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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通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
“唔，好吧，谢米格拉夫同志，”主席说，“你暂时可以出去。”
谢米格拉夫出去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果戈别里节说：“进去，喊你啦。”
他自己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心绪非常烦乱，他深信他不会被接受入党了。
果戈别里节走进房间里去了。斯里温科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主席望着果戈别里节，望着他那挂着许多勋章和奖章的宽阔的胸膛。他想，多么奇怪，这些在死亡面前并不畏缩的人们，英雄们，真正的英雄们，在他，一个党委书记——矮小的、瘦削的、非军事人员——面前，却这么惶恐不安。
他们的惶恐不安使少校特别高兴：这表现出这些人具有对自己良心的责任感，对最高称号——当代的先进者——的考试的责任感。少校想，这很好，他们觉得一个人够得上做一个英雄，做一个优秀的士兵，或做一个熟练的指挥员，但这还远不是说
：你够得上做一个先进者，做一个人民的领袖。最后，他觉得很快乐，人们明白，属于党——这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同志中间最优秀的人，被批准入党意味着你的品质得到了公认。
当少校望着果戈别里节热烈的眼睛，听着这个人低声的、胆怯的回答的时候，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闪过。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显然不是胆怯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勇敢的，热情充沛的。党委书记——党员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经过他——他想到，使得党内没有人玷辱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多么重要——对这个勇敢的格鲁吉亚人，对千百万象他一样的人都是重要的。
最后，他们把司务长戈杜诺夫叫按进去了。这个司务长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他的举止比较活泼。他讲述了他过去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阿尔泰边区“列宁的道路”集体农庄的生活。戈杜诺夫当过田地农作队队长，他的工作队被认为是集体农庄里一个先进的工作队和这个地区里最好的工作队之一。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戈杜诺夫是一个狡猾的人，在他担任司务长期间，他使他的良心沾了一些污点：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多领些东西，他有时侯向军需主任虚报连队人数。不消说，他自己明白，党委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象谢米格拉夫那样纯朴，虽然党委书记锐利的目光使他微微觉得惶恐。他甚至认为，凭良心，必须在这儿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但是他不愿意使自己蒙受耻辱。
所以他决定不讲出来，但是他心里想，他既然作了诺言，那就请放心，戈杜诺夫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并在心里对党委们保证：他决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进攻的前夜，党委会还通过了许多人——在历史上、性格上和外表上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中间有一个犯过重大的过失的人，如果这个过错被知道了的话，他永远不会被接受入党。可是这个人想：“谁会知道呢？我怕谁呀？”
但是当他看见了坐在这儿的几个神态镇静的人们，听见了笼罩在室内的一片紧张的寂静和主席轻轻的平心静气的说话声的时候，这个人忽然清楚地明白过来了，“他们会知道！即使不是现在，那么一年或二年以后，他们反正会知道的。”他汗涔涔地回答着问题，可是他的心却苦恼地渴想离开这里，逃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远远地离开这个辉煌的光明。
斯里温科终于出来了，走到他的人们那儿，疲累地说：“唔，小伙子们，恭喜。”
“什么，我也被接受啦？”谢米格拉夫问，立刻振奋起来。
“三个人都批准了。”
“那么什么时候拿党证？”
“啊哈，你把党章忘记啦！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拿党证还早呢。你们先可以拿到候补证。夜里政治部派人到我们那儿来发给。我们回去吧！”他沉吟了一下，把声音放低到耳语：“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把一个军事秘密告诉给你们听：明天进攻柏林！”
新的共产党员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回到前线去了，他们都觉得很幸福，可是显出异常威严的样子。
德国人的大炮在猛轰渡桥。他们不得不在岸边的掩蔽壕里等到炮击停止。一颗炮弹击中了桥，工兵们在颤动着的火光照耀下跟烈焰作着斗争。火很快就给扑灭了，好在有足够的水。急救队带着斧头和木板急忙向出事地点爬去。在桥下，人们象蚂蚁一样， 集在平底船和小船上，巩固着桥椿。
七个给打死的人被盖着房雨大氅，用担架从渡桥上抬走了。斯里温科和其余的人们摘下了战斗帽，叹了口气，向桥走去。
同时，一个胖胖的中将带着两名军官，跟他们一同急急地走到桥板上。士兵们恭敬地举手敬礼，他们站住了，让他走到前头去。
“渡河司令在哪儿？”中将高声问。
站在这儿的工兵军官们忙碌起来了，有个人沿掩蔽壕向左跑去，一会儿，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矮小的、瘦削的、没修过面的少将。他把细长的手举到帽边，自我介绍说：“渡河司令，工程部队少将恰依金。”
中将向他问好后，说：“我要跟您谈谈。”
“请吩咐吧，”渡河司令完全不象军人那样回答。
可是中将默不作声，渡河司令明白了他沉默的原因，他安慰地挥了挥手说：“他们都是自己人，工兵军官们。”
于是中将说话了：“元帅命令，在最近几天内把大炮运送到对岸。”
“已经有人在电话里通知过我。有多少门炮？”
“一万六千门。”
恰依金将军停了片刻后，慢慢地追问：“如果我没有听错，您是说……？”
“一万六千门，”中将重说了一遍。
恰依金给这个庞大的数字激动了，微微口吃地说：“好的……好的……到我的掩蔽部里去吧。请您把炮的重量告诉我——我把渡河地点指给您看……”
他们都去了，一会儿后，在夜的黑暗中消失了。
“你们都听见了吗？”斯里温科问。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第十章
谢列达将军和参谋们、炮兵们在前线第一道堑壕里进行着地形侦察，他刚刚接到进攻的命令。他从容地从北到南视察了他的战线，研究着德军阵地，并跟配属部队商议共同的任务和协同动作的信号。
师的阵地很狭窄，部队互相靠得很近。整个桥头堡塞满了军队，就象被压缩着的弹药，准备朝这个隐藏着的、黑黝黝的、等着挨打的地方阵地弹过去。
在归途中，将军在交通壕里遇到了加林少校。少校的手里拿了几卷纸。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师长问。
“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师长从加林受里拿了一张，把手肘靠支在交通壕的壁上，慢慢地把它读完。然后他把传单放在衣袋里，很快地继续往前走。
在路上所碰到的士兵们和军官们都拿着同样的传单。不远的地方有人高声地念着这篇通告，费力地、差不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因为天开始黑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和鲁缅采夫已经在观察所里等候着师长。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炮兵们和通讯兵们都在这里。有人在一盏自制的小灯的亮光下读着通告。
师长走到普洛特尼科夫跟前，拥抱他，吻他，并且说：“这样一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要结束这此战争了。”
他也拥抱和亲吻鲁缅采夫，然后问道：“空军联络员来了没有？”
十分钟后联络员到了。两个带着一架无线电机的人跟他同来。向每个人问好后，这个飞行员马上就用无线电跟自己的司令部取得了联络。他懒洋洋地微笑着问：“喂，你那儿怎么样？生活不忙吧？”
一个遥远的对话者回答说，生活不忙。
“谢天谢地，”一个飞行员在以太中赞美老天，“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取得了联络。请准备随时收听。”
稍迟，少校——党委书记——带着今天的会议记录来了。政治部已经填好了党证，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到前线去发给他们。电话不断地叮铃叮铃地响着。部队、后勤部队、炮弹弹药补充部、医疗营都来向师长报告他们已经准备妥当。
接着一切都静息了片刻。师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桌上放在他面前的地图，而他抬起眼来的时候，看见鲁缅采夫坐在角落里。
师长忽然眯起眼睛，招手叫侦察员过来。
当鲁缅采夫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师长问道：“你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吗？”
师长碰上了鲁缅采夫疑惑的目光，亲切地说：“唔，唔，别假装痴呆啦！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还要装得若无其事！……我从前真的以为你心里只有自己的侦察队……”
鲁缅采夫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脸微微红了。师长发觉他发窘，对自己微微粗鲁的率直觉得后悔。
“唔，好啦，好啦。”他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原谅，我不多说了！……可是我喜欢她，我会看人……我想给你做媒。不过，事情由你……我不多说了。”
“您说谁呀？”侦察员问，甚至有点生气了。
师长这才明白，鲁缅采夫当真觉得诧异，他自己也奇怪起来：“难道你们一直没有碰过面吗？”
他讲述了塔尼亚的来访，他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因为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接着他沉默了，突然站起来，嚷道：
“我的宝贝儿，她，那个可怜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你已经死了！”他敲了一下自己的额角，责备地说：“唉，糟透了！”
电话铃响了，师长拿起话筒。
“１０１号要跟您讲话。”一个遥远的女人的声音对他说。
师长急忙看了看新的呼号表——在进攻前它给更换了——立刻变得严肃了：１０１号是方面军司令员。
师长报告元帅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接着他又叫唤他的团和炮队。
师长在电话上讲话的时候，偶尔望望默然不语的温和的鲁缅采夫，他若有所思地站在突出着一架炮兵测量镜的窗口旁边。
师长微微一笑，放下话筒，说：“当我跟她讲到你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她的脸色就好了！她是那么惨白，我甚至以为她立刻就要晕倒了。你一有机会，就该去看看她。替我向她道歉，因为我那时候无意中说了出来，并且因此表现出对自己侦察兵的力量的不信任……”
鲁缅采夫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天色已经墨黑，温暖并且有风。一支还留在桥头堡的勇敢的夜莺在附近叽咕叽咕地歌唱。
在黑暗里有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入口旁边走动。
“谁在这儿？”鲁缅采夫问。
“是我。”
“啊，是你？”鲁缅采夫认出了卡勃鲁科夫。“马在哪儿？”
“我把他们安顿在坑里。”
“你该去睡啦。在这儿干什么？”
“我要跟您在一起，”卡勃鲁科夫回答。
这个轻轻的回答使鲁缅采夫发窘了。他凝视着传令兵，问：“你是哪儿人？”
“乌里杨诺夫斯克人。”
“明天就要进攻，你知道吗？”
“知道。”
“高兴吗？”
“高兴。”
“你有父母吗？”
“有一个母亲。”
“父亲呢？”
“阵亡了。”
“有爱人吗？”
卡勃鲁科夫沉默了，接着回答：“可以说有一个。”
鲁缅采夫谛听着夜莺歌唱，一边心里想：“这只夜莺趁现在可能的时候，应当飞出这里。”
“侦察兵在哪里？”
“在那边，稍微过去一些。”
“我们走吧。”
他们沿着交通壕走，一会儿后，他们听见了侦察兵们的说话声。侦察兵们都坐在交通壕里，抽着烟，轻轻地谈着话。
“家里没人能够猜想得到，”传来了米特罗的声音。“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知道些什么呢？不过是军邮号码而已……”
“至于明天向柏林进攻，”古施庆说话了，“这一点他们更不知道。大家都在睡觉，做着好梦。只有斯大林知道这个军事秘密。”
“斯大林是不睡觉的，”米谢尔斯基说。“我相信，他想念着我们。我绝对相信。”
“我很想知道，”米特罗说，“当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广播演说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真的知道这点呢，还是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呢？”
“他知道，”从黑暗中传来了伏罗宁的声音。“他把一切都算好了。他把经济上的和军事方面的一切都计划好，当然喽，也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啊！”
在很久的沉默以后，米谢尔斯基说：“我在战争的时期里真想念他啊。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很替他担忧。那时候我真想看见他，即使有一分钟也好，想告诉他，请他别担忧，我们会尽力做好疫情……我梦见他很多次呢。”
“我也是这样，”伏罗宁应和说，短促地和兴奋地笑了笑，并严肃地结束说：“那时候谁能想得到，我们会到柏林附近？他，只有他知道这一点，没有别的人……”
鲁缅采夫走得更近些，问米谢尔斯基：“侦察兵到了地点没有？”
“是，到了，”米谢尔斯基站起来说。
鲁缅采夫说：“我劝告你们到水沟里去洗洗脚，明天要走很多路呢。”
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往邻近的“格兰本”走去。在“格兰本”旁边有几门用树枝掩盖着的大炮。它们长而细的炮管和炮口制动器的孔清楚地显现在天空背景前面。
鲁缅采夫听见了米特罗亲切的说话声：“啊，全是大炮！比人还多呢！你甚至不敢站起来，生怕这些笨重的家伙突然开火，击中脑袋……”
德国飞机在头顶的高空中隆隆地响。
“投传单！”鲁缅采夫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喊叫声。
不久米谢尔斯基拿着一张传单从黑暗中出现了。
“您在这儿吗？”他问。
他把传单递给了鲁缅采夫。鲁缅采夫蹲在堑壕底，划亮了一根火柴，呵呵大笑起来。
不止他一个人在笑。
这些传单使整个前沿阵地一片哄笑声。传单上说：“投奔到我们方面来吧！”上面还说明了越过前线的口令。“我们保证投诚者的生命，并给予良好的食物和医疗。”
这些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传单，那时候这种传单预备了几百万份。现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的夜里，这些过剩的商品又被投到离德国首都六十公里的奥德河上来了！
我们士兵的哄笑声甚至传到了德国人的耳朵里，于是他们用机关枪扫射着，以防万一。
除了这些引人发笑的传单以外，米谢尔斯基在半小时后又拾得了另一张用德文写的传单。显然它们是投给德国人的，可是没有把距离算准确——它们也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那是戈培尔告第九军士兵书。
“第九军士兵们，”戈培尔写道，“我访问了你们的司令官后，深信保卫祖国，抵御东方草原恶魔的侵略的任务，已经由德国最优秀的士兵担当了，我把这个信心带到了柏林……”
鲁缅采夫回到了观察所——水磨坊里。从团里归来的普洛特尼科夫已经坐在这里了。师长依然全神贯注地俯身在地图上，喃喃自语，不时看表。
普洛特尼科夫读了戈培尔的“告士兵书”后，微微一笑，也看了一下表，脸色变得很严肃，对师长、鲁缅采夫、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和其余在场的人说：“喂，‘东方草原的恶魔’们，我们再过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章
炮兵准备在早晨五点钟开始了。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整个桥头堡。当耳朵微微习惯了炮声的时候，可以从各种炮声中辨别出统帅部预备队的重炮的低沉轰隆声。“卡秋莎”的闪光在天空中一闪而过。
两万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从容地、熟练地和顽强地轰响着。附近地区笼罩在紫灰色的烟幕中。
士兵们在堑壕里挺身站了起来，默默地倾听着令人胆寒的轰隆声。这里有许多老兵，他们听见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排炮声，可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和听见的是无与伦比的。
在炮兵准备结束前，普洛特尼科夫上校来看左翼一个团的士兵们，这个团奉师长的命令担任了主要的攻击。他命令他们把团旗拿到前面去。旗手，一个胸膛上挂了十来枚奖章的中士，爬出到胸墙上。因为他知道，本团的士兵们在他后面注视着他，而前面，也许，有一个没有给炮弹消灭的敌人正对他瞄准着，但是他笔直地、严肃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好象一座雕像。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跟着他爬上了胸墙。他的面容相反地，丝毫没有严肃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踱着，不时用手遮着眼睛，竭力想从前面濛濛的紫灰色烟雾中辨别出什么东西。
虽然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唤起人们去进攻，可是当他走过堑壕，看见浓烟的背景上一面红旗的令人感到温暖的深红色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演说是不需要的。站在后面的人们都曾经转战几千公里，在四年前就应召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忍受过伤痛、寒冷、酷暑，踏过冰和沼地——现在他们不需要什么鼓励的言辞。
当炮弹的爆炸声远离了的时候，因为普洛特尼科夫知道炮兵准备的图表，他明白，炮火是更深入了，于是他转身用日常的口吻简单地问士兵们：“我们走吧？”
士兵们都走了。一会儿后，他们在滚滚黑烟里消失不见了。只有那面红旗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在烟雾中间，时隐时现。
普洛特尼科夫很快地回到了观察所。这儿一切都紧张到极端，可是没有人高声说话，他们都等候着情况的发展。师长终于吩咐接通契特维里科夫，他用平静地声音对着听筒说：“报告情况。”
“第一道堑壕已经打下了，”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