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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旧天娱也砸钱，却把钱砸下去做艺人、出唱片。在没有任何评估、没有任何靠谱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对一张唱片的广告投入就高达两百万。
王伟说，“超级女声”对天娱传媒来说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等于是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是，虽然“超级女声”这四个字是你的，但是你在攫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就要立即开始积蓄能量，把“超级女声”这个品牌迅速地、巧妙地转化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天娱传媒这四个字才能长久，才能可持续经营。任何一个节目品牌都是不可能永远长久的，除非你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为什么可以几十年常播不衰？因为它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需要，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后面有强大的政治机器在推动。但“超级女声”是一个以时尚为主流的娱乐品牌节目，靠收视率支撑，民众的口味今天可以把你捧上天，明天就有可能弃之如敝屣。这没有办法，时尚潮流和大众口味，不是哪个公司所能左右的。但是，如果你整个企业的品牌做出来了，意义就不同了。这就类似于某一个具体剧目跟舞台的关系。单一的剧目重复上演，观众肯定会流失，但只要舞台不垮，并且不断有精彩的新剧目轮番上演，你就一定能吸引观众、留住观众。
王伟就按这个思路去忽悠王鹏（前面说过，王伟是一个很有忽悠能力的人，在他的辞典里有一个词条，叫忽悠是生产力。王伟这样解读这一辞条：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明细的社会，现代企业做生意不可能小而全，单打独斗难得有大的作为，必须在方方面面跟政府、别的企业和其他的团体、实体合作，要合作就必须先影响别人，取得别人对你的充分信任，别人信任你了你才有机会）。
但王伟这次没能把王鹏忽悠过来，资源依然没有任何有效地整合。
王伟对旧天娱传媒太有感情了，他太想把它经营好了。当他们借助湖南卫视的力量，甚至借助全国全世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力量搭建了一个那么好的舞台的时候，他的同志和同事，却用来在上面睡觉，韵味着刚才的热闹与喧嚣，全然不顾那舞台可能会被另外一拨人冲上去把他们赶下台，或者由于搭建匆忙成为“豆腐渣”工程而随时垮掉。
一个人要有理想和激情，一个公司也要有理想和激情。
但是，王伟感到不管是他自己也好，还是王鹏也好，还是旧天娱传媒别的高管也好，还是天娱传媒的顶头上司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也好，甚至还是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上面的领导也好，似乎都被一根或很多根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了。顺利的时候，你可能还感受不到那种束缚；但只要一遇到一点阻力、一遇到不同的利益诉求，你可能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最安全的做法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领导要干吗就干吗。
领导板着面孔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无为而治吧。
王伟真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不过，如果我们用一种行政人员的惯性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王伟要用两千万去改造公司、打造新节目的想法太不现实了，几乎完全不具有操作性。
太激进了。
谁会拍板花这么大一笔钱做研发？万一弄砸了呢？会不会有人查这笔钱花到哪里去了？其中有没有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活动？再说了，请谁来公司进行法人治理？我们不行吗？现在我要从公司调钱就从公司调钱，要往公司派人就往公司派人，如果公司完全按《公司法》的条款规范运作，钱我还调得出吗？人我还派得进吗？
中国男人之间的交情，常常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这种情况居然也能套用到旧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头上。在湖南广电，频道与频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常常是互相对掐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是明掐还是暗掐。“超级女声”越火，两家的关系越敏感。有时候，湖南卫视可能不会很认同旧天娱传媒的一些炒作；有时候，各自会很在意谁是不是抢了谁的风头；至于一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言辞伤害，来不及澄清的误会的叠加，就更多了。
我们不要忘了那是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这还是大家愿意公开说的，不愿意公开的议题（类似于古代的腹谏）更具杀伤力，比如说，到底谁是超女之父呀？每个人都免不了心里嘀咕，真是一地鸡毛。
当一件事情跟自己没有血肉相连的利益关联的时候，得过且过就可以了。这是当下很多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
一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是否也是这种心态，我不得而知。所谓的事业心是需要强大的内在动力驱动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兄弟，你就别那么认真了，何必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王伟跟这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是旧天娱传媒和湖南广电，其实都装不下他的理想与激情。
我挺有把握地猜想，这是有那么一天王伟敢于那么决绝地离开天娱传媒的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王伟渐渐也明白了，他不可能对王鹏期望太高。其实，王鹏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心境和心思。
真是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自从“超级女声”火爆以后，王鹏所拥有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便岌岌可危起来了，已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
从2005年开始，2006年、2007年，每年十月份左右的董事会，王鹏都要例行公事地过一次关，面对各种各样质疑于他的声音。有时候做企业，把它经营垮了，可能还没有人管你；你要是搞得红红火火，对于企业法人来说，各种风险反而是很大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其实，旧天娱传媒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部，一个政治部，有权要求王鹏做政治上过关似的述职报告。
很难说其中没有暗礁险滩。
我猜想，王鹏所感受到的困惑、烦恼和痛苦，应该一点也不比王伟少。
推而广之，其实在张华立身上，在欧阳常林身上，在魏文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感应该也都不会陌生。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何尝没有体会到禁锢与无奈？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的政谋得怎么样，当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组织的鉴定。
我忘了消息来源，说本世纪最初的两年，湖南广电准备进行第三次改革时，曾经酝酿过公司私有化问题，尽量使单一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让职工参股。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但我觉得相对于成立几家由湖南广电或哪个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它应该是市场化的根本。产权的明晰和变化，首先会带来决策程序方面的变化，最权威的声音将不再来自于某个行政机关的领导，而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我们知道，来自于行政机关的声音太混沌和太强大了，任何个人的诉求在它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在面对市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过去那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能逐渐减弱，如果以股份红利为基本分配方式的财富获取方式能得以实施，变成了股东的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便会油然而生，生命的激情也将随之昂扬与迸发，整个机器将正常而飞速地运转。
当行政与企业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行政权力很容易导致利益的分摊，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化，当所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且外面还裹了一层迷雾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而行政权力的手是无法解开那团乱麻的，是无法拨开那层迷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某个人某些人，身兼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他或他们的每一次发声，将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小集团小集体的拥戴和排斥。
改革真的有难度，如果一切都还过得去，干嘛要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事？
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切真的有那么难吗？生个孩子还要阵痛、流血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对于现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某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市场化经营问题，泾渭分明地分开？
毕竟，市场已经证明，在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国有企业的生存，是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的，它对一部分人是一种福祉，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损害。也许只有在垄断性的领域，国有企业才能生存，它所要防范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产经营者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至于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可持续勃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非垄断性的领域，某些国有企业就算做好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跟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们又该说故事了。
2005年的10月1日下午三点，王伟从长沙只身飞往成都。
因为王鹏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场“超级女声”的演唱会，那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第一场巡回演唱会，那一届超女的前三甲中的李宇春、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全部来自于那里，那也是“超级女声”的巅峰时刻，也是旧天娱传媒辉煌的起步阶段。王伟飞赴成都可不是为了看演唱会，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前一天，2005年9月30日晚上，娱乐频道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除了王鹏没有参加，旧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都参加了，这个会上明确表明了以下信息：旧天娱传媒管理太混乱了，应该进行全面整合。并且经营不如预期，频道有关领导在会上明确表示，做生意很简单，不就一分钱的投入，一分钱的产出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那是谁都能干的事！
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而说到“天娱”、“超女”、娱乐节目、中国电视、他个人的前景，他又显得异常平淡，随遇而安，从不奢谈理想，从不愿描绘宏图伟业。
据说他曾在儿子出生时，把他儿子的小脚印刻在石头上，书“御风而行”四字，再添感言一段：“娇儿××丙子年三月廿四诞于长沙，为父母平添一喜一忧，一喜者家中添丁王姓有后，此常人之喜，一忧者恐其日后不学无术误入歧路，此亦为常人之忧也，为父母皆为凡夫俗子，亦不敢奢望娇儿成就大业，唯愿其日后以平常之心独善其身是也。”
“独善其身”，其实是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御风而行”，也许便是他的商人哲学了——他说，简单点儿，就是“见风使舵”呗。
王鹏的处事态度包括他对他儿子的态度，总让我联想到他对“超级女声”和旧天娱传媒的态度。
有了这样的“舵手”、“掌门人”，旧天娱传媒是喜耶忧耶？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简要地谈一下旧天娱传媒关于艺人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一些情况，细心的读者将发现，它们会与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所谓的“权威解读”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艺人经纪。
艺人经纪曾经是湖南广电领导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旧天娱传媒的主营业务，当初之所以要和北京的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合作，也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后台老板李小麟以前就是专门做艺人经纪的，旧天娱传媒需要借鉴人家的管理经验。
现在看来，天博宏达从旧天娱传媒退股是一种双输的格局。
李小麟和娱乐频道未能成功地度过磨合期，以至完全没有享受到“超级女声”的胜利成果；股本结构更趋单一的旧天娱传媒，则一度赚过很多钱，外界传言几个亿，实际上大约五六千万，但因为对艺人经纪的专业知识完全不了解，不得不走上很多弯路，甚至犯下一些低级的、致命的错误。
事隔三年多，最令人羡慕的开局已不复存在，正好应验了那句“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老话，因为管理队伍恶性膨胀（旧天娱传媒的员工人数一度达到300多、月人员工资将近120万）、因为盲目投资，不仅赚的钱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甚至还亏损了一两千万，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息。
分管艺人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也姓王，叫王珂。