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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第9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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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亩的荒。五六个和她搞破鞋的野汉子帮着种,挣好大一份家业……”说着直摇头。

    郧素济哭笑不得,他天天看两刊一报,说到农村的情况都是“一片大好”,没料到还有这么奇葩的事情!

    驻扎警还在絮叨:“要在从前,村里有宗族管着,再不济,本门本房的长辈也在,总还有个脸面,断不至于这么乱来。如今村里都是不相干的外人,不少人没了爹娘公婆的管束都张狂起来,说什么:‘俺的身子俺自个做主,愿意咋用就咋用’。首长您听听,这还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有人叫俺出来管管,可是元老院给得手册里又没抓破鞋这一条,俺也不知道该咋办……”

    “搞破鞋总比‘赤眼鸡’出来**大姑娘小媳妇要好些,你说是不?”郧素济道。这远不是弄几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是“打击”并不会减少这样的现象,无非是从地上转为地下。再者“搞破鞋”也算是底层自行舒缓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

    郧素济和驻在警聊了不少时候,又掌握了些基层的情况。驻在警因为是垂直领导,与村里的关系是超然的,谈起问题来更无遮掩。他的工作又注定要接触很多阴暗面,很多原本和村民、干部聊天的时候得不到的情况,从驻在警这里都能了解到。

    驻在警还提到村里现在的户籍落不实,很多青壮年都出去进企业做工――人走了,可是企业和个人都不来本地调户口办手续,户口空挂情况很多。

    “现在要我拿常驻人口统计,俺都为难,户籍册的人数和村里的人根本对不起来!”驻在警诉苦道,“要是下来检查,说俺虚报俺可吃罪不起!”

    “为什么不来调,嫌麻烦?”

    “工厂里大约是嫌麻烦;个人嘛,还是不想丢了他名下的地!”

    郧素济想起来了,每个全劳力落户的时候可是分给三十标准亩的耕地的!半劳力也有十五标准亩。这种耕地只有“田皮”,没有“田骨”,也就是说,农户只有使用权却不能买卖。一旦农户不再耕种就要收回重新分配。

    “照规矩他户口一走,地就得回收。现在他户口不走,把地租给村里人种,公粮劳役就都算别人的了。虽然得的租子不多,好歹也是一笔额外的收入!”

    “怪不得,这里头的弯弯绕还真多哩!”

    他听得愈多,愈发觉得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不觉有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通讯,供两刊一报发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的想法。未完待续。

第三十六节 下乡笔记抄() 
《临高时报》编者按:

    正值“一五”收官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大,挑战空前。本报连续刊发活跃在元老院农业战线上的元老郧素济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基层软,农民生活不如人意”的现状,更加深刻理解马国务卿在第十二次国务会议上的“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指示。

    正文: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近期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村,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在海口农村下乡住村调研,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

    今天一大早我就赶赴平神岭下的新移民安置点龙塘镇潭口村。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只带了2名警卫员,搭乘天地会的渔船溯江而上。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潭口。这是南渡江西边的一个标准村,村民的房子整齐的有如军营,全村有移民160多户500多口人,旱地主要种植番薯,水浇地是双季稻加一季绿肥,十边地多种各种杂粮。据县里的干部介绍,经济水平在移民村中属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原以为农闲时候村里人会比较多。但是进村之后却没见几个人。找到村长才知道村里多数人都去出劳役了。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长老霍提出:“现在正是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时候,吃住的事情不急,先上工地看看情况。”

    村长老霍40来岁。朴实厚道,是我们从山东移民中选拔的优秀干部,他不想让我去,“工地上又是水又是泥的,首长您看看就行。”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怕脏怕苦还下乡做什么,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路上,老霍就提到村周围的低洼湿地太多,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往往内涝,“好好的地,没法种!”

    这一走才发觉这里的低洼地还真不少!这里是南渡江的一个回水弯子淤成的地,堪称水乡泽国。水塘水池星罗密布。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水利工程的工地。一到工地就看到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黄牛在车水。

    沟上沟下聚集了不少人。都在挑沟挖土。工具比较简陋,基本就是人挖肩挑,连独轮车也没几辆。这里地下水位很高,现在是旱季,沟底却有没过小腿的积水,不得不用牛不断的车水。民工们都卷起裤管在水中劳作,虽说这里天气要比大陆上暖和许多,冬天的水温亦很低,不由得深感农民的不易。

    正在堤岸上指挥施工的是个年轻少女,看模样还不到二十岁。然而工作却很老练。我问了下,原来这里的工程就是她设计的,同时负责主持施工。

    我暗暗惊讶她这么年轻就已经在设计主持工程了,再问才知道她原来是建筑规划界泰斗季润之元老的高足。已经跟随季元老学习五年了。是少有的全能型归化民建筑工程师。她和她的师兄季墅从十六岁开始就已经从事设计和施工工作了。设计建造过得工程遍及海南、台湾和济州各地。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我问了具体的施工情况,季园介绍说这是一套排水系统,包括排水渠道和配套的闸、塘,修成之后,可以排除大约1000亩土地的多余积水。

    “潭口的地形不利农业生产,”季园告诉我说。“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处于江边的丘陵地带,地势高亢,需要提水灌溉,另外一部分在江边的又地势低洼,反而需要排水。”

    我听了她的话,看来这里的农业生产要有个新局面,得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源。

    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我也按耐不住要参与进来。我让和我同去的警卫员在前牵牛,我在后面赶牛,没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小伙子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水车,但很听使唤。旁边一位烧水的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问这牛是谁家的?老大娘说这是合栓的牲口,原来村民大多比较穷,栓不起大牲口,最后在老霍的提议下,有七八户人家合栓了这么一头牛,即使这样还不够,申请了一部分贷款。

    “比伺候祖宗还精心。”老大娘说,“就指着它下了犊子还贷款。”

    听到这个情况,我感到痛心,没想到这里的农民还是这么穷!和我去过的几个先进村完全不能相比了,各村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了。

    因为还在年节假期内,下午到四点多就收工了。我随着大伙一起回到村里。潭口村亦是元老院为安置难民统一建设的标准村,房屋街道都很整齐,但是清洁程度不如人意。有的农户放猪在街上乱跑找食吃,不但不卫生,也容易传播疾病。

    和老霍谈了下村民的生活情况:这里的土地产量偏低,村里普遍还是一天两顿饭,早上干的晚上稀的。农忙的时候改吃两干一稀。吃粮总量和其他比较好的村差不多,但是细粮比例更少了,甚至杂粮比例也有所下降――老霍反映说村里经常食用南瓜“瓜菜代”的农户不少。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里的集体仓房,却意外的看到里面有一台崭新的小型蒸汽抽水机。问老霍,老霍说这是给高地上旱田灌溉系统做配套用得。

    顺藤摸瓜,我跟着他来到村北头,这里地势高,但是土地很是平整,老霍说这块地面积有200多亩。土地已经平整过,连接山坡下灌溉渠道的管道也整齐完好,连安装抽水机的地坪都造好了,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为啥不把抽水机装上?”陪同的村干部环顾左右:“我们不会。”

    后来,老霍告诉我,这个琼山农业示范红旗的“引水上山”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因为蒸汽抽水机安装是个技术活,使用的人也得经过培训才能上岗。但琼山没有会安装这个的师傅,得等临高调一个来装。

    “这一等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安装。”

    站在抽水机的水泥基座上上,我看到南渡江边有个水利工程似乎也没有投入使用。

    “那是‘千女堤’,去年县里组织上千名移民妇女修建的,连中央都来人哩,又是上报纸又是做宣传。可是春天里渠道就坏了,配套的闸门什么的也没到货。天地会打了物资调配的申请,可是上级还没批下来,没有水泥修,没有闸门,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引水上山”和“千女堤”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琼山虽然是海南少有的农业大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元老院农业精神,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从地里回来已是中午1点多,村长的婆娘在灶屋煮好了番薯粥,用油盐葱花炒了个煎饼花。上午干活,水田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喝了两碗番薯粥,吃了一大碗煎饼花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确切落实自己掏钱的原则。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村公所里,村里的主要干部都来了,民兵队长在山东当过兵,因为年龄大了退伍回来。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新话说得也不错。会计是我们自己的培养的年轻人。这里的台帐不全,经我的要求,老霍从柜子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村干部会议记录、天地会办事登记,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等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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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节 下乡笔记抄续()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看到有红白理事会的活动,我记得这个理事会是由临高的天主教会、新道教联合办理推广的,对此很感兴趣,便问了问这个理事会的工作情况。

    老霍说红白理事会的确做了不少事,特别是他们在村里搞得“澳洲礼仪”,因为场面隆重,花费又不多,最近愈来愈受到村民的欢迎了。问到具体做法,原来理事会采用信徒义工体制,各村天主教徒和新道教的信徒在本村村民有红白事的时候要出义务工,至于需要的各种仪式用材料、道具,都由理事会免费提供。主持仪式的司仪和诵经超度也由两教免费提供,很受群众的好评。

    翻到村班子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今年6月15日,内容乡里随机组织村民代表对村长、副村长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村班子是得到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看到有一页是村里的民主生活会,参加的除了村干还有村里的牌甲组头们。我注意到里面记录了一位叫郭晋的组头发言:“我今年经常被乡里抽调借用,很少参加村里的工作,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妇女委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干部,还是社会调查部杜主任的联系对象,也很少参加村里的工作,只认为搞好上级特别是杜主任直接交办的中心任务就行了,对自己村里的事很少过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基层干部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干部被多处使用的现状。

    看到村里有妇女委员,我有些奇怪:我走访了很多村子,除了临高老区一部分村子设有妇女委员之外。大多数村子都没有。潭口既不是模范村又不是老区村,怎么会设有这么一个职务呢?

    我询问了老霍才知道,原来该村是社会调查部主任杜雯直接蹲点的村子,所以这个村的裹脚情况、打骂妇女和女性扫盲情况都比周边的村落要好。特别是裹脚,在社调部几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运动之后已经完全绝迹。

    看来,我们的妇女工作也包括目前许多迫切需要扫除陋俗的工作,搞“三和一少”是不行的,对某些重点落后地区就是要多煮“夹生饭”。充分运用法律和专政的武器。

    我提出要见一见这位妇女委员,老霍很快就把她叫来了。原来霍守英是老霍的远房族侄女,看年龄不过二十出头却已经成了寡妇――万恶的孔有德兵变害死了她的亲人,现在她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可是从她的面庞上,你看不到一点颓唐的感情。看得出她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满了热情。我注意到她剪了短发――要知道这里的农村妇女虽大多不再梳过于复杂的发髻,却很少有人剪短发。

    “这样洗发梳头的时间就可以少很多。”霍守英说,“多出来的时间正好用来学习工作。”

    交谈中我得知她是杜雯亲自挑选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马袅农讲所的学员,最近还去参加了三个月的“妇女干部专训班”。和她交谈之后我发现她不但新话说得好,对元老院的政策掌握也很强。说起村里的工作头头是道,还多了一份女性的细心之处。

    谈起村里的妇女工作,霍守英说经过杜首长几次带人来“整顿”,现在打老婆风气已经有所收敛。但是村民大多对这一工作不理解,不赞同,多数人认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包括许多妇女也有相同的看法。

    “……有些妇女自己经常被丈夫打骂,却对我们的工作说风凉话。”霍守英述说的时候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甚至有人拿俺说笑话,说俺现在跳得欢。等以后有了婆家一样叫男人摁在炕上抽光腚……”

    她讲得时候虽然是用说笑话的口气,但是看得出这位妇女干部内心是有很大的波澜的。看来在农村要移风易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随后,我们又谈了其他事情,说到了许多我走过的各个村落都被反复提到的民生问题:彩礼、搞破鞋、光棍扒厕所……她还提到了男干部很少提到的妇女生育问题。

    “现在大伙生活安定。有吃有穿,妇女们生娃的很多,连快没了月信的妇女都有怀孕的,镇上几次来村里宣传‘到院生产’、“接生必须持有助产士执照”,可是俺们这里镇上有执照的产婆才三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再说去县里一趟也不容易。大多数妇女生孩子还是在家请抱腰老娘。妇女生孩子危险大,这几年本村因为生产过世的妇女就有几个,有的还是一尸两命。”

    说到这里,这位妇女干部的眼圈都红了。我深感在卫生保健这一领域,我们要做得工作还很多。

    交谈中我感到这位妇女干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钻下去做到底的劲头。

    随后,应我的要求,会计拿出了村里的土地和户籍档案。不但有详细的土地登记,还有略图。全村的耕地块非常整齐,是典型的我们测量员的作品。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首长的徒弟’丈量的。每亩面积完全一样。不再有大亩小亩的区别。”

    因为亩的面积完全一样,在分地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好地坏地的问题,当时总得原则是“以产定数”,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坏地多分。考虑这样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户的总收入。

    但是会计说这样实践下来问题很大。分到坏地的农户要投入更多的劳力去生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没有大牲口,种20亩好地都吃力,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种三四十亩!”会计说,“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杂粮。为了这分地的好坏,村里不少人有意见。要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好地坏地水田旱地,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反而要公平些。”

    关于这个情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应,看来我们工作中“拍脑袋决策”还是太多了,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出来,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指导,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产量很低。

    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种了一辈子地,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教自己种地。现在怪话少了,但村民还是很想种小麦。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这一点不符合标准化,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顾到合理性又能坚持标准化,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

    户籍档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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