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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习惯于心灵流露的鲁缅采夫发窘了，他把话题扯到事务上去了。他问奥加涅相，那本德文的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有没有保存着。事情是这样：德国人在退却的时候，扔下了大量这种特殊的防坦克炮弹，但是我们的士兵并不是个个都会使用这种炮弹。
鲁缅采夫说：“必须把这本使用指南译成俄文，在我们师部印刷所里印出来，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学习它，这将来是有用的……”
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答应把鲁缅采夫的建议报告给师长。
丘霍夫不知为什么不想离去。一种特别宁静的、亲切的和互助友爱的气氛包围着鲁缅采夫。
可是，已经是离去的时候了。
“你们的营驻扎在哪儿？”鲁缅采夫问。
“不远，”丘霍夫说，“驻扎在一个女地主那儿。一个有钱的女妖！她那儿到处挂着画。”
这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译员突然变得怎样了！他跳起来，抓住丘霍夫的手，喊道：“许多画？什么画？！”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丘霍夫答不上来。
“什么画？”丘霍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画。各种各样的。”
“画在哪儿？我今天就到您那儿去。”
他们看见艺术家这样着急，都笑起来了。
丘霍夫：“来吧。我们驻扎在那个村子里。从这儿就可以望见。有一座教堂矗立着。”
丘霍夫走到台阶上，解开马缰，登上马，往自己的连队疾驰而去。
第六章
当丘霍夫到达庄园的时候，他听见了士兵们哈哈的笑声和女人们欢乐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从一个给吓了一跳的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蓦地在院子中间停住了马。
果戈别里节，连队值日兵，好象给烫着了似的，从那个漂亮的荷兰女人身边跳开，用变了的嗓音嚷道：“起立！立正！”
笑声马上停止了。大家都站起来。微微受惊的客人们也跟着士兵们跳了起来。
丘霍夫并不下马，对司务长说：“高兴什么？”
戈杜诺夫急忙答道：“他们，上尉同志，都不是德国人……他们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这儿的雇农。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劳动人民，上尉同志。他们都吃过法西斯分子的苦头……”
丘霍夫说：“稍息！”
他跳下马，走进屋子里去了。
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女地主和斯里温科面对面坐着。在斯里温科的安乐椅旁边站着一个丘霍夫不认识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蓝帽子。要不是那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别人还当是熟人在聊天呢。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就站了起来。
“对女地主谈谈政治，”他微微笑着说，“很有趣！我问她，她怎么可以使用奴隶劳动，这是不文明的。可是她说，‘哎呦，这是什么奴隶劳动啊，人们工作，因为他们要生活，要赚钱。’于是我问——由这个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捷克人，他懂的我们的和他们的语言。‘既然人们在这儿都是被迫劳动，并且都是从别的国家被驱赶来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说什么？她说：‘他们会在那儿饿死，那儿的工厂都停工啦，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少人耕种田地……’于是我问：‘工厂为什么停顿？为什么会受到破坏？这一切全是你们干的，坏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沉默了。
这当儿，房门砰地一声给打开了。一群外国工人拥进房间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她的蓝眼睛闪出光彩。她向丘霍夫伸过手去，说了几句话，满脸绯红，显然她很激动。
捷克人翻译了她的话。马加丽塔代表全体外国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家属向上尉和勇敢的俄国军队致谢。
丘霍夫握了握她那纤细的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他觉得他在这儿，在这个微暗的、摆满了书橱的、宽大的房间里，好象站在全世界前面一样。他的说话应当有分量，自然，不是用诗来说，可是应当说得象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且还没获得上级的重视——这个年轻的荷兰姑娘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人怎会知道这点呢？在他们的眼睛里，他是强大的、无可非议的，并有全体苏维埃军队作他的后盾。
他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他很想逃到自己的房间去，可是不行了，外国工人们把上尉紧紧地围住了。
捷克人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丘霍夫，丘霍夫觉得很奇怪，这些用不常见的、只在翻译小说里读到过的名字的人们，看起来却差不多象俄罗斯人，象最普通的人。一个法国人的名字甚至好象叫达达尼昂，可是他却是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青年，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
他们问，他们是不是不久就可以回家，手续怎样：等候苏联当局的命令，还是不要什么手续就可以起程？其次他们所关心的是，要不要苏联指挥部签发的通行证，而且他们坚持地请求发给他们这种通行证。
荷兰人罗斯请求上尉先生准确地说明一下，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法国妇人麦加特·梅里埃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征用德国人的交通工具，还有——是不是可以用无线电或别的什么方法跟巴黎联络一下——要上尉先生发一个这样的命令。
随着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丘霍夫越来越窘了。他不知道要不要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步兵连长而已。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信任他，他不可以而且不应该让他们不信任他。在这个时刻，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万能的。
他的回答是：等，等命令到来。命令会及时颁布的。当苏联指挥部认为必要的时候。
他很满意自己的答复。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一个法国人，加敦内特先生代表他的全体同伴向上尉先生致谢，末了他问到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并请求代表本地一群得到解放的雇农和他，加敦内特先生本人向斯大林致谢。
不，当丘霍夫想到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斯大林的很亲信的人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笑。相反地，上尉的心里却充满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的感觉。他说：“最高统帅身体健康。不用说，他很高兴他的士兵们已经在这儿，在德国，你们的致谢会转达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想使他的话明确些，于是补了一句：“要是有机会的话。”
这好象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丘霍夫透了口气。马加丽塔用赞美的眼光望着他。女地主照旧坐在安乐椅上，不敢动一动。
这时候斯里温科对丘霍夫说，雇农们都衣衫褴褛，妇女们还穿着木屐。
丘霍夫严厉地望着老婆子，说：“给他们衣服和鞋子。”
捷克人高兴地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女地主连忙站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穿钥匙，跨着小步迅速地往门口走去。
兴高采烈的妇女们跟着她从她的箱子里挑选衣服和鞋子去了。丘霍夫派了司务长戈杜诺夫跟她们一起去，叫司务长监视着，不让这个——照丘霍夫的话，‘人民的敌人’——拿破烂的东西骗这些外国人。
妇女们拿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跑到她们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们嘻嘻哈哈讲个没完——这些衣服还得大大地改做一下，把旧衣服放大、改小、改短，使它们至少合乎一九三九年的式样……
哎呦，她们叽叽喳喳讲个没完。不错，这些俄国人都是真诚的青年，他们都知道，经过了这样的五年，这些妇女们在动身回国之前需要些什么东西！
男人们还在跟上尉谈话，可是这当儿街上响起了震耳的汽车鸣响声。用巨扇似的针叶树树枝伪装着的一队苏联重炮队在徐徐地开过村子。他们都跑出去观看那些巨大的重炮。
只剩下丘霍夫一个人。他在大客厅里慢慢地踱来踱去，那儿的四壁都突出着鹿角，它们钉在漆成黑色的小木板上——地主所夸耀的狩猎的胜利品。稍下挂着几幅画，都镶在镀金的镜框里。
丘霍夫觉得很自豪，可是这一次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而且更为所有的人——士兵们、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上尉米谢尔斯基和一切人而骄傲。对丘霍夫来说，这种感情是新的，所以他全神贯注地体会它。
窗外汽车呜呜地鸣叫，金属物丁丁当当作响，并传来了笑声和欢呼声。
门突然开了，马加丽塔走进房间来了。她指着她的一双崭新的黑高跟鞋，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字——显然她在向上尉道谢。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她长得很美丽，她知道这一点。他也长得很漂亮，可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她，微微卖弄风情地对他微笑着。他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军队和人民的代表，所以极力装出严肃而不可接近的神情。
她用手指着自己下颏说：
“马加丽塔……您呢……”
他明白了，于是回答：“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
她不懂这个长名字，皱了一下眉头。
“瓦西里，”他说，为了简单起见，他素性把父称省略了。
“伐西尔，伐西尔，”不知为什么，她笑了起来，好象很高兴似的。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两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们都不能明白不好意思的原因。“或许她有什么事情想要求我吧？”丘霍夫想，竭力避免仔细地看她。“或许上尉很忙，我却打扰他而又不说话？”马加丽塔在心里思忖。
她吞吞吐吐地不知说了些什么，等待着回答，可是他一句也没回答，因为他一点儿远听不懂。于是她施了个屈膝礼——丘霍夫甚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只在书本上读到过屈膝礼——就往门口走了。
她在门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到她的女朋友那儿去了，她对她们讲述这个上尉是怎样可爱和不可思议，他的名字叫伐西尔。
马加丽塔是桑达姆——阿姆斯特丹西北的一座小城——人。这座小城坐落在海岸边上，在旧堤附近，那儿有很多海鸥并且充满鱼儿的咸味。这座城市从前叫做萨尔达姆。一六九七年八月莫斯科大公彼得曾经到那儿去访问过。那儿直到现在还竖立着彼得大帝的纪念碑，俄国皇帝住过几天的那所瓦顶小屋仍旧保存着。城郊有一所用“大公”命名的锯木厂，以纪念彼得大帝的访问。
当马加丽塔思考着俄国的时候，她把这个遥远的国家想象成一个颤巍巍的、孔武有力的、不可思议的人物形象，他那高大的影子有个时候在她的故乡桑达姆僻静的小街上掠过。她甚至觉得德国和俄国打仗是遥远的、半虚构的事情，这件事对她或对她的同胞们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受奴役的荷兰人们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听着德国人在俄国大败的消息：他们之憎恨德国人不下于他们的祖先憎恨威廉第一时代的西班牙人。可是他们看不出这些事情和他们自己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事情突然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广大的东方天空已经不是那么遥远，已经不是另一个星球，如象这个从桑达姆来的，在牧师的布道中、在迎合低级趣味的报纸的谎言中和在黄色电影的虚构故事中教养长大的、十八岁的姑娘马加丽塔·丽英所想象的那样。
俄国人们——正是他们解放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同胞们。多亏他们，她不久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母亲、故乡的小城和海岸了。
她对俄国人是感激不尽的。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她初次感觉到她自己是在一股强大的和友好的力量保护之下。这股力量体现在这个个子不高的、体格匀称的、灰色眼睛的上尉身上了。
马加丽塔着迷多望着他，她很满意：他的身材不高，比她稍微高些，多谢上帝保佑，不象她一看见大概就感到害怕的彼得大帝那么高。
在上尉面前，她觉得她是安全的。她不再害怕男爵夫人冯·波尔克、她的管理人和各种“官吏”、“参议员”、“头子”、“队长”——这个复杂而可怕的轮舞队，现在这个轮舞队消散了，就象恶魔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散了一样。
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奥加涅相来到了领地。因为他预感到快乐就在前面，所以他走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跑上了楼梯。
他觉得好象回到他从前似乎毫无痛苦和困难就离弃了的什么地方——他在战前是一个博物馆参观指导员——，他带着突然出现的愉快的心情，想起了他的差不多忘却了的感觉——他的最初的、很久以前的、在色彩温暖的绘画之间的生活是不可更替的这个感觉。
战前有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军人到他所工作的那个美术博物馆里去参观。
奥加涅相喜欢给他们讲解绘画，而那时候他比那些可爱的、崇拜艺术的、一本正经的小伙子们更接近而且更懂得画。他们发现那些色彩鲜明的、没有生命的画含有那么丰富的意义和详细情节，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奇。虽然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上升路线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微微怀疑地倾听着奥加涅相关于前辈巨匠们失传了的秘诀和他们在色彩与结构方面的卓绝成就的故事。
在战争年代中，他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生活里和军事劳动中，看见了博物馆的参观者。
他们都是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渴望通晓一切和了解一切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是他们的性格最优良的特点之一，他们所以喜欢这个翻译员，就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们喜欢听他的关于艺术家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故事。他们都是兴趣偏于实践的人们，所以特别珍视达·芬奇的数学和技术天才。
士兵们对这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使奥加涅相感到高兴，并且鼓舞了他。他起初认定了堑壕、炮兵阵地、讨厌的德国俘虏、苦闷的刮风的夜晚和肮脏的掩蔽壕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不，士兵们都比他聪明而且比他更有远见。他们都知道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的东西：一切都在前面，将来还有生活，而斗争就是为生活而进行的。
现在因为他有欣赏画的预感，所以他以新的力量感觉到艺术绝不是跟前线生活的艰苦、跟他周围的军官们和士兵们的命运毫无关系的。因为画不过是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它的参观者。
奥加涅相由丘霍夫斯里温科陪同，缓步走进了客厅，那儿，在很多的鹿角下面都挂着画。
这里所有的画都是很好的复制品：列奥那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收藏在维也纳博物馆里的维纳斯和收藏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的鲁本斯所做的伯尔萨斯和安德罗美达、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里的佐佐内所做的维纳斯。它们旁边都挂着德国名画家的风景画和静物画。
奥加涅相象碰到了老朋友一样的高兴。因为他知道每幅画的历史而且知道得无微不至。他那没精打采的和淡漠的神情到哪儿去啦？！安东纽克会认不出这个活泼的、微笑的、显得年轻了的人就是他们的译员。
斯里温科不肯放过这样一个提高他的士兵们的文化水平的好机会，他把全体没有昼夜值班任务的人都叫到了客厅里。
奥加涅相被士兵们围住了，他开始用博物馆里职业参观指导员所特有的那种严肃而矜持的语调，给他们讲解这些画的意义和结构。
仿佛周围不在进行战争似的，仿佛在战线的北段里没有流血的战斗摆在士兵们面前似的，他们都很用心地倾听着关于那些作于五世纪前的遥远的意大利——但是现在已经不很遥远了——的绘画的讲解。
奥加涅相站在觉贡多旁边，愉快而亲切地望着她，越来越兴奋地说：“１５０３年的春天，列奥那多画成了一幅蒙娜丽莎——佛罗伦萨一个大名鼎鼎的市民觉贡多的第二个妻子的肖像。要是没有这个伟大的匠师的画笔，如今谁还记得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呢？蒙娜丽莎是拿波里人，生与１４７９年，十六岁就嫁了人。瞧，她神态悠闲地坐在安乐椅里，把两只手放在靠手上。请看她的脸，我热切地请求你们。细细地欣赏一下这张脸。
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呢？关于这张脸，人们为什么写述、谈论和争辩了差不多五百年呢？她的脸有很多表情。有些人说它表现出淑静，另一些人说它表现出温柔，还有人说它表现出羞怯，同时又表现出秘而不宣的愿望。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自豪、甚至傲慢。也有过这样的批评家们，他们认为这张脸有讽刺、蔑视、甚至冷酷的表情。这个美丽的微笑成了千古之谜。这些论断中哪一个最正确呢？大概都是正确的。艺术家在这个佛罗伦萨女人瞬间的微笑中成功地表现出一个女人多方面的性格：又热情又羞怯、又温柔又冷酷……”
奥加涅相擦去了额上的汗，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情打量着士兵们严肃的脸。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画布上的女人不仅仅是一张油画，而且是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他们极用心地观看着蒙娜丽莎。
“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个士兵从容地说，“战前设立了一所博物馆。他们运来了很多名画。那儿也有一幅这样的画。这是一幅名画。它跟前常常围着许多人。”
“这一幅蒙娜丽莎，”谢米格拉夫说，“当我到莫斯科去游览的时候看见过。那儿有人告诉我，它给人从博物馆里偷去过。”
“对呀，对呀，”奥加涅相证实说，“在一九一九年原作曾经被人从巴黎一个博物馆里偷去过，两年后这幅画才在佛罗伦萨被发现。”
一个上了年纪的、矮小的、头发微红的士兵突然问：“这样的一幅画要值多少钱呢？”
士兵们都嘘他，奥加涅相愤怒地咳了一声，可是他还是回答说：“很贵，至少五十万。”
这个士兵不禁啊了一声，接着他断定他们在哄骗他，于是轻蔑地说：“是不是德国马克？”
奥加涅相甚至气得脸都发白了。他开始激昂地向这个士兵证明：五十万大概还不是正确的数目，这幅画或许至少要值一百万。而且是金币，不是马克！
毕楚庚这才相信了。他沉思地站在这个双手叠放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