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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决定观察者的主观认识，而是相反，观察者的主观认识决定事物的客观状态。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一时像掉进了云里雾里，难以判断是非。过一会老龚说下去：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用不着深究，我说这个就是想说明一点：常识这东西不够用也不可靠，人必须认同常识之外的事物并找到合理的根据。比如吃草，既然非吃不可为什么要把它想象得那么悲惨可怕？完全可以这么想：草和蔬菜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被人食用之前所有的蔬菜都被看成草，就说蕨菜，原先叫蕨草，当人开始吃了就改叫蕨菜。后来皇上吃了，就叫了贡菜，被当成菜中珍品。世上事情无定规。我说草没有营养。老龚说不对，植物不但有营养，而且营养极为丰富，甚至超过肉类。我说这是海外奇谈，不可能。老龚说可能不可能要由事实说话，拿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比较，以身体的大小论，世界上最庞大的动物是食草动物而不是食肉动物；以活的寿命论，世界上活得最久的还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我惊奇老龚怎么有这么多的古怪念头，而且听起来总是有理有据的，叫你无可辩驳。这时我想起陈涛曾提的“蛇能不能毒死自己”的问题，老龚一直没做回答，我也生出刁难他一下的念头，想想说：有的草有毒，人吃了会送命的，怎能辨别出有毒和无毒的草呢？老龚想想说：大多数的草都有一种草苦味儿，小部分的草没有味道，我不吃没味道的草，这样的草有毒的可能性最大。我问这是书本上说的吗？他说这个书本上没有，是他推断出来的结论。他说他坚信有毒的物质是无味的，无味才有欺骗性。要是毒药有异味，世界上就不会有毒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无话可说，无法反驳他，也无法相信他。我觉得老龚太自负，走到吃草这一步仍以哲人自居，谈天说地，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怎么是这样的不可救药？
此刻，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老龚和陈涛已经成为沼泽地上的生物了，尽管有人吃蛇有人吃草有人吃野菜，我们与人类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属于北大荒里的这片沼泽地，是衍生于这沼泽地的新物种。
我不想说自己死过一回，不是那么回事。人生是一回，死也是一回，不再有多，大活人说死过一回其实就是昏过去一回，昏不等于死，但接近死。昏的过程是人在生死之间徘徊的过程，是生命的千钧一发，是命运的非此即彼，这状况大致相同于老龚所说“薛定谔猫”理论中的那只箱子里的猫。猫的生死决定于人眼的一瞥，而那天我的生死则决定于老龚和陈涛的一瞥。
他活过来了！我听出是陈涛的声音。很轻，像从天边飘过来的。也很悦耳，像出自笙管。
我看见了陈涛和老龚，同时产生了意念：我这是怎么啦？
陈涛告诉我，昨天打井我昏倒在工地上，是他和老龚把我抬回来的，昏迷了一天一夜。
老龚安慰地朝我笑笑，露出他的绿牙，说：幸亏地面松软，没摔出硬伤，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我说很累，想睡觉。
那就睡吧。老龚说。
再醒来，天还亮着，窝棚里只我一个人，我试着活动一下身体，觉得还听使唤，便慢慢从铺上起来，走到窝棚外面，看看天上的太阳，我知道是傍晚。
夕阳照耀下的沼泽地空旷而寂静。
真是奇怪，光天化日之下我的意识突然闯回到梦境。我不知道梦是什么时候做的，是昏迷中？还是苏醒后的睡眠中？我不清楚。我属于多梦的那类人，几乎每觉必梦，哪怕是短暂的午觉也不例外。我一般不回忆梦境，我听人讲想梦会损害记忆力。但这次不同，我努力回想梦中的情景：我又见到了母亲。是在家乡的河边（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随母亲住在原籍乡下，后来随父进城读书），母亲坐在水边洗衣裳，用棒槌捶衣裳发出响亮的“砰砰”声，我想给母亲一个意外，提着脚跟从后面向母亲走过去，走到母亲背后她也没发现我，还是一下一下捶衣裳。从近处看我突然发现母亲本来花白的发髻变黑了，当时我想：母亲怎么返老还童了呢？我把眼光转向四周，发现许多东西都变了模样，河堤上的桦树变成了柳树，河上的石桥变成了木桥……梦到这儿就断了，下面又接到我走在桥上，是向离村子去的方向走，桥上满是青苔，很滑，我很小心往前走，梦这时又模糊了，后来不知怎么又回到母亲洗衣裳的水边，母亲变成了冯俐，小冯头上绾了个像母亲那样的发髻。我非常疑惑，问小冯咋留了发髻，小冯说老人不都这样吗？我说你可不是老人。小冯说是的，我就是老人。我说净胡扯。这时小冯指指河水，说河里的鱼真多呀。我果然看见水里游着许多鱼。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说凭着这么多鱼不抓真傻呀，咱们快抓鱼熬鱼汤喝。我正要下河被小冯一把扯住，说你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想喝鱼汤还用得着抓鱼么？我说你真怪，不抓鱼咋能喝上鱼汤呢？小冯指指河水，说鱼在里面，这不就是鱼汤吗？我心想小冯咋啦？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小冯走到水边，弯腰捧起一捧水举到我面前，说喝吧喝吧，这是正宗的鱼汤呢。我心里还在想小冯真怪，可还是听从了她，把嘴对着她的手喝了起来。这时就更奇妙了，我觉出满嘴都是鱼汤味，又鲜又美的鱼汤味儿。我大口大口地喝着。再往下又模糊起来，似乎回到了校园里，也似乎是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不再往下想了，我觉得头痛，心想头痛一定与刚才想梦有关。我不往下想梦，刚才想起来的梦境却老在脑子里转悠。谁也不会把梦当真，可谁都想从梦中寻找些什么。我敢说没人像我们犯人那样在意梦了，平时一个重要话题便是相互交流和诠释各人的梦，可以说梦是我们犯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惟有梦才能冲破关押我们的牢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事情可以由梦来完成。尽管虚空也多少是一种安慰。当然有的犯人也因梦引发出许多麻烦。在清水塘农场管教曾暗示犯人要向当局报告同监室犯人夜里说的那些体现反动思想的梦话，于是犯人中那些“积极改造分子”闻风而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竖起耳朵听狱友的梦话。这种事说起来像天方夜谭，却是事实。谁要听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要去找别人就找我们犯人，怪事多得像沼泽地里的蛇。
傍晚时分，老龚从沼泽地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野菜，是给我的。他像伺候病号那样将野菜熬熟，端在我的面前，叫我吃。我要分给他一些，他坚决不从，说已经吃过了。我自然知道他的“吃过了”是怎么回事。不知怎么，只要看到老龚我的眼前便显现他趴在地上吃草叶的情景。我不想规劝他什么，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但愿口粮能早点发下来，结束这一切。我问怎么不见陈涛，老龚说陈涛去场部了。我眼前一亮，问是不是为口粮去的。老龚说他是去给栾管教进贡（送蛇），顺便问问口粮的事。老龚后面这句话又燃起了我的希望，也许正是这希望使我的心情好转了。借陈涛不在场的机会，我向老龚询问一些事情，人在病中是喜欢唠叨的。无边无际的唠叨，也不管该说不该说，该问不该问。老龚倒不介意，我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
老龚你真的是天津人吗？
天津郊区，离市里十几里路。
家中有什么人呢？
父母都去世了，有老婆——离婚了；有孩子——跟着他妈。
这到底是算有呢还是算没有？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为了孩子，也为了老婆。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不离婚就不行吗（这时候我想起吴启都一家的遭遇，心想离与不离还不是一样的）？
也不是不行。不过不离又有什么实际的不同呢？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活着。活到从这里出去。
出去以后再怎么样呢？
教书。只要让我教书我就不选择别的。
家庭呢？
要是那时候老婆还没改嫁，我就向她提出复婚。
她会同意复婚吗？
我想会的。
看来你们的感情不错，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也可以这么说。
老龚你说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
终还是要结婚的吧。
那太监不就是不结婚么？
因为他们想吃皇帝老子的饭。
那和尚呢？
因为他们想吃老佛爷的饭。
我觉得太监和和尚是些活得明白的人。
但是你现在既当不成太监又当不成和尚啊。
我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当劳改犯。
是啊，别的甭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
陈涛是在天黑以后回到“御花园”的，两手空空。他一天来回跑了四五十里路，疲惫不堪，情绪也很不好，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烧香引出鬼来了。原来他给栾管教送蛇被另外几个南方籍管教看见了，也向他索要，说什么要一视同仁。虽是玩笑着说，可他不敢玩笑着听。今后他得不断穿梭于场部和“御花园”之间送蛇了。我问他口粮情况如何，陈涛说根本没戏，说这次去场部在犯人中间听到一些情况，缩减口粮根本不像栾管教来说的支援解放军，而是整个农场储粮虚空。去年向上报的产量太高，超出实际产量，上面按上报的产量调运粮食，自然就出现了虚空。另外他的情绪低落还因为证实了我对他说的摘帽解教的前景黯淡。我和老龚问他大场最近有什么动态，陈涛听了愤愤说：什么动态？动态就是挨饿、死人，没这两样还算得上劳改农场么？陈涛又说这次回场听见两桩新闻，头一桩是跑了一个犯人。我心想这算什么新闻呢？又问第二桩是什么。他说第二桩是这个逃跑的犯人又回来了。我说这家伙折腾个啥劲？神经病。陈涛说跑出去才知道不跑比跑好。我和老龚便不再问。
晚上睡觉前陈涛突然对我说：老周，明天跟我一块去抓蛇吧。我听了一时没说出话来。陈涛接着说：天气热起来了，蛇越来越难抓，可我们需要更多的蛇，管教要送，我们自己要吃。
我们？我看着陈涛：我们指谁？
陈涛说：你和我，还有谁？老龚早说了饿死也不吃蛇。
我也不吃。我说。
你已经吃了，陈涛平淡地说。这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大概老龚也没说，昨天你昏倒的原因很简单，饿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不是医生也诊断得出来，为让你活过来，我喂了你蛇肉和蛇汤……啊！我像被蛇咬了那般惊叫一声，立刻有种急于呕吐的感觉，我赶紧向窝棚外面跑，但被陈涛一把揪住。他瞪着我吼：你他妈少来这一套！
你——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横蛮震住了，向喉咙上升的呕吐也被压住，我不认识似的盯着陈涛，说：老陈，你——你，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么？陈涛愤然打断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中央首长吗？你是省长是专员是县长吗？你是外国人吗？看把你高贵的，把你忘乎所以的。我给你提个醒，你他妈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犯人，是一条关在笼子里的狗，快饿死的狗！
陈涛劈头盖脸地臭骂，把我骂懵了。我木木地站在那里，嘴里蹦不出一个字来。
陈涛没骂解气，继续骂，但声调降低些了：人得识时务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得有自知之明知道吗？人贵有自知之明。到了现在这份上，老龚你也给我听着，别他妈猪八戒夹着两刀烧纸混充斯文。都当了劳改犯了，还自我抬高说什么“兴湖农场是全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文化程度高又怎么样？大学教授还不是向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管教警卫点头哈腰，屁颠屁颠跟狗似的。快收起这一套吧，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老周，还有你老龚，咱“御花园”要是再昏倒了人，我老陈是不救的，死了也不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
这一晚我没睡着觉。
栾管教再次来“御花园”视察完毕后将我带回了大场。开始他保守秘密，说把我带回大场是场部的指示，具体什么事不晓得。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又像以往遇上这类摸不着头脑的事先反省自己。到“御花园”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当中并没做什么越轨的事啊。当然，如果以在大场时的状况为基准，须检讨的地方还是有的，如劳动和思想改造都有些放松，甚至可以说是放任自流，还时常发一些牢骚，还有瞒骗行为。但这些问题管教是不清楚的，因此不可能以此向我问罪，而且撇开老陈老龚单单向我问罪。又想会不会是陈涛向管教打了我的小报告？想想可能性也不大。我说过陈涛虽然是个有不少歪歪毛病的主儿，但人并不坏，有口无心。这种事还做不出来。后来我也就不想了，也无法集中精力去想。一是身体很虚，怕走了神摔跤，二是我手里提着陈涛送给栾管教的蛇，一旦摔倒了蛇就会伺机咬人。我基本上是提心吊胆走了一路，好像手里提的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炸的地雷。
到了场部谜底才揭开，原来是有外调人员找我调查，这种事对我们犯人一点也不新鲜，在清水塘那一年多我就摊上好几回。一次是K大来人调查姜池（问当初我给学报投稿是不是姜授意的）。一次是双山农场来人调查程冠生，还有一次苏英所在单位来调查苏英（在苏英第二次探视我之后）。这一次来的两个人穿便装，一下子难以判断是属于哪类人。但等他们一开口，身份也就明确了。不妨把开始的一段问询写出来，相信任何一个被判过刑的人都清清楚楚了。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下面依次问的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个人履历。已了解于胸，来人是司法机关的正宗审讯员，不是劳改劳教单位的人，更不是社会单位的人。说心里话，一旦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的心不由得紧揪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现在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明知没有亏心事也害怕鬼叫门。想到可能牵扯到自己的生死攸关，原先那种松松垮垮的心弦绷紧了。
我注意地观察他们一下，一个四十岁左右模样，小眼尖下巴；另一个三十四五岁样子，也是小眼尖下巴。冷丁一看就像是亲弟兄。
他俩也盯着我。开头是“老兄”向我发问。盯了一会儿还是兄长继续发问。不等开口我便明白，下面该是告诫“竹筒倒豆子”了。他说了：周文祥我们已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在改造期间应该努力劳动认真学习，服从管教遵守场规，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对人民有用处的新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我们向你调查一个人的情况，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不许隐瞒，要竹筒倒豆子！一旦我们发现你不老实报告事情，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明白不明白？我说明白。心里在想一件尚不明白的事：这遭要调查哪一个呢？
“老兄”这才开始了正题，问：周文祥你认识一个叫冯俐的人吗？
冯俐？我脱口而出，急问：她，她又怎么啦？！
你别激动嘛。老兄眼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回答问题：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我不会说不认识。我刚刚松开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起来，我觉出心在疼，像被刺的那种疼。事情的凶险是不难推敲的，如果冯俐在劳改农场，一般性的外调应由劳改单位来承担，而情况不是这样，是由检察机关（我直觉中觉得这两个人是检察官）直接插手，这是非同小可的。准是冯俐又犯了“天条”，惊动了检察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要接手处理。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呢？“老兄”继续问道。
她是我未婚妻。我答。
可从案卷中看不出，几次审讯你都讲你没有未婚妻。
我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是难以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清楚，头一次在草庙子看守所受审时冯俐还没被捕，我不想牵连到她。直等到了清水塘，我开始说出和她的这层关系，这时已不存在连累的问题了，而且我想利用这种关系对她施加影响。就这样。可现在我该怎样回答呢？
你说呀，怎么忽然跑出个未婚妻来了？“老兄”问。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老弟”记录中间插空补充。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