令部。西斯克雷洛夫一边审阅着一天中所积聚的公文,一边不时斜睨放在文具旁边的他那只大钢表。

  短针终于接近五字,而长针走到了十二。

  西斯克雷洛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这个时刻、在前线那儿、在桥头堡上,炮兵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这儿远离战线的司令部里是静悄悄的。打字机在某处哒哒地响着。从敞开着的低层窗子里传来了司令部工作人员们的说话声和电话上的谈话声。

  一队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在马路上经过。班长在岗亭边停了下来,喊了一个换岗的口令。接班的哨兵站在换班的哨兵旁边,转过身来,持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换班的哨兵把枪放在肩头上,跨着大步,离开了他的岗位,站到队伍的末尾。卫兵们继续向下一个岗哨走瑁去。一会儿后,士兵们钉着铁的靴子的嚓嚓声在远处消失了。

  早晨五点钟,天空是澄清的,可是还不是淡青色的,而是灰色的,街上大雾弥漫。

  西斯克雷洛夫站在窗口倾听……他觉得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啸声,好象是远处波涛拍岸声。可是那也许是风啸。

  军事委员召来的军官们等候着接见,他们都坐在柔软的大靠手椅里打盹。接着有个人说,在前线上已经“开始”了,他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走到敞开着的窗子边。窗外不过是大雾弥漫的黎明。换岗的卫兵们在街上走过。

  军官们又坐下来了,可是他们都不再打盹了,他们轻轻地可是兴奋地交谈起来。一星期前,他们从作战部队里特地被召到了这里,在这个期间叫他们留在预备役,并填写各种表格。

  一个上校——西斯克雷洛夫的副官——打开门,邀请说:“请进来!”

  将军听见了脚步声,转过身来,离开窗口,向军官们点点头,请他们坐下。

  谈话开始了,谈话越到后来,军官们越觉得诧异。

  军事委员所提出的问题是有点儿不平常的。他关心到每个人的教育和党工作,并提出了各种有关德国历史的问题,仿佛在举行什么考试似的。他问一个中校关于卑斯麦伯爵和关于德国同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校微微惶惑地回答说:他否定作为一个容克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卑斯麦,至于统一,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事件。

  将军注意地倾听着对话者们的回答,并用心地研究着每个人脸部的表情。军官们都杀怯生生的,虽然他们都是出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甚至还是将军。他们虽然都尊敬军事委员,但是他们却觉得不满,为什么在这些历史性的日子里把他们从部队和兵团里召来。此刻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呢?

  六点钟,一个副官进来了,他报告说:“翻译员到了。”

  将军吩咐也把他们另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走进房间里的是二十个少尉,他们都穿着簇新的制服,戴着深红色帽圈的平时的步兵帽。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姑娘。

  原来他们都是军事翻译元,他们刚刚学习完毕,从莫斯科坐了飞机来的。他们看见了将军和军官们,就肃静地立正致敬。姑娘们戴的贝雷帽下面露出淡黄色卷发,迎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清新的风,愉快地飘动着。青年们的到来使军事委员办公室里严肃的气氛被冲淡了。

  将军说:“同志们,我所挑选的人们,他们的名单等一会向你们宣布,都被任命为德国各城市和各地区的警备司令或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已经批准,你们就要得到命令。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翻译员们将分派到各警备司令部。干部科正在给你们挑选工作人员。你们面临的新任务跟以前战争时期的任务是有区别的。你们必须在各地确立秩序和维持治安。组织对德国劳动人民的粮食供应,整顿食物运输。除了调查和逮捕法西斯活动分子以外,用各种方法鼓励德国居民的主动精神,协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并使工会恢复起来。为符合我们苏维埃的传统,首先要主要儿童的食物的供应。你们一半已经是和平时期的军官。战争让别人去结束。你们开始建立和平。”

  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年纪不轻的少校请求免除他的新职务,让他回到部队里去。

  “理由?”将军问。

  少校的额上布满了一颗颗微小的汗珠。

  “我觉得,”他说,“对德国人讲人道主义,我还做不到。”他沉默了,等待着,军事委员将怎样回答,可是西斯克雷洛夫不说话,于是少校不得不继续解释:“德国人杀死了我的儿子……”

  军事委员还是不说话。

  “一个独生子。我是列宁格勒人。我在那儿什么都经过……封锁……涅瓦大街上的尸体……”

  少校开始沉默了。室内变得这样静,以致可以清楚地听见一个姑娘的叹息声。

  军事委员用低沉的声音说:“胸襟狭窄的话!”

  比刚才更加寂静,因为在座的人,说句实话,都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样,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责备少校拒绝任命的意思。

  “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允许任何人,”军事委员继续往下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置诸脑后。我们也不免除德国人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您从斯大林的广播演说里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可容忍的是,您作为一个党员,却不承认党的指示是自己的义务,而作为一个军人,您违背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把这个问题细细地想一想,明天把您的最后决定通过我的副官报告我。”

  电话响起来了。将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会,他的脸变得开朗了,他甚至发出短促的笑声,同时在果断的嘴边的皱纹中显露出深深地隐藏着的仁慈。

  “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给我们突破了,”他说,放下听筒,并叫军官们出去了。

  只剩下将军一个人,他向桌旁投了漫不经心的一瞥,那里放着一个信封,他以前没有注意到它。大概是副官走进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信封放在桌上的。

  在会客室已经有许多别的人等待接见,他们有的是奉军事委员的命令而来的,有的是因为有事情而自己来找他的。这里有许多作战部队的军官们、军需员们和政治工作人员们。将军一个个接见他们。他不时跟观察所的确一个司令员通电话。司令员报告说,攻击顺利地展开了,但是德国人拼命抵抗着。他们集中了大批炮队和不少坦克。敌人的空军不断地轰击着我们的战斗队形和附近的后方部队。

  在谈话的时候,将军的视线时时停留在放在桌边的信封上,于是将军想到:“要是没有这封信那多么好……”

  可是信是在那儿,它强烈地要求注意和回答。

  将军克服了自己,把信封拆开了。

  他的妻子写道:

  “亲爱的!最近几星期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为安德柳沙担忧。他从前也不经常写信,而现在却音信 然。你也是无声无息,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知道,你会责备我,说我老是发牢骚,原谅我吧。我当然知道,你们正在进攻,你现在没有工夫写信。可是我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昨天我打电话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去,并且会见了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他很客气地派了汽车来接我。当然这是笨蠢和多疑,可是我总觉得,他对我说话很奇怪。他完全不看我,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着重点。我请求他允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打个电话给你,可是他回答说,你在行军中,因此还没有电话联络。接着他叫来了许多人,他们中间至少有十位将军,我觉得——别骂我这个老太婆多疑——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免得跟我谈话。总之,你的所有的朋友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常常来看我,打电话给我,可是最近,他们很少露面了。

  我恳求你,写信告诉我安德留沙的情况,我焦急万分。

  不管怎样,应当写一封回信,可是他的头脑转不出“安尼亚”一个念头。已经不止一次了!西斯克雷洛夫对自己说:“不,这必须仔细地想一想,这不是随便写几句,就可了事……”

  他把授奖名单的卷宗拿过来,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他读到了步兵们、坦克兵们、炮兵们和空军人员们的功绩。在授奖名单枯燥乏味的和常常缺乏表现力的辞句里,将军捉摸到了战斗生活的不停的脉搏。这些姓名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曾经见过一面的不相识的人们,和在前线道路上、在阴暗的掩蔽壕里和树叶棚里闪现过的各种人们的模糊的印象。

  偶尔也碰到熟悉的姓氏。

  克拉西科夫。他因阿尔特达姆战役而被提名授予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率领一营人进攻……”对于一个出色的参谋来说,这是一个不适当的举动,因此而授予指挥勋章是毫无用处的。“勇敢”奖章是可以授予的——而这是授予连长或营长的。况且这是发生在三月二十日的夜里,当时事情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德国人在阿尔特达姆只留下乐意个掩护队。

  西斯克雷洛夫没有签字,他把授奖名单放在一边。

  将军不能容忍某些高级长官们这种无价值的、早已过时了的作风,他们不是镇静地和深思熟虑地指挥作战,却不必要地爬到前沿阵地去。这是一种用表现个人的勇敢作掩饰的放肆行为。但是它的根源完全不在于战斗精神,而是在于没有领导能力,甚至一部分是在于逃避执行最困难的和责任重大的职责。

  一般地说,西斯克雷洛夫最近对于克拉西科夫的行为很不满。将军起先根据许多片段的印象而感到模糊的不安。由于接到新的报告,将军愈益相信克拉西科夫开始马马虎虎地对待工作,忙于某些别的事情。毫无疑问,完全是私人的事情。

  西斯克雷洛夫习惯于审慎的决定,所以他暂时不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留心观察。党章里很早就规定,应该听取犯过失的人的申诉,可是现在军事委员不能处理这件事情。此外,凭良心说,他现在,在最重要的凯旋时刻、胜利的前夜,也不想过问各种琐碎的事情。

  “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一下,”将军决定了,“等到战争结束再说。”

  将军想起了他昨天刚刚见过的和谈过话的那些士兵和军官们。此刻这些人正在冲击德军的工事。现在那些党组长和几万名其他士兵带着胜利的欢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向柏林进攻中。是的,斯大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使得他们能以最少的损失来攻克敌人的首都。他特地命令指挥员们不要吝惜炮火,命令他们充分爱惜人力,用集中在这里的、他,最高统帅拨给攻打柏林的军队的全部强大的武器的力量来压倒德军的火力。

  向在全部战线上的几十万人一样,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现在也想念着斯大林。在这个时刻,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伟大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就要完成了。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熟知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曾经有人告诉他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指挥员会议上,极清楚而详尽地宣布了这个计划。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在最近一个时期里许多大兵团在夜幕掩护下被调动着,炮队被运输着,大批空军团飞往新的基地,大量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从灯火管制的车间里隆隆地爬出来,大批的载重汽车从传递带卸到工厂的广大院子里等候着它们的铁路敞车上,缝纫工厂的女工们缝纫制好了大批灰呢军大衣。在遥远的后方打靶场里,预备部队编成了许多连队,去补充向柏林挺进的师。

  几十万人不知不觉地——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具体用途被隐藏在“军事秘密”这几个严肃的字眼里——为实现斯大林对战争年代中最后一次战役的计划而工作着。

  斯大林好探究的、冷静的、锐利的目光透入了每个地方,透入了这一准备工作的无数细节和这个几百万人的伟大劳动。快速驱逐机的设计、步兵连的战术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挥艺术、国际政治形象和士兵们的粮食与烟草的供应——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统帅所关心的事情。

  当西斯克雷洛夫有机会看见斯大林的时候,他总感觉到一种敬爱、感激和不由自主的惊奇。导师的渊博、他的判断的明确和果敢怎不叫人惊奇呢!斯大林具有一种伟大的才能,他能够在他面临的每个问题中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新的一面,它们在总结中是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问题经过他的研究和严格的分析后,一切就会显得清楚而可理解,最纠缠不清的事情仿佛给一种均匀和辉煌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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